崔昱昊

内容摘要：《寒夜》是巴金先生一部描写家庭社会问题的长篇杰作，该书聚焦于图书公司小职员汪文宣的家庭，生动地刻画了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的悲惨生活。同时，作者以男性的视角对于家庭中女性的塑造也尤为深刻，揭露了女性在时代与家庭双重悲剧下的困状与挣扎。本文以女主人公曾树生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她的三重困境和在困境中的矛盾心理，探究女性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并思考现实背景下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与妥协。

关键词：《寒夜》 女性悲剧 角度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有过这样的定义：“所谓悲剧，指的是通过描写主人公与占优势的力量发生冲突，最终达成悲惨或灾难性的结局。”而其中的优势力量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环境以及命运的桎梏。

在小说《寒夜》中，有两个主要的女主人公，一个是汪文宣的母亲，一个是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汪母虽然由于动荡的时局被迫由曾经的知识分子沦为了“二等老妈子”，最后还经历了老年丧子的痛苦，但她自身并没有较强的抗争性，相反她更像是一个封建纲常的卫道士。相比而言，在困境中不住挣扎纠结，最后在寒夜中走向“深渊”的曾树生所带有的悲剧性更为突出。

一.现实面前女性的挣扎

曾树生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她和汪文宣曾经同为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那个时候的他们“脑子里满是理想，他们的教育事业，他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希望以兴办教育改造社会。

然而上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日军侵华的脚步逼近，一家人被迫离开上海，迁居到了“陪都”重庆，在霜寒雾重的重庆，他们理想所迸出的火焰也被厚重的现实熄灭了。一家人一边天天警戒着敌军飞机的轰炸，一边只能靠着微薄的收入买着物价飞涨的物资。

鲁迅在《伤逝》说：“人必先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然而在那个活下来都需要拼尽全力的时代，树生却并没有放下心中对生活的热爱，没有消沉堕落，始终坚守着内心对于自由幸福的追求。当然这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在现实面前她还是要做自己所不齿的“花瓶”，靠着“贩卖”美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生存资本。

她一边抗争着战火之下苦难的生活，一边又妥协着放下了理想，最终还是要依附于男性生存。无论是放不下负疚感而一直不忍背弃病重的丈夫，还是抓住陈主任这根“稻草”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她始终无法真正摆脱缧绁，面对现实只能无助地挣扎徘徊，看似独立自主的外表下隐藏了无数的心酸。

在那样的社会中还有千千万万个“曾树生”，她们是有独立生存的经济能力的，但并不能支撑她们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理想，而又恰逢那样动荡不安的时代，便只能在灰暗的现实面前朝着她们心中的自由奋力挣扎着前进，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她们终究还是要依靠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但这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哀，也是理想跌入现实的悲哀。

二.家庭之下女性的受迫

在本应是“避风港”的家中，树生能感受到的只有淡薄冷漠的寒气和无休止的压迫。因而她无法放弃在灯红酒绿的繁华生活中获得的一丝“暖气”。

儿子和丈夫一样永远都是病恹恹的，甚至有着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老成持重”，她本就厌倦了丈夫过分的“老好”，由此便很难同儿子建立起亲密关系。由此看来，尽管生活贫寒却坚持供儿子去贵族学校更像是对疏远儿子的一种补偿。

而婆婆对于她则只有无休止的数落与谩骂，无时无刻不用言语压迫着她，想把她赶出这个家。细品每一次的矛盾，其实树生并不是导火索，她反而希望讨好婆婆来换取平静的生活，真正的矛盾几乎都是由婆婆引起的。汪母历来看不惯这个“不守妇道”的儿媳，这一点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汪母是旧式传统下生长的女性，终生信奉着封建礼教的她不满于渗透着新思想的儿媳各种自由随性的行为。她不满于两人自由恋爱，甚至沒有正式的婚礼。因而在她的潜意识里，树生不过是儿子的一个“姘头”。她不满于儿媳天天“当花瓶”早出晚归，而不是在家相夫教子，正因她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贤妻良母”，她受尽了旧社会对于女性的一切压迫，因而对代表新时代女性的树生才分外反感。书中可以看出，她对儿子的照料几乎是无微不至，因而她才会越发觉得做不到这一切的曾树生是吸吮着儿子幸福的一只害虫。

其次，正是由于汪母对儿子深厚的爱，才导致她愈加厌恶这个抢走了儿子的女人。这种畸形的爱导向了对树生畸形的恨，也因此当每次儿子挂念树生，她都要在旁历数儿媳的不是，甚至全然不顾儿子的心情，而她却不知正是这一次次的数落让儿子变得更加忧郁愁苦，儿子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都正来自于婆媳关系的不和。

一开始树生为了丈夫的健康与家庭的幸福，放下隔阂扛住压迫，甚至幻想与她和好。但汪母无休止的攻击击碎了她的幻想，于是她也开始一次次回应，尽管如此她依然抵不住汪母的恶意。“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的她在家中能感受到的除了丈夫和儿子身上的暮气，就是汪母投来的敌意。她知道文宣爱她，她也爱着文宣，但她在这个深渊一样的家庭里看到的只有压抑和痛苦，汪母对她无时无刻的压迫使她终于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于是在抗争和妥协都无果之后，她还是选择了出走来逃避这一切。

三.桎梏之中女性的迷失

曾树生敢于突破世俗的藩篱，她不甘做闺中的小女人沉寂于柴米油盐，她有着自己远大的抱负，与文宣大胆地自由恋爱，同居生子，按理说已经是一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了，然而她还是无法完全荡涤几千年封建礼教的烙印。传统观念上的妻性、母性、伦理观念都潜移默化中左右着她的思想和行为。在世俗和思想的桎梏下，在寒夜里迷失方向的树生，“只能向深渊走去”。

自五四运动以来，女性意识的觉醒都是从反抗父权的压迫，追求自由幸福开始的。在汪家，汪母其实就是父权的代表，她无时无刻不用封建伦理的目光审视着树生。汪母也裹过小脚，她曾是三纲五常的受害者，如今反而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加害者。

在汪母的权威之下，树生一开始也想调和矛盾而非公然抵抗，如果可以的话她当然希望自己能融入家庭获得婆婆的认可。在面临随陈主任出走还是留下来陪伴丈夫的抉择之时，她还是在挣扎中放弃过追求幸福，回绝过陈主任的恳求的。甚至到最后她也没有放下对丈夫的忠贞，始终没有答应陈经理的求婚。由此可见她心里还是有着和解和妥协的一线希望的，这种希望与现实交织的矛盾像桎梏一样时刻抨击着树生的心。

正是有了这份桎梏，树生的心才会始终飘摇不定。归根到底，她还是会给自己的行为戴上道德的枷锁，因而既做不到彻底妥协，成为汪母眼中的“贤妻良母”，更无法完全断绝对男人的依靠，纯粹地依靠自己追求幸福。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树生虽然口口声声说要追求幸福生活，但她要的幸福“不过是一种空虚的个人享乐”，她错把物质上的充裕当作了灵魂上的自足。她甚至依然将命运寄希望于男性，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从“父家”到“夫家”罢了。

封建伦理的束缚存在于方方面面，树生刚从家庭的牢笼中挣脱，转身就投入了另一座更繁华的牢笼之中，作者也在《谈〈寒夜〉》中说：她“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又怎么會有出路呢？然而她始终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打破加在她身上的桎梏，无论她再怎么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阴影下也还是摆脱不了被裹挟的命运。

综上所述，在时代与家庭的夹缝中挣扎徘徊的曾树生，终究还是没能逃得过悲剧的命运。她的不幸，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归根结底还是时代的不幸。在现实面前挣扎后她还是背弃了理想，在家庭之下受迫后她还是放弃了爱情，在桎梏之中彷徨后她还是迷失了出路。

虽然书中并未明确指出她的结局，但巴金先生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了“花瓶”的道路是走不远的，陈经理毕竟不可能一直守在她的身边。树生如果想要真正实现独立，就要用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跟现有的一切决裂，凭自己的真本事拼出未来。而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时代的沃土来滋养。曾树生只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一个缩影，她的悲剧也终将启发更多的女性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并为之奋斗抗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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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沂南.论女性自我生命选择——也谈《寒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02）：29-40.

基金项目：2021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论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以茅盾、老舍、巴金为例（项目编号：202110172A152）;2019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立项：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研究——以“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课程为例。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指导老师：邹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