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域外诗写作的高潮时期，从体裁上说，又以“竹枝词”最为人们喜闻乐用。到了晚清，之所以会出现巨量的域外（或海外）竹枝词，其来有自。

清朝是竹枝词写作最辉煌的时期。据《历代竹枝词》统计，在由唐至清的25000多首竹枝词中，唐、宋、元、明四朝1036年（618—1644）的竹枝词总共只有2490首，年均约2.4首;而清代总计296年的竹枝词则有23000首左右，年均约77.7首，其总数量近乎为前四朝的10倍，而年均数量则为前四朝的32倍。

晚清71年（1840—1911）域外竹枝词的爆发则是之前清朝225年积累的结果或者说繁荣的延伸。如果按照国别分的话，又以日本题材为最多。王慎之、王子今母子俩辑录的《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到目前为止收录清代海外竹枝词最多的图书，总计18种，其中以日本为专题的就有9种，另有三种题材涉及多国（也包括日本）。因此，就《清代海外竹枝词》一书而言，日本就占了整个海外竹枝词的一半还多，即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郁华《东京杂事记》、单士厘《日本竹枝词》、姚鹏图《扶桑百八吟》、陈道华《日京竹枝词》、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郭啸麓《江户竹枝词》、濯足扶桑客（刘珏）《增注东洋诗史》（初名《日本竹枝词》，后改是名）和何如璋《使东杂咏》。

王辉斌是研究竹枝词尤其是清朝海外竹枝词影响比较大的专家之一，其代表作是2010年11月1日黄山书社出版的《唐后乐府诗史》，其中第七章第二节题为《成就特殊的海外竹枝词》，文中说：

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所获得的成功，而吸引着当时大清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东渡瀛海，前往日本学习或谋求发展等。其中，也包括一些清廷要员因“奉使随槎”而去“参考新政”的，如曾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的黄遵宪，即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官派“东渡客”。这些人到了日本后，一方面考察日本的“新政”与风土民情，一方面游历各地的自然景观，并以“竹枝体”的形式将其进行描述与记录，于是，一批以反映日本山川民俗的竹枝词，即因此而产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竹枝词几乎都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郁华《东京杂事记》、单大厘《日本竹枝词》、姚鹏图《扶桑百八吟》、陈道华《日京竹枝词》、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郭啸麓《江户竹枝词》、濯足扶桑客（刘珏）《增注东洋诗史》（初名《日本竹枝词》，后改是名）、古樗道人《瀛州竹枝词》等作，即皆属如此。

仅仅一年多之后，王辉斌把这一节单独从书中抽出来，以《清代的海外竹枝词及其文化使命》之名，发表在《阅江学刊》2012年第1期上时，删掉了这段文字中所列举的这些作者和作品的名字。

那么，王辉斌作为“全国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当代中国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唐后乐府诗史》作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唐后乐府诗史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为何在如此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版之后不久，就要做如此重要的删节？

答案很简单，因为王辉斌对这些作者著作不甚了了。一开始他把耳食从别处搬来放在了书里，后来发现有问题，就挪出去了。但他只是做了删节，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另写文章探讨。这段话或者说跟这段话有关的问题真有不少。

1.名字写错，如单大厘正确的写法是单士厘。

2.语焉未详，如他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姚鹏图《扶桑百八吟》、陈道华《日京竹枝词》、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濯足扶桑客（刘珏）《增注东洋诗史》等五种做了简介;但对郁华《东京杂事记》、单士厘《日本竹枝词》、郭啸麓《江户竹枝词》、古樗道人《瀛州竹枝词》等四种却没有做介绍。

3.应列入而未列，不应列入而列入。如《清代海外竹枝词》所辑录的何如璋《使东杂咏》全部都是日本题材的，何如璋乃中国历史上首任驻日公使，当时黄遵宪是他的参赞。但王辉斌在此处没有列入《使东杂咏》;同时，他说古樗道人“东渡瀛海，前往日本”，甚至把古樗道人的《瀛州竹枝词》列入“反映日本山川民俗的竹枝词”系列，这是不应该的。

那么，古樗道人到底是何许人？《瀛州竹枝词》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部书呢？王辉斌没有任何考证;大概是他习惯性地认为“不可考”吧。不过，笔者倒是有兴趣做点考证。因为这涉及我们“吴地”的人与事。

朱易安在《明清竹枝词中的女性生活史记述及其意义》一文中说：“吴澂（古樗道人）的《瀛洲竹枝词》，写清代上海崇明地区的乡俗，其中有不少农妇生活的场景描述，可以看出江南农村女性的辛苦和干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古樗道人的原名是吴澂。那么，吴澂是何许人也？他出过国吗？到过日本吗？

吴澂是崇明岛历史上的名人，而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就是因为他创作的竹枝词;这些作品生动记叙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崇明岛的风俗习惯，因此，很多文史专家在介绍当地风俗的文章里都提到他，引用他的詩词。比如柴焘熊在《清代崇明人的迎新春习俗》一文中说：“乾隆年间，安徽黟县人吴澂在崇明寓居了30多年，并终老在崇明。对于崇明的风土人情，可谓娴熟于胸。他曾写下100首记述崇明民俗的诗歌，编成《瀛洲竹枝词》一书。”（《崇明报》2013年2月6日）。

《瀛州竹枝词》是在乾隆十八年（1753）由吴澂自己编定成书并投印的。其“自叙”是目前为止笔者所能见到的关于他的生平信息最丰富的史料。但其自叙中没有他的出生年份。

在2018年出版的《崇明优秀诗文》一书中，收入了吴澂的《喜闹元宵》一诗，作者简介的文字也是柴焘熊写的，他把吴澂的生卒年份标为“1693—1753年”，并说吴是“安徽黟县人”。1753年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可见，《瀛州竹枝词》是吴澂临终前亲自编印的，可谓绝笔之作或天鹅之歌。

崇明图书馆收藏有《瀛州竹枝词》何定华重抄本之复印本（由崇明档案馆转至）。在图书馆王妍女士的帮助下，笔者读到了书的“自叙”。现根据“自叙”和柴焘熊写的简介理董一下吴澂的生平，以证明他没有去日本的可能性。

“自叙”第一句是“余，歙人也”。歙，指的是歙州或歙县。如果指的是歙州，则是用了徽州的古称。因为早在宋宣和三年（1121），歙州就被改为徽州。也就是说在清朝的正式行政区划地名中，只有徽州，没有歙州。但在某些人尤其是文人笔下，仍用古称“歙”指代徽州。这是有先例也有现例的。如笔者老家是苏州，有时会称自己为“姑苏人”。如果指徽州，那么柴焘熊所说的黟县作为徽州六县之一，可以被包含在内，没有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此处“歙”指的是歙县。如何定华在重抄《瀛洲竹枝词》时做了不少注解，其中把“歙”注解为“歙县”;徐东海编《崇明竹枝词汇抄》中沿袭何说，在其所写的关于古樗道人的简介中也说他是“歙县人”。如果指的是歙县，则不能包含黟县，因为歙县、黟县是古徽州区域最早设置的两个县（均为公元前221年建县），是两个不同的并置或同级的县份（现在也是这个格局，都是黄山市下辖县），并非歙县包含黟县。按此逻辑，柴焘熊说吴澂生于黟县，就是错误的。因此，笔者怀疑他是把“歙县”误写成了“黟县”，并且倾向于认为吴澂此处指的是“徽州”，即1693年吴澂生于徽州。

在“自叙”中，吴交代了自己迁居崇明的时间和因缘，说“壬寅春，邂逅施子于浏;施子字上之，崇之甲族也，富而好礼，勇于为义，一握手而成莫逆，于是追随履乎崇”。壬寅年指的是1722年，即雍正帝胤禛登上皇位的年份。吴是追随一位姓施的崇明世家子弟来到崇明的。后来他就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崇明，他说“夫我之止于崇也，仅三十年耳，乃俗变至再”。从1722年到1753年，是31年，可以取整数概说为30年。

王辉斌把土的说成了洋的，把《瀛洲竹枝词》说成“日本竹枝词”？理由是没有的，但原因何在？

笔者以为，首先恐怕是因为王辉斌望文生义，甚至可以说是瞎猜，即把“瀛洲”等同于日本。瀛洲本是《山海经》记载的海上三座仙山蓬莱、瀛洲、方丈之一，是虚构的仙境。因此，后来人们喜欢把“瀛洲”用作某个地方的大名或雅号。把瀛州实化为地名的，如广东省潮汕地区和河北省河间市都曾用此名。吴澂的老家歙县旁边就有瀛洲乡瀛洲村，位于徽州绩溪县境东南。用作雅号的，除了崇明，还有台湾。日本只是众多“瀛洲”中的一个，而且被称作“瀛洲”的时候很少，一般被称为“东瀛”。因此，我们不可以说日本就是瀛洲，也不可以把《瀛州竹枝词》简单地理解为《日本竹枝词》。

王辉斌应该不知道：崇明岛自古就有“长江门户，东海瀛洲”的美稱。明朝和清朝的《崇明县志》都有“东海瀛洲”的说法。

《万历崇明县志·舆地志》载有与“东海瀛洲”有关的史事：“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时苏为张士诚所据，命大将军、右丞相徐达讨之，知州何永孚率崇众归附，太祖大喜曰：‘若辈远来，首倡义举，真良民也！’辄御制飞白‘东海瀛洲’四字赐永孚，崇因安堵如故。”《乾隆崇明县志·人物卷》的记述是：“何永孚，崇明知州，时值元末大乱，张士诚据有吴地，明太祖命右丞相徐达讨之，永孚率众款附。太祖大喜，御制飞白‘东海瀛洲’四字赐之，崇得安堵。”

至为遗憾的是，明太祖题赐崇明的“东海瀛洲”墨宝，以及城门上方的“东海瀛洲”匾额，均未保存下来，不知所踪。但这不影响“名人效应”尤其是“帝王效应”的发挥，“瀛洲”两字在崇明历来被广泛应用，诸如瀛洲巷、瀛洲铺、瀛洲书院、瀛洲仙景、瀛洲八景、瀛洲诗抄、瀛洲古调、瀛洲公园、瀛洲日报、瀛洲竹枝词……近来，“瀛洲”的使用率再度提升，诸如瀛洲论坛、瀛洲沙龙、瀛洲展厅、瀛洲邮储、瀛洲艺廊、瀛洲舞台、瀛洲影讯、瀛洲墨韵、瀛洲轻纺城、瀛洲新八景……

王辉斌之所以把《瀛洲竹枝词》列入“日本竹枝词”，其次是因为他对吴澂写的本书自叙的半解或误解。自叙开头部分不仅提到日本，而且还表现了吴自己对日本的向往。他小时候曾看到一张不太精确的地图，以为日本并不远。他说：“童时尝览舆图，顾东南之区，波涛叠涨，抵东绘圈如弹丸，注琉球二字，西悬约二寸;有圈曰日本，斜向西北寸许;又一圈曰崇明，距岸亦寸许。时以稚见，私计曰：崇明之距岸也，较距日本相等。以崇为远也，何为隶属于吴也？以崇为近也，则日本在望，又何屏于异域也？疑而质之于师，师曰：斯限于幅而绘之。若是，岂崇之距岸果与日本相等哉！始悟，因思日本，固未易至。苟一至崇明，领略环海之胜，亦可类推于日本也。”他对日本思之念之，羡之慕之;但由于条件所限，他只是在地图上游过日本。日本是岛，崇明也是岛;崇明在国内，离安徽不太远，哪怕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普通百姓也可以到达。崇明和日本一样，都被大陆上的人们想象为神仙所居之地。既然去不了日本，就去崇明。吴澂把对日本的向往转托于崇明。他在移居崇明后，在江口沙洲上寓居了30多年，并终老崇明，也可说是崇明人。必须强调的是，吴澂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离开过长三角地区;他从未曾去过日本，后来恐怕连去日本的念头都没有。他撰写了100首《瀛洲竹枝词》，反映的全都是崇明民风民情，没有一个字跟日本有关联，哪来“日本竹枝词”的写作？

总之，“东海瀛洲”不可简化为“东瀛”，与日本无关。崇明不是日本，古樗道人是崇明移民，从未曾踏足日本;《瀛州竹枝词》也不是什么日本竹枝词。假如是，则王子今母子俩应该早就辑录于《清代海外竹枝词》。

作者：北塔，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