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馬拉一九七八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硕士。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广州美人》等三部，诗集《安静的先生》。

父亲死后，夏侯聪决定回国。这个决定对夏侯聪来说没有任何难度，也没什么好纠结的。他早就想好了。来美国快二十年，生活习惯上，他早就成了外国人，米饭吃得少了。他很少去中餐馆，那些甜腻而变味的中餐让他难以接受。比如，每次接待国内来访的科学家，他都会带他们去中餐馆。这些科学家，虽然几乎都有留欧留美的经历，却有着倔强的中国胃。中餐馆的菜品少得可怜，最著名的左宗棠鸡也让人难以下咽。即便如此，来访的科学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夏侯聪偶尔动动筷子，礼貌性的。他决定回国，身边的朋友有些意外。在华人科学家圈，大家都知道，夏侯聪可能是最适应美国生活的，而且他也获得了诺梅塞林实验室的终生研究员职位。这个职位，即便是美国本土科学家也望而却步，太难了。

诺梅塞林实验室的社会知名度并不高，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在专业领域，提起诺梅塞林实验室，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全世界最好的一批生物遗传学家都在这里。这个位于南加州的实验室，掩蔽在绿树之中，被森林和湖泊包围，从外观上看，像是公园中的展览馆，或者私家园林。夏侯聪在这儿工作了十一年，从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成长为具有一定国际声望的生物遗传学家。说到他的专业，举一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著名的克隆羊多利。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博士成功克隆出一只雌性小羊，取名“多利”。这是世界上第一只成功克隆出来的人工动物，它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多利当然象征着科学的胜利，同时也引起了神学、伦理学上的争议，它是科学的，但它是不是道德的？无性繁殖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多利的诞生，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一天，人类是不是也可以克隆人类？那么，克隆人到底有无人权？显然，这些论争难以取得共识。对夏侯聪来说，这些论争毫无意义，从技术上讲，克隆人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观念才是唯一的问题。人类总会冒险，总会突破伦理的界线。最好的科学家往往是疯狂的，他们用他们超越性的大脑，构造了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包括新的材料，新的生态，新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新的观念。多利之后，人类克隆出了更多的人工动物。仅在诺梅塞林实验室，他们克隆出了猪马牛兔，还有一只鸽子，一条蛇和三只甲壳虫。夏侯聪甚至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有可能克隆出一个崭新的星球。只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他们的研究很少再对外公开，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回国之前，夏侯聪去了趟普林斯顿，和他的博士导师麦克教授喝了个下午茶。对夏侯聪回国这件事，麦克教授倒也没有多说，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如果继续留在诺梅塞林实验室，夏侯聪的学术前途可能会更好一些。麦克问，回国之后，你准备干什么？夏侯聪说，还是做学术。两个月前，夏侯聪收到了北京大学生科院的邀请。这只是一个触点，重要的是他父亲死了，他已经没有在美国继续呆下去的必要。他所惶恐的一切，都已消散。父亲生前在国内一所重点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有着丰富而矛盾的内心。对他而言，任何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论都不值得信任，惟有数字和自然科学的公式具有恒定的，值得信赖的绝对性。夏侯聪本科就读于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这让父亲非常失望。等夏侯聪到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父亲才微微露出满意之色。到美国之后，夏侯聪很少和父亲联系。偶尔打个电话，也是匆匆几句，他们之间除开礼貌性的招呼，无话可说。和夏侯聪聊了一会儿，麦克教授放下茶杯说，夏，你知道吗？你进实验室不久，我就意识到，你对生物遗传学并没有什么兴趣，你更适合去做哲学家。夏侯聪说，我对哲学一无所知，相反，对生命有些兴趣。麦克笑了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喝完茶，夏侯聪谢绝了麦克教授一起晚餐的建议，他想在校园里散会儿步。以后，他可能不会再来这儿了。他想到了约翰·纳什，他最喜欢的数学家，也是他的校友。在他看来，纳什均衡具有充分的美感。来美国之前，他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看过《美丽心灵》。那是一间破落的录像厅，里面充斥着复杂而暧昧的味道。他和女朋友坐在小小的包厢里，互相探索者彼此的身体。嘴唇，手和隐秘的部位热气腾腾，青春的欲望和方便面的气味交织在一起，散发出浓烈的荷尔蒙气息。等他们的身体松弛下来，他看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天才数学家，他慌张、软弱的样子打动了他，也牢牢记住了纳什均衡。夏侯聪问女朋友，如果我也有那一天，我是说，我精神分裂了，沉溺于幻想，你还会爱我吗？女朋友反问，你会得诺贝尔奖吗？他说，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女朋友亲了亲他，我知道你不会，我还会一样爱你。他为这句话而再次冲动，黑暗中，他仿佛看到光，它来自一个女孩的胸前，深远而神秘。她的样子他都快忘记了。这么多年没见，再次见到她，他不确信他一定能认出她来。夏侯聪出国之前，女朋友对他说，你去了美国，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既然如此，就不要再联系了，不如就此放下。想来，她应该早已结婚生子，过着她渴望的平静的生活。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夏侯聪牵着儿子，手里拿着电话。儿子还是第一次到广州，他对夏侯聪说，爸爸，这个机场太大了。确实太大了，他们拖着行李箱，穿过漫长的过道，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才走到到达厅。他们的行李不多，回国之前该卖的卖了，该处理的处理了，该寄的提前寄回来了。尽管如此，东西也还不少。有些东西，不随身带着也不放心。他们正等着取行李，夏侯聪手机响了，接通电话，张蕙兰的声音飘了出来，你到了？我看航班已经到了。夏侯聪笑了，你都知道我到了还问。张蕙兰说，我们的车停在外面。夏侯聪说，不是说了不要接吗？多麻烦。张蕙兰说，你怕我麻烦，我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儿子，我孙子，我想早点见到有什么问题？夏侯聪说，没问题，我在等行李。张蕙兰声音有些哑，这都多少年了，你也不知道想我。夏侯聪眼睛一酸，妈，我先挂了，行李到了。见到夏侯聪，张蕙兰眼泪刷刷掉了下来。夏侯聪连忙抱住张蕙兰，拍了拍她的背说，妈，我这不是回来，我不走了。张蕙兰从夏侯聪怀里退出来，擦了擦眼泪，蹲下来拉住夏侯聪儿子的手，宝贝，我是奶奶，你爸爸的妈妈。夏侯易说，奶奶好。张蕙兰一把把夏侯易搂进怀里说，多好的宝贝，可惜你爷爷没见过你。说罢，又想哭了。夏侯聪说，妈，我们先回家吧。张蕙兰抱起夏侯易说，你看，光顾着和你说话，都忘了介绍你表弟，还记得吧？小时候你们一起上学的。夏侯聪说，当然记得，小时候的事情记得最牢靠。张蕙兰说，以前，你们两个老喜欢打架，你爸没少批评你。听说你回来，你表弟几次说要来接，还是自家的人亲。夏侯聪和表弟握了握手说，你样子变了，成熟了。表弟拉开车尾箱说，一二十年了，能不变吗。夏侯聪和儿子坐在后排，望着车窗外，他有点不认识这个城市了。儿子的手放在他的手心，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小家伙累了，他有些睡意朦胧的样子。夏侯聪用大拇指摸了摸儿子的手，细腻光滑，像一层包过刚出炉面包的纸。

简单吃过晚饭，夏侯聪带儿子睡觉。儿子睡在以前他睡过的房间，床还是多年前他睡的那张床。实木的，刷过光漆。这么多年，漆还很新，透出時间包裹之后深沉的光泽。他贴过的画片还在床头，旧了很多。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像是他一直住在这里，空气中流动着自然的家庭气息，没有一点沉闷的寂气。他的小书架上，所有的书摆得整整齐齐，书的顶端略有些发黑，却没有附着的灰尘。夏侯聪从书架上抽出本书，《巴列霍诗选》。巴列霍曾经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好些诗他倒背如流。比如《我相信强者》，“我相信强者，/让我，伤残的风啊，让我走。/我一身是零，我的嘴巴是零，而我要大量自己。/而你，梦啊，把你最坚硬的钻石给我，/你那不予我的时。/我相信强者。/那里走来一个凹形女人，/一种无颜色的数量，/她的优雅关上之处/正是我打开的地方。”他说不清对这首诗的偏爱。看到这首诗时，他大约十五六岁，可能是题目打动了他，也可能是那行“她的优雅关上之处/正是我打开的地方。”这个略带神秘感的句子，唤醒了他对女性的想象。儿子已经睡着了，夏侯聪合上书，在儿子额头轻轻亲了一下，关掉灯，走出房间。

和他想象的一样，张蕙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她在喝茶。客厅的一角挂着父亲和母亲的合影。见夏侯聪出来，张蕙兰问，你喝茶还是来点啤酒？夏侯聪说，喝点茶吧。张蕙兰说，我去给你拿杯。喝了几口茶，张蕙兰说，飞了这么久，累了吧？夏侯聪说，我还好，习惯了，小易是真累了。张蕙兰说，小孩子，飞这么久，还这么乖，很了不起了。夏侯聪看了看房间说，家里空了不少。张蕙兰说，你去了美国，我和你爸过得简单，该处理的都处理了，省得收拾起来麻烦。你怕是不记得了，你小时候，整天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怎么都收拾不干净。你爸见不得，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怕是有强迫症，一看到东西摆得不整齐，整个人都不对了。你记得吧，他整天特别严肃，见谁都像得罪了他似的。夏侯聪怎么会不记得，在他的记忆中，童年似乎是铅色的，沉重压抑。他们家房间采光很好，在他的记忆中，却总是灰色的，从未明亮过。夏侯聪说，家里收拾得太干净了。张蕙兰说，本来就两个人，收拾起来简单。你爸走后，我也没什么事情，收拾干净，自己看着也舒服一些。夏侯聪问，爸爸的书呢？张蕙兰看着夏侯聪说，你怎么想起问你爸的书了？你以前最讨厌你爸的书了。夏侯聪说，以前到处都是书，现在一本也没有，有点不习惯。张蕙兰抬头四望了一遍，我倒觉得挺好。夏侯聪问，爸走后处理的？张蕙兰说，早就处理了。前几年，你爸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把家里所有藏书都捐给学校图书馆了，好像有一万两千来册吧。我还和他讲，你这些书捐给图书馆干嘛，你们学校那个图书馆你还不知道，各种东西堆成堆，多少年都没人处理。你爸坚持要捐，我也没办法，可惜了好些书，都是绝版外文书，值不少钱呢。我倒不是心疼那点钱，捐出去全都浪费了，还不如卖给旧书店，人家大小还当个东西，还能落到爱书的人手上。本来，你爸还想把他收藏的十来本宋版书给捐了，我坚决不同意。总要给你留点东西，你是个读书人，留几本做个念想多好。你的书我不让他动，不过，你爸也是真绝，他把你书架上的书细细找了一遍，把他的书全部清了出来。图书馆运走了一批，还剩下一些没人要的，你爸找了个收废品的，全卖掉了，一本没留。夏侯聪笑了起来，那他不看书了？不看了，张蕙兰说，书不看了，文章也不写了，没事去江边散步，钓鱼。自从书没了，我再也没见他提过书的事儿。要不是跟你爸过了一辈子，我都不敢相信他曾经是个嗜书如命的哲学教授。夏侯聪说，我也没听你们讲过。张蕙兰说，这有什么好讲的，你也不爱听。你和你爸，什么时候说话能超过十句。夏侯聪说，那倒是，他走了我还是有些想他。

夏侯聪看了看电视，他想象着父亲和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样子，父亲手里没有书，他的眼光该落到什么上面？从小到大，夏侯聪看到父亲，不是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就是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永远摆着一摞书，或者笔记本，电脑等等。父亲和他话不多，偶尔说几句，言语中全是对他的失望。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和他玩耍，对他的学习和工作，通常也是三五句话说完。拿到普林斯顿大学通知书那天，父亲破例和他喝了杯酒，看他的眼神里稍稍有了满意的意思。喝了几杯酒，父亲突然说两句，其实，科学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科学家也不能替大自然发言。夏侯聪本想反驳几句，又忍住了，父亲已经老了，这个研究了一辈子哲学的人，早就彻底否定了自身的意义。再否定科学，不过是在他的逻辑线上的自然延伸。穷究下去，一切皆是虚无。父亲研究了一辈子哲学，依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他捐掉所有的书，不再写一个字，也许只是他接受了命运，不再反抗。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科学家，拥有人类最优越的大脑。在他们的晚年，他们都接受了神学，成为虔诚的信徒。这是为什么？夏侯聪想，这样的问题本应该属于父亲。显然，他并不能回答，他甚至把他所有未刊的文稿全部毁掉了。已经出版发表的那些，张蕙兰说，他觉得都是垃圾，不过是混碗饭吃，可耻得很。

有点晚了，你要不要休息？张蕙兰问。我还好，也睡不着。也是，美国这会儿正大白天。张蕙兰起身，剥了个橘子，分成两半，一半递给夏侯聪。夏侯聪接过橘子，塞进嘴里。张蕙兰问，这次回来，真的不再走了？夏侯聪说，不走了。张蕙兰轻叹了一口气，你们父子俩，我也搞不懂你们。你看别的父子，就算有争争吵吵，过后还是亲人。你们俩倒好，即使互相有意见也是客客气气的，生分得很。有时，我倒宁愿你们俩打一架，也不要搞得像陌生人似的。你们不难受，我在边上看着难受。你跑美国去，这么多年不回来，我知道为什么，你爸也知道。我问过他，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怎么搞得像外人一样，你不爱他吗？你猜你爸怎么回答我的？他说，我比你更爱他，比你爱得更深刻，你不懂。我是不懂，我看不出爱来，就是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劲。现在好了，他走了，你回来了。你们两个，我总是只能见到一个。夏侯聪搂过张蕙兰的肩膀，妈，以前的事不提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好好过。张蕙兰伸手摸了摸夏侯聪的脸说，我倒是想，怎么过？你要去北京教书，我又不能跟你去。夏侯聪说，你跟我一起，当妈的跟着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把你一个人留在广州，我也不放心。张蕙兰笑了起来，我身体还好得很，有什么不放心的，倒是我放心不下你。你在美国这么多年，什么都不跟家里说，你去哪儿了，你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要不是你要回来，我都不知道你有个这么大的儿子，我已经做奶奶了。夏侯聪问，你喜欢小易吗？张蕙兰说，哪有奶奶不喜欢孙子的。说完，看了夏侯聪一眼，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夏侯聪说，妈，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别问了。张蕙兰又摸了下夏侯聪的脸，我的傻儿子，你在美国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么年轻，都有白头发了。夏侯聪说，可能是吃得不习惯，回来就好了。张蕙兰说，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妈几天，别急着走。夏侯聪说，不急，这次怕是要在家里住些天。张蕙兰说，那就好，那就好。让我多和孙子玩几天，这小家伙，和你爸小时候真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和你都没那么像。夏侯聪笑了笑，都是一家人，自然像了。

在广州的大半个月，夏侯聪见了几个老朋友，约着一起喝茶。甚至，还去了一次酒吧。那是一个室外顶层的酒吧，大量的绿植让人有在公园中的错觉。坐在椅子上，不用站起身便可看见广州灿烂的夜景，灯光闪烁。如果走到酒吧边缘，珠江黑色的绸带一样流动起来。江边流线似的布满路灯，黑色成团的阴影想必就是江边的榕树。夏侯聪小时候总喜欢去江边，想象着江水将流向何处。这些问题都有确定无疑的答案，珠江依然有着神秘的部分。这是他热爱的自然，无法穷尽，哪怕一切看起来简单明了。他们喝着啤酒，晚风吹起来，和在室内有着不一样的感觉。都是疲惫的中年，倦怠慵懒又奋发振作。他们从中学时代的记忆谈起，慢慢聊到近况。他们问夏侯聪，这次回来真不走了？夏侯聪说，不走了。他告诉朋友们，他已经接受了北大的教职。朋友们纷纷举起杯祝贺，都说国内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内做科学一样有前途。北大教授，你知道吗？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北大教授，我从来没想过我身边还会有北大教授。一位朋友举起酒杯说，在我看来，北大教授象征着学术的体面。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坚持我的看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开始诋毁知识分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肯定是没有前途的。犹太人，你知道吧？这个星球最智慧的族裔，他们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如果女儿能够嫁给教授，出多少嫁妆他们都愿意。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你是我们这帮人中最有前途的。朋友喝得有点多了。夏侯聪和朋友碰了一下杯说，我特别羡慕你们，真的。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我更愿意做一个工程师，或者建筑师。话题慢慢转移到了夏侯聪的专业，为了简洁快速地说明问题，夏侯聪再次说到了多利。他知道，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他的专业术语，但说起多利，所有人都会明白，它是全世界的大明星。哦哦哦，多利，我知道，那只克隆羊，克隆技术。夏侯聪点了点头，克隆技术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基因编辑等等，也是其中一个分支。一个朋友举起杯想了想问，聪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假设，我克隆了我自己，那么被克隆的那个“我”算是什么？如果不停地克隆下去，是不是意味着“我”实现了永生？如果我克隆了我的父亲，那么，“它”到底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儿子”，“它”是谁？夏侯聪喝了口酒，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类似的讨论进行了很多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共识，它确实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法律的，伦理的等等。科学有时候会领先于伦理，甚至会对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反过来，伦理和道德也会对科学造成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并不是没有禁区，它没有想象的那么自由。喝完杯中酒，夏侯聪说，你看，我像个说绕口令的。不谈这些了，这么多年没见，好好喝点酒。

喝完回家，快十二点了。夏侯聪打开门，张蕙兰还没有睡。见夏侯聪回来，张蕙兰说，这么早回来了？夏侯聪说，还早，都十二点了。张蕙兰说，你们一帮朋友，这么久没见，我以为要玩到两三点。夏侯聪说，他们倒还有兴致，我有点熬不住了，在美国没什么夜生活。张蕙兰笑道，你在家里多呆几个月就习惯了，我听你阿姨讲，你表弟他们动不动玩得整夜不回家。我倒宁愿你多点出去和他们玩，高高兴兴的比什么都好。你小时候，你爸管你管得太严了，这不让那不让，搞得你像个小老夫子似的。夏侯聪说，妈，你别老说爸了，他人都不在了。张蕙兰说，不说了不说了，你早点洗洗睡。夏侯聪问，小易睡了？见夏侯聪问起夏侯易，张蕙兰满是疼惜，小家伙真是乖，我告诉他，爸爸和朋友们很多年没见了，要聚聚，可能会比较晚回来。小家伙一点没闹，吃完饭，玩了一会儿，看了看电视就睡觉了。夏侯聪轻轻打开卧室的门，门外的光射进来，房间里有了微弱的亮。他看了看儿子，儿子睡得安稳，侧身抱着小被子。他的额头和嘴唇，壮壮的小腿儿，模糊中带有别样的韵味。夏侯聪弯下腰，亲了亲儿子的脸和额头，又摸了摸儿子的背。儿子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翻了个身，还是抱着小被子。他的小肚子露了出来。夏侯聪给儿子理了理被子，盖好。带上儿子的房门，夏侯聪喝了口水，上了个厕所。他不想洗澡，有点累了，他想好好睡上一觉。

说服张蕙兰和他一起去北京比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周四，夏侯聪和张蕙兰带夏侯易去海洋馆。据说，那是亚洲最大的海洋馆，也是世界最大的海洋馆之一，养了几条巨大的鲸鲨，还有难得一见的白鲸。尽管刻意避开了周末，海洋馆里依然人头攒动，夏侯聪很久没有见到如此密集的人群了。他们看到了海象、海狮、北极熊和各色的企鹅，帝企鹅比他想象的要小。夏侯易最喜欢的却是鲸鲨馆入口处的水母，密集的水母像一朵朵降落伞，它们从水底缓慢上升，不停地变幻着颜色，整面墙都是游动着的变色水母。夏侯聪抱着夏侯易，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观。后来，他们站在鲸鲨馆的幕墙前，巨大的鲸鲨和蝙蝠鱼也难以吸引夏侯易的兴趣，他说，爸爸，我困了。回家的车上，张蕙兰抱着夏侯易，他的小脑袋枕在张蕙兰的腿上。张蕙兰给夏侯易盖了床小毛毯，时不时摸摸夏侯易的头发，拍拍他的背和屁股。夏侯聪再次和张蕙兰说，你和我一起去北京吧。张蕙兰还在犹豫。夏侯聪说，我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别的我不担心，谁来照顾小易呢？没有人照顾他，我怎么放得下心来。说到夏侯易，张蕙兰言语间松动了，她说，你让我再想想。夏侯聪说，你一个人在广州我也不放心，一家人在一起，总比你一个人单着要好些。张蕙兰说，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回到家，夏侯易还没有醒。夏侯聪抱着夏侯易，把他放在床上。等他出来，张蕙兰给他切了块西瓜，她说，我听你的，我跟你去北京。她看了看四周，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还是有些舍不得。夏侯聪说，房子留着，有空我们就回来住上一段时间。张蕙兰笑了，你也别骗我，这一走，肯定回不来了，你哪里会有有空的时候。夏侯聪朝儿子房間看了看，他像是听到了响动，儿子可能醒了。

北京的生活也比他想象的要顺利。一切重新开始，工作之余，夏侯聪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对他来说，在北京和在别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早就习惯了在世界各地暂住。这些年，除开在美国常住，他还在法国呆过两个月，至于十天半个月的差旅，那就更多了。北京的天气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甚至，可以说得上好。他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万里无云，弯曲的球形天空中，一望无际的蓝，没有一点杂色。对张蕙兰来说，除开干燥一些，别的也还好。房子是学校帮忙找的，离学校很近，步行过去也只要二十几分钟。从客厅往外看，可以看到圆明园的湖水和亭台。夏侯聪对张蕙兰说，家里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一声，我去买。张蕙兰说，等你去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说，家里用的那些东西，你也搞不清楚，还是我自己买放心些，用着也趁手。张蕙兰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和广州的房子相比，随意很多，没有那种刻板的整洁。她任由夏侯易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墙上也满是夏侯易的涂鸦。第一次看到墙上的涂鸦，夏侯聪笑着说，妈，你也太惯着他了，我小时候要是这么画，你肯定得打我。张蕙兰说，那不见得，我从来没说不让你画，你不敢，你从小胆子就小，老实规矩。夏侯聪想起了他爸。有次，他在他爸的书上涂了几笔。他爸没说什么，看他的眼神却让他害怕，充满了烦躁和厌弃。张蕙兰和夏侯易的关系处得越来越好，平时只要有空，张蕙兰带着夏侯易到处闲逛。来北京才三个月，他们把北京稍稍有点名气的景点全逛完了。有时，等夏侯易睡了，夏侯聪和张蕙兰坐在客厅聊天。张蕙兰总是会说，这小家伙，和你爸长得越来越像了，你还记得你爸小时候的样子不？你看过照片的，简直一模一样。看到他，我总觉得你爸还活着。夏侯聪说，那多好，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

对夏侯易的未来，夏侯聪曾经做过设想。他想过，夏侯易应该像他小时候一样，过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却有着外人看起来还不错的人生。比如他，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诺梅塞林实验室终生研究员，北大教授，其中任何一个身份都让人羡慕。他获得过这所有的身份，直到今天，他还在依靠这些身份获得体面的生活。他像一个成功者，在世俗的丛林中，居于食物链的顶端，有了取舍的自由。至于是否快乐，这是纯粹的心理体验，没有人能够替他回答。他怨恨过他的父亲，也试图理解过他。他发现，这一切如此困难。他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也无法让生活重演。即使重演，他也不能保证他会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反抗或者面对的勇气。他想象过，夏侯易可能会是一个证明，答案将在他的身上揭晓。直到有一天，夏侯易开口说话，他喊他“爸爸”。他突然热泪盈眶，把头埋在夏侯易小小的胸前，像是要获得他的原谅。那一刻，他意识到夏侯易是一个自由人，没有人可以控制他的人生。包括他。他再一次想起了多利。

（责任编辑：宋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