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生于一九六八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主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承担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国家、省部级项目八项，在《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學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七种。作为发起人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和主持的《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为文学界所关注，主编有“文学共同体书系”和“现场文丛”等。

问：一九九三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的历史时刻，许多人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进场淘金，成为中国的先富阶层。有意思的是，你却由经济学转入文学，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作出这样的“逆行”选择？

答：我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学和大学校园都有很浓郁的文学氛围，我在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高中生填报大学专业志愿时，经济学变得越来越热门。记得一九八七年以后，下海的人越来越多，我身边就有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辞职南下深圳创业，还有一些在读博士中途放弃了学业。本科毕业以后，我一开始被分配到福建老家龙岩的一家造纸厂，在车间里做了半年三班倒的操作工，后来被调到一家合资企业做秘书和助理。从个人处境来说，在经历了一些煎熬后渐入佳境。现在想来，那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还是听从自己的兴趣。而且，有了几年工作经历之后，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内心不喜欢商场的计算，自己好像与周边环境有点格格不入。在一九九三年，当别人跟你谈生意，你却跟人谈诗歌，这场景显得很滑稽。我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和浙大一位读光学仪器专业的老乡有很密切的交往，他在厦门初入职场时饱受挫折，后来去美国留学了。他很支持我考研的选择，但对我的转行极不赞同，有次在回老家的班车上和他邂逅，他听别人聊起我发在报纸上的诗歌，然后说了这么一句：“诗歌有什么用呢？”他是真的关心我的前途，才会坦诚地说出心里话。说实话，当时我对自己的选择也是心里没数，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内心有一个固执的想法，那就是找一个新环境，周围有更多的人跟我想法相近，不把我当成怪物。

问：你在曲阜师范大学所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张承志精神结构研究的。二零零二年，你出版了《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一书；二〇〇四年，你阐述文化民族主义时也以张承志作例，二〇一五年，有感于“市场经济的勃兴和社会的转型动摇了文化内部和外部的对抗性基础，文化内部和外部的异己力量都日渐衰微”之时，你写了《论张承志的文化批判》一文，在你的学术生涯中，某一阶段集中在张承志出于怎样的考量？

答：我初定的硕士论文选题是《论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批判》，在搜集材料和梳理思路的过程中，感觉这个题目偏大，不易驾驭，后来主动调整，转向研究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原来的理论框架中，张承志是考察新时期文学文化批判流变的重要切入口。我花费较大精力研究张承志，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张承志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激情所吸引。我高中时阅读《北方的河》，真是饱受感染，胸中就像被点燃了一簇火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张承志是这一潮流中的焦点人物之一。在深入研究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而且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包含激越而抗争的个体特质，也有不易超越的精神局限。

问：你是客家人，你曾在《客家原乡》中说起“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创造性”是客家“移民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本《客家原乡》收录在你主编的“《边缘中国》丛书”，说来也巧，正是这套丛书使我关注到你对“边缘”的偏爱。譬如你二〇〇九年出版的论文集《边缘的活力》即以“边缘的活力”来命名文学传播研究和文学生态研究，而在此之前，您还曾将《山花》的办刊史题名为“边缘的力量”。除了客体的边缘，还有主体的边缘，一如你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就的专著《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中谈及“城市焦虑”时，指出知识者应以“旷游”为其生存方式，成为“永远的边际人”。“边缘”显然不只是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一种精神位置，你是如何作出这种体认，它对你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进而，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影响和你客家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答：从中原南迁的客家人迁徙到闽粤赣地区时，肥沃的土地上已经有早到者和原来的土著，后来为客，因此被迫进入条件比较艰苦的山区。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也是一个后到者。一开始我以为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学创作，直到读了三个月后，才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培养目标是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后到者肯定有明显的劣势，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对主流学术领域难免会感到隔膜。还算好的是，在本科阶段，我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人文社科方面的理论著作。就阅读量来说，会超过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在读硕士和博士时，这算得上是我的补课阶段，通过写作作家论和作品论，对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初步的理解。而博士论文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研究，使我对文学史研究有了一些感觉，并且对媒介在九十年代文学场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博士毕业以后，我重点关注的文学传媒研究、文学史料研究等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叉特征，这主要是缘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也跟我的学缘背景有一定关系。这些年我招收的研究生中，也有不少从其他专业转行的，我反复跟他们说，一定要先补齐自己的短板，持之以恒，知识结构多样化的优势才能逐渐显现出来，否则只能在文学的外层游荡。

广义生态学中有一个概念———边缘效应，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不同的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边缘区域，因为一些生态因子或系统属性的差别和协同作用，导致系统结构或行为较为明显的变化。边缘效应包含正效应和负效应，正效应表现为边缘区域跟邻近生态系统相比，具有较为优良的特性，而负效应正好相反。“边缘”是一柄双刃剑，我在讨论边缘文学期刊、知识分子的“边际人”定位时，不能不正视身处边缘的两难处境。而我看重的正是那些通过努力实现正效应的边缘存在。以文学期刊为例，边缘期刊的数量很大，但这些年给文学期刊界带来“边缘的活力”的期刊寥寥可数。正因如此，那些守望边缘又突破边缘的挑战者才弥加珍贵。

问：你的研究一直有着很强也很有活力的共时性和在场性。二〇〇二年你就有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而且我注意到你在二〇〇〇年曾组织过不同研究兴趣的博士，主编了一套“读网时代丛书”。这套书完全不是纯文学的也不是文学评论的，而主要涉及网络商战、网络安全、网络恋情、网络时评和网络态度五个方面。这很有趣。你当时怎么意识到网络将对我们的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答：我觉得文学研究还是要有趣味，如果为了学术化，把文学研究的趣味都剔除干净，就像被榨完汁的甘蔗一样，这样的学术我真是不喜欢。这些年的文学研究有一种玄学化倾向，搞得圈内人都看不懂，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就像天书一样，这样的研究跟现实、时代完全脱节，其思想和学术价值也难以得到发挥。尤其是做当代研究的人，如果主动把自己和现实、时代隔离开来，那真是缘木求鱼。

我本科毕业后开始接触电脑，那时有一台二八六或三八六电脑的人极少，因为价格不菲，而且那时电脑运行速度极慢，就中文打字来说，其效率还不如四通打字机。不过，电脑的功能比较全，这也正是其吸引力所在。读研究生时真的很穷，赚来的稿费和获得的奖学金都用来买书了，还欠了一些债务，根本不可能花钱买电脑。那时会去蹭朋友的电脑，似懂非懂。博士毕业后，第一笔大支出就是安装家用电话和购买台式电脑，浏览“新语丝”“花招”“橄榄树”“枫华园”和“榕树下”等文学网站，也关注网络崛起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说实话，那时并没有太多学术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觉得好玩。我读博士时，前两年写的文章跟博士论文基本没有关系，博士三年级重起炉灶，开始写博士论文。当时既要找毕业的出路，又要写论文，每天晚上三点才睡觉，早上九点起床，中午也不休息，真是严重透支。论文答辩时长出第一根白发，此后慢慢增多。主编“读网时代”丛书，算是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觉得好玩，做事效率就高，也不感到累。在哈佛访学期间，比较自觉地关注网络文学，看了不少研究网络文化及其社会影响的英文论著。有一段时间还计划主编一套“网络文化译丛”，后来因为杂事缠身，不了了之。高校学者不太愿意在翻译方面花费心思，因为译著在不少高校不算成果，算的话也要打折扣，这样即使有人愿意做，翻译质量也难以保证。近年学术译著质量堪忧，闹出很多低级笑话，这跟译者的水平有关，更普遍的问题是译者缺乏责任心。既然做不好，还不如不做。二〇一〇年年初，为了写网络文学方面的论文，我还专门去玩过好几种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游戏。那几年的玄幻小说，有不少受到外来游戏“魔兽争霸”的影响，甚至照搬其叙事框架和角色设定。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地位的提升是大势所趋。报纸、期刊在一百年前也是新媒体，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大多数文学作品，走的也是通俗路线。在任何文学时代，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毕竟是少数，不同时代对经典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文学研究界对网络文学变得包容起来。十几年前，在不少场合听到作家、学者贬斥网络文学为垃圾，事实上不少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就没读过网络文学作品。而且，很多研究“经典”的论著不仅没有经典性，还是拾人牙慧的垃圾。如果一个人研究垃圾，能够挖掘出很多人迷恋垃圾的根源，那不是更有价值吗？

问：二〇二〇年，你发表论文《论文学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强调关注研究对象的开放、动态，以及多重力量的聚合、多种途径的交叉，强调摆脱线性思维的简单判断。我注意到，从二〇〇五年的《文学健忘症———消费时代的文学生态》到二〇一四年的《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文学生态”一直是你研究中的关键词。文学生态脱胎于生态学理论，把“共同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学成有机的生命系统”，以“维持总量与结构的平衡”。对于文学生态来说，对结构的讲述远比对时间的讲述来得重要。换言之，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是其魅力所在，也是其活力之源”，那么这种“当代性”如何处理它与现代性所固有的那种线性时间的关系？注重结构的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整合现代性的时间？

答：从新世纪开始，我开始关注文学生态问题，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媒介环境的调整，文学环境也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些年的文学研究中，生态文学是一个热点。我所说的“文学生态”跟生态文学有一定的关联，又有明显的差别。文学生态是指文学的综合系统，它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多重力量对文学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文学也对这些力量进行不同方式的回应与反馈，我关注的重点是复杂的文学关系和文学过程。写出来的论文大都发表在《文艺研究》《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其中在《文艺研究》就发表了八篇，大部分都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我准备整理出一部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研究》。因为杂事太多，这一计划已经拖延了五、六年。

關于“现代性”的话题，学术界很热闹地讨论了多年。我自己读了一些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著作，感觉不少学者各说各话，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时段所有事物共有的特性，还有一些学者将“现代性”界定为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价值属性。为了避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尴尬，我尽量少用一些风靡一时的超级概念。按照习惯的历史分期方式，“现代”之后是“当代”。在我看来，“当代性”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更为准确地说，我所理解的“当代性”是一种“同代性”，也就是从事当代研究的人将自我嵌入时代，与时代共同行进的状态和属性。

问：近年来，你深耕于史料，指出不同类型史料的综合运用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极具方法论意义时，这种历史化和当代性的关系如何去处理？

答：在二〇一九年第三期的《南方文坛》，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这篇文章是我主持编纂的四十五卷《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系列丛书的“总序”。这个项目二〇一四年就启动了，丛书共分二十二个专题，分别为文学史、文艺会议、文学思潮、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副刊、文学的影视传播、网络文学、女性文学、民族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奖、文学翻译、台港澳文学、文学的海外传播以及稀见史料；各专题的体例主要由长篇导论、关键词、专题史料与研究、编年简史、编后记等构成，力图系统地呈现新中国文学七十年的历史发展与研究面貌。非常感谢国内一批专家的鼎力支持，同心协力，花费八九年时间打一场学术的持久战。至于历史化和当代性的关系，我认为还原历史和直面当下有共同之处，只有尊重过去的当代性，我们才能正确地处理自己与时代的真实关系。

问：近十几年，你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引人瞩目，这包括二〇一〇年以来对文学传媒史料的编纂，以及二〇一四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〇〇一———二〇一〇史料卷》等长时段文学史史料，也包括其中第四次文代会、“作协四大”、“十七年”的稿酬制度等个案的专题史料。你对《文艺报》试刊、原始稿费单以及工作信函等一手文献都有做收藏，说说有哪些你觉得有趣的文学史细节。进而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的意义何在？

答：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开始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淘一些比较便宜的原始材料，后来在济南和南京买得越来越多，有些年份花费将近十万元。透过原始材料，可以看到很多跟通行的文学史描述不一样的历史场景。譬如重要会议的简报刊发的会议代表的发言，有一些跟公开发表的版本不太一样。还有约稿信和退稿信，格式和措辞背后都包含丰富的信息，譬如一些编辑写给名家的退稿信和写给无名作者的退稿信就差别明显，写给名家的必定是手写的，写给无名作者的多为印刷的公函。七八年前，我就打算写一篇《退稿信中的当代文学史》，写写停停，到现在也没写好。最近在写一篇《约稿信中的文学报刊风尚》，其中会涉及陆文夫一九九七年一月写给范敬宜的约稿信，这封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落款和信封上的文字是手写的，信中还发表了对作家换笔和上网的看法。像这些细节，只有通过原始材料才能得到还原，让研究者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而且，有一些史料还能修正重要的文学史论断。这个夏天我编完了三卷本的《新中国文学稀见史料与研究》，为此书写了一篇导言，二〇二一年十月会发表在《文艺研究》上，题为《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的意义与方法》。我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有三方面的意义，即抢救史料、还原历史、推陈出新。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首先应该鉴别真伪，准确评估稀见史料的价值，实现新旧史料的融合与互证，在此基础上化“异”为“常”；其次，在“同时代性”视野中寻找断裂的历史链环；再次，以碎立通，利用碎片化史料丰富文学史细节，通过关联与互证发现其整体性意义。其实，不止是稀见史料，常规史料的整理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而且，公开了的“稀见史料”就成为常规史料，只是现在有不少机构封锁资料，以为奇货可居。

问：你很早就关注到海外华语文学，在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的《写作》杂志“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写作窗”栏目，你曾论及中国台湾地区及泰国等国家多位作家。你注重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亦即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研究，也因此，你早年关注过诸如夏志清、刘禾、史华慈、金介甫、葛浩文等美国汉学家，你在二〇一六年还与宋明炜共同主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专辑。我注意到在你们二人合作的同名序言有谈到“华语语系”和“华语文学”，那在具体研究中，你认为如何去处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观和海外华语文学的关系，包括相关的概念的使用和界定？

答：很感谢你关注我那些常被忽略的少作！我会对海外华文文学产生兴趣，跟我是福建人有一定的关系。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跟港台的关系很密切，祖籍福建的海外华人数量也比较庞大。少年时在福建老家，很容易接触到台港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读硕士期间，我就写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在《晋阳学刊》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发表了《论台湾女性文学的父亲主题》，这算得上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到复旦读博士以后，导师潘旭澜先生当时还担任台湾香港文学研究所所长，平时谈话时常常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还在《作家报》主持《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版面，一开始都是我的师兄李安东协助他组稿，后来安东兄出国交流，由我协助潘先生处理一些杂务，在处理来往稿件时认识了不少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因缘际会，我对这一领域有了一定的理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博士毕业以后，我的学术兴趣有所转移，对这一领域渐渐疏离。尽管一直充满兴趣，但精力有限，忙不过来。幸好，跟我共事过的黄万华、刘俊教授都是这一领域的顶级专家，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的信息和独特的启示。从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听了王德威老师主讲的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课程，在思路和方法上都受益良多。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位学生还一起翻译了耶鲁大学石静远教授的英文著作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译出了初稿，这本书从另一个维度考察华语语系的多重面向，书中对林语堂研制打字机的文化考察，对马华文学的论述，对不同区域的华人使用的汉字字形与发音的辨析，可谓独辟蹊径。很遗憾的是，为了避免一些纠纷，翻译工作半途而废，这本书的中文版至今还没有出来。在感谢石静远教授信任的同时，也心怀歉意。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我在复旦读博士期间，申报了韩国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获得四千元资助，提交了一篇研究韩国许世旭的汉语诗歌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过，改订版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二〇一三年第一期，题为《文化渡者的东方情怀———从许世旭看中韩文学交流》。二〇〇七年十月，我到韩国外国語大学参加学术会议，许世旭教授还专门找到我住的宾馆，在宾馆附近一家饭店请我吃饭，记得吃的是牛肉蘑菇汤。转眼间他已经去世多年，真是令人感慨。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韩国人，因为学习中文而爱上中文，爱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写出了不少诗歌和散文的名篇，为中韩文化交流四处奔走。文学之所以可爱，关键还是因为文学背后的鲜活的“文学人”。此外，从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五年，我多次到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讲学，跟当地一些作家、学者交流，这也加深了我对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解与认识。

问：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觉得二〇一六年对你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你的《屏蔽内心：新世纪文学的外向化趋势》一文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里面涉及的一些问题，诸如文学的影视化改编、网络文学的局限性等，你此前的论文虽皆有涉及，学术立场却有所调整。比如关于网络文学的类型化与同质化，《屏蔽内心：新世纪文学的外向化趋势》通过对网络文学盈利模式的分析，指出其中另类的“商业美学”并表示“以原创性的标准衡量网络类型小说”其实“无异于缘木求鱼”。还有一些变化是概念和措辞上的，比如用“视觉文化”来代替早前论述中的“影视文化”，用“景观化”来代替早前论述中的“物化”。这些变化不知是否与文中所提及的诸如米尔佐夫、拉康、德波等人的理论对您的影响有关？“二〇一六年”只是一个例子，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一个自觉于时变的研究者而言，今天或者未来，总有一个“二〇一六年”会使我们惊觉，现在的文学研究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你说过网络文学是“文学研究新兴的、边缘的分支”之一，事实上这样“新兴的、边缘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很快落潮的“分支”还有很多、还会有很多，面对过多且过易变化的研究分支，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更年轻的文学研究者，应当如何应对？如何定位自己并开展研究？

答：感谢你细心的梳理和敏锐的把握，有些变化我自己都没有察觉。表述的变化，确实和价值观念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文学日益多样化，如果我们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难免捉襟见肘。在印刷文化的环境里成长，在深层趣味上很容易对新媒体文化有所怀疑，如果缺乏必要的包容性，我们很难理解新兴的文学与文化。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来的那点火气慢慢消退，情绪化的元素越来越少。世界变得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老，如今清醒地意识到潮流总在自己的前方。既然如此，就以一种看风景的心态，欣赏潮起潮落，理解制造潮流和追逐潮流的青少年。

问：二〇一八年，你在《从文学批评到文学传媒研究》中简单回顾了自己学术历程，尽管一路走来有了很多的变化，您对“独立性”要求却未曾改变，您说独立性是文学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生命，而独立性“最为朴素的表现就是说真话”，这一对知识分子道德上的强调让我想起了您最初所学的专业。您在一九九七年发表的一篇讨论张承志的文章曾引用弗洛姆说明道德自律应充分关注包括个人财产在内的自我利益。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正在于对个人财产的保障，经济学中的公与私与我们传统理解中的公与私全然不同。而后，在二〇〇〇年讨论朱文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时，您再次引用弗洛姆，批评“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把自我等同于他所占有的東西”。这些早年的文本阐释浸淫着当代经济学观念。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六年，您在做《人民文学》头条分析和“十七年”稿酬制度分析时，都曾借助图表统计。从经济学转而文学近三十年，其中有哪些变又有哪些不变？

答：跟成长环境有关，我不是一个活泼的人，喜欢安静，喜欢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之所以会弃商从文，跟我不喜欢喧嚣有关，最主要的是不愿看人脸色。如果搞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只是为了讨好别人，那我还不如在商场折腾。商场有风险和陷阱，那种弥漫的功利气息让我敬而远之。但在商海扑腾的人们也有可爱之处，直来直去，就是奔着利益往前走，没必要遮遮掩掩。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应当是一种平等对话，不仰视也不俯视，不是谄媚的表扬和一骂到底的酷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相互激发，而不是仅仅因为利益捆绑在一起。只有这样，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才不会成为一种附庸，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我一直认同经济学中的平等意识和契约精神，这是我们应当遵守的生活原则。尽管远离了经济学，但当年学会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研究文学传媒、文学生态等有一定程度的跨学科特征的问题，确实有较大的适用性和不应忽略的学术价值。文学研究一直重视定性研究，不同个体的文学观念差别很大，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使得有些文学观点过于主观和随意。因此，通过引入定量分析方法，能够修正一些错误观点。譬如我看到过一些文章，认为“十七年”《人民文学》以短篇小说为第一文体，在头条作品的数量方面，短篇小说也是独占鳌头。经过统计，我发现在头条作品的数量上，排在最前列的并非短篇小说。从艺术和社会影响来说，“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确实是首屈一指，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头条数量上也高居榜首。还有一个例子，大多数新生代小说家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因而林白、张旻一度也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六〇后”。事实上，这两位作家都出生于五十年代末期。文学想象和科学思维有明显差异，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成果还是应当有客观性与准确性。最近几年，数字人文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新热点，经济学方法和数理分析手段都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责任编辑：宋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