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一九六九年生，福建上杭人。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传媒、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网络文学研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齐鲁文化名家等人才计划，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等奖项。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十三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等科研项目。著有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散文集《客家漫步》等十余种。

一、半路出家

我参加高考时，志愿填报出了点偏差，那时福建高考是考前填志愿，不少考生志愿报高了或报低了。那年的数学卷比较容易，我很快就做完了，有一题是考排列组合知识的应用题，满分为十分，我一开始做对了。交卷前半个小时没事干，又想起老师们在考前反复强调千万不要提前交卷，检查两遍后，觉得这一题不会那么容易，估计出题人会挖个小陷阱，就自作聪明，改了答案，白白丢了十分。结果被录进了杭州大学经济系，读的还是对数学要求很高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时学科布局调整，被改名为企业管理专业。说实话，我对经济学科兴趣不大，学习也不是很用心。大一时成绩还可以，后来有点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在读文学作品或文史哲方面的理论书，有时还会去中文系和外文系旁听一些课程，其他时间在写诗，在报刊上发过一些，还得过一些校园文学、诗歌比赛或征文的奖励。从高中开始，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名字比较土，就时常琢磨着起个好听的笔名，投稿时的署名也经常更换。又过了几年，有一天躺在床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幼稚，从此不再为自己的名字纠结。

受当时环境的影响，我本科毕业那一年，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基層单位。我被分到龙岩的一家造纸厂，起初在造纸车间里干三班倒的操作工人，负责看管压榨和烘干工序，过了半年被调整为统计员、调度员。我工作的那家造纸厂当时很不景气，停停开开，工资都发不出来，停产时工人只发基本生活费，有些工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到周边的小企业打“老鼠工”。所谓“老鼠工”，一是流动性大，二是偷偷摸摸，如果明来明往，有可能被原来的单位辞退了。那时没事可干，经常熬夜写点短文，比如通讯、球评、小散文等，能赚点稿费，还得过《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福建日报》和一些行业刊物的征文奖。除此之外，就是读文学作品。后来被调到一家合资公司做秘书和助理。在别人看来，我的职场生涯算是苦尽甘来，渐入佳境。可这几年的历练，让我自己明白兴趣还是在文学，在商界谋职赚钱会多一些，而且在当时政企不分的体制中，也很容易有从政的机会，事实上当时已经有政府部门联系过我，还商谈了具体的职位安排。

一些长辈和朋友听说我准备报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都觉得有点奇怪，通过各种委婉的方式劝解我，希望我珍惜当时的职位。听得多了，内心难免纠结，甚至动摇，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明智，值不值得。有一个晚上，随便翻读香港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多卷本《沈从文文集》，再次看到《从文自传》中这样一段话：“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赌，看一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更合理一点呢？还是糟糕一点？”愿赌服输，我决定不管别人怎么说，任性一回。

我放弃了本科主修的经济学，硕士期间改读文学，现在想想当时真是误打误撞。那时什么都不懂，误以为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学位，就可以专注地搞文学创作。记得入学面试时，我很干脆地回答，对文学研究没有兴趣，毕业以后也不打算从事跟文学研究有关的工作。在已经指导了近百位研究生的今天，我深深知道狂妄的学生不受待见，因此很感谢那几位面试老师没和我一般见识，放了我一马。入校以后，才知道读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评论做研究，那时真是很失望，也很迷茫。有一阵动了退学的念头，想重拾老本行，去深圳找找机会。读硕士期间，我陆续在《中国电视》《大众电视》《电影之友》《电影评介》等刊物发表影视评论，在《晋阳学刊》《阅读与写作》《热风》《台港文学选刊》《中国青年报》《文论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记得有一篇还发在《文论报》的头版头条。二〇〇二年九月，我的硕士导师李新宇先生为我的书稿《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性文字：“在这个关外深秋的夜晚，面对黄发有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我几乎无法集中精力阅读，因为我的思绪总是飞回到一九九三年的小城曲阜。时光真快，转眼已近十年，黄发有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伙子，而是已过而立之年的副教授。而我此时所看到的，却仍然是他从福建风尘仆仆来到古老的小城曲阜，跟我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在复试的时候，曾对他反复盘问，包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等等问题都问到了。因为他是杭州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却来这个偏僻的地方学文学，这种‘弃明投暗（这是我当时说他的话）之举的确使我感到意外。然而，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坦率地回答：毕业后决不从事文学研究。他喜欢文学，却不喜欢文学学术。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对他并无厚望。”

在硕士论文开题之前，我初定的计划是研究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批判问题，老师们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研究的对象过于庞大，自己在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方面还有所欠缺。经过反复考虑后，觉得还是要从作家作品研究入手，只有先选几个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才能对一个阶段的文学面向做出准确的宏观把握。最终，我推翻了原定的计划，转而研究张承志的精神结构。之所以选择张承志，首先，他是我原来选题中的一个研究重点；其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张承志是一个焦点人物；再次，我弃商从文，重要的原因是被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所吸引，而张承志《北方的河》等作品中洋溢的理想主义激情，曾经深深地感染了年少的我。对于我的张承志研究，李新宇老师有这样的评价：“他从张承志没有修复的‘精神裂痕中窥见了张承志精神的秘密，特别是那些连他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矛盾。可以说，这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张承志精神世界及其矛盾的理解与把握。”《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七年第四期刊发了关于在下的批评小辑，何言宏在《发现者的激情与尊严———黄发有的文学批评》一文中，他用数千字的篇幅讨论《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他说：“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来谈论黄发有对张承志的研究，是因为他在这样一个个案研究中，涉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相当重要的精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很有难度，但他却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相当成功地做了回答。说实话，我和不少朋友一样，非常喜欢发有的这部‘少作，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有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且十分‘珍惜与‘怀念的‘文字中的莽撞与不谙世故以及‘童言无忌的赤诚，还因为它所辉耀着的令人叹服的思想与才情，于我而言，这已经是很高很高的批评境界。”非常感激同行的鼓励与厚爱，但我不能失去自知之明。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在为《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一书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济南的这个酷暑，我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整理、改写八年前就开始动笔的“少作”，也常常会为了当年的幼稚而羞愧。但是，似乎只有在张承志已经不再成为批评界、文化界追捧与骂杀的热点的今天，不少误解才能得到澄清。而数年前写下的文字中的莽撞与不谙世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值得珍惜的。时下的评论与研究被种种行规、框架限制得“不说直话”，用统一的腔调说着大话、空话、假话，学院里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包括我自己）几乎用同一种腔调将简单的道理说得深奥无比，我格外怀念童言无忌的赤诚。遗憾的是，自己的这些文字中也不无初学者对于“学院腔”的模仿，也很可能有人云亦云的空话甚至假话。

执著地研究一个作家或同一种风格的文本，显然会使研究主体的视野变得狭窄。但是，在这个宏论滔滔的年代，深入的个案研究与文本细读的功夫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各种各样的“综论”中，那些大而化之的、先入为主的论断常常是有胆无识的，牵强附会的判断冒充成了“新见”，踏踏实实的作风似乎越来越稀罕了。时下的不少学位论文或名家专稿，往往在对几个作家、几部作品进行蜻蜓点水的“抽样分析”之后，就大谈中国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审美法则与精神特征，却很少选择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反例对论题进行反证与质疑，对与论题相冲突的材料避而不谈，论述中引用的也多为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

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任务是“补课”。就阅读量来看，我本科阶段读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数量，比一大半中文系学生还要多一些。但就知识的系统性来看，显然有明显的短板。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强度最大的是读博士的三年，除了阅读几千万字的新出作品，还精读了上百本理论著作，留下了二十多本阅读笔记。那时没有电脑，阅读的感想都写在纸上，大段大段地抄书是每天的功课。如果说那一阶段我的理论水平有所提升，抄书功不可没。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某一本书的某一段话记在哪一本筆记本上，这些内容都标注了出处和页码，给我日后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便利。对于做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来说，必备的功夫是找到合适的材料，阅读后能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拓展思维，掌握方法，有所发现。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文学者日益重视各种数据库和电子资源。在这样的潮流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重视纸质文献的搜集与阅读。不少研究生写学位论文时，绝大多数文献都来自中国知网、读秀、超星等大型数据库。通过搜索引擎，研究者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挖掘需要的信息，目的明确，直奔主题。正因如此，现在不少学位论文的引文很奇怪，就内容来看确实有关联度，但引文的作者很可能来自一个陌生的学科领域，就像天外来客一样，给人造成穿越时空的错觉。受这种学术生产“碎片化”现象的影响，有不少研究生知识面似乎挺宽，但细究之下难免露馅。每一年研究生招生面试，就一位作家或一部书向学生提问，一开始考生的回答很流利，只要抓住一个细节追问，一大半考生答不上来，有些会说“没有通读”、“很久以前看的”、“记不太清了”。更离谱的，有考生答错了一部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他随后的解释是看了网上的版本。一方面“不读书”、“不求甚解”，另一方面要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是当前人文学科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不通读一本具有经典意义的书，你不可能理解作者的思路和书的逻辑结构，更不可能发现这本书的局限与漏洞。如果只是看看别人怎么说，却并不理解他为何这样说，就很难有自己的判断，人云亦云，成为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的一分子。

二、开垦一片园地

我的少年时代都在乡村度过，各种农活都能上手。从事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很像在河里捕捉野生的鱼群，你要熟悉鱼的习性，跟踪鱼的动向，还得掌握捕捞技巧。从事文学史研究，更像在山地开荒种植，学者选择研究领域和农民选择种植品种颇为相似，有些地块适合种茶，有些地块适合种烟，有些地块适合种红薯，都要因地制宜。做评论的人，反应应该比较灵敏，能够与时俱进。我觉得自己的性情比较安静，在喧嚣中有点茫然，就像先辈一样，惯于埋头干活，在荒山中开垦出自己的领地。

读博期间，我初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是“鲁迅精神的当代命运”，计划研究追随鲁迅的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许钦文等人的思想、人格及其当代命运。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非常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做好了有可能为学术积累做出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我觉得这个题目有多方面的难度，于是壮起胆子，跟老师说了自己的想法。潘先生一开始有点不理解，经过我细致的解释，他也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先放一放，支持我更换题目。最终，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由于我写论文时，九十年代还在进行状态，而对九十年代小说的整体考察又必须具备文学史视野，研究介于文学评论与文学史论之间，使我对文学的宏观把握和文学史研究有了初步的认识与实践。在根据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专著《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一书中，我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些文字：

一九九六年，我有幸成为潘旭澜先生门下当时唯一的在读弟子。记得我最初的论文选题是《鲁迅精神的当代命运———中国当代作家的人格研究》，研究对象锁定为鲁迅学生辈的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许钦文等人，意在解剖他们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命运与人格选择。先生对这一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遗憾的是，基于资料积累、知识储备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在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后，最终选择了暂时的放弃。这一选题而今也成了我的一笔“心债”。

为了完成这一选题，我阅读了三千万字以上的九十年代小说作品。记得那时我成天像着魔了一样，跑到五角场科技图书公司三楼的“天地图书”，大量地选购八折的新书，甚至到了碰到新作品就买的程度。就这样缩衣节食，在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我靠着奖学金、稿费和学校发给的那点可怜的津贴，居然买了两万多块钱的图书。以至于外地的不少同行，竟然常常向我寻求资料上的帮助。

回想复旦的三年时光，内心涌起的真是难以言说的复杂滋味。这是我最用功的阶段，不断地看书，不断地乱涂乱写，成了个十足的书呆子。幸运的是，我在这里还遇见了那么些良师益友，使生活变得寂寞而又充实，孤独但不孤僻。我常常想起深夜从图书馆回南区宿舍的情景，经过国年路和政肃路的交叉口时，不止一次听到垃圾房里传出来的音乐。寄宿在里面的一位乞丐，在铁皮门的背后，不断地用双手拍打着手中的一台破旧的袖珍收音机，把广播里的京剧唱段拍得断断续续，颤颤悠悠。我真的为他的陶醉所感动，甚至觉得自己的痴迷也是殊途同归。毕业前夕，在论文与工作之间搅得焦头烂额的我，觉得自己有点灰溜溜的。能够多少为自己开脱的，恐怕就是校长在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的那么一句表扬，虽然自己没有参加仪式，但这或许能够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自信，自以为这三年不全是在浪费光阴。

博士毕业后，我慢慢转向文学史研究，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职业化的文学评论家都会跟踪新作品、新作家和新潮流，有巨大的阅读量，但是，时代不断在变，文学也不断在变，处在跟踪的位置上其实很被动，容易被外界所牵制，不易确立自己的站位。读博士时，我不止一次听导师潘旭澜先生说，研究当代文学的人不应忽略文学的新变，但老是为变化而激动，有时难免会沉不住气，而且随着年龄变大，激情消退，总会有跟不上的那一天，因此要以不变应万变。其二，评论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也不易形成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读博士期间，我发了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当时曾经有出版社联系我，让我编一本集子，借此机会翻阅了一下已经发表的文字，发现比较零碎，说得好听的话是兴趣广泛，说得难听的话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于是给集子起了个名字《文化游击》。这本集子最终没有出来，出版社希望我增加一些评说热点的短文，还要求写得犀利一点，其实就是让我骂人，那时我已经开始写博士论文了，也觉得靠骂人赚吆喝不符合我的性格，就自动放弃了。游击战式的批评灵活，神出鬼没，时间长了也会觉得不靠谱，有点像玩躲猫猫的游戏，躲来躲去把自己躲没了。作为一个客家人，飘飘荡荡，其实内心很渴望有一个安稳的所在。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也跟祖辈一样，希望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瓜果蔬菜。其三，顺其自然的发展。一直做跟踪性评论，闻风而动，容易被潮流所牵制，而评论要能留下来，成为一种积累，不能浮于表面，需要具有内在的深度和一种历史性眼光。文学评论是文学史的草稿，文学评论向文学史研究的转换，文学评论家转型为文学史家，这是常见的现象。

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想报新闻系，后来阴差阳错被杭州大学经济系录取，读本科时三心二意，断断续续看了一些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讨论九十年代小说的文化环境和小说的艺术特征，写到后来，发现传媒对九十年代小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其主题和题材选择，而且影响其文体特征与语言风格。也就是说，不研究传媒影响，已经无法准确把握研究对象。后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媒介格局出现重大转换，文学传媒研究有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由于意识到文学传媒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我的研究重点逐渐向当代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领域转移，除了发表一系列论文之外，陆续出版了学术专著《媒体制造》《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论文集《文学与媒体》《跨媒体风尚》《网络文学内外》和教材《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这样，我从研究期刊、出版、影视入手，逐渐过渡到对文学传媒进行整体透视。兴趣带给我激情，而问题吸引我深入。要说研究方法，一是审美把握与实证分析的结合，二是学科交叉互动，三是会用一些统计手段，这是我读本科时掌握的方法。

媒介有自身的特性，但媒介的力量并不完全源于自身，媒介是四通八达的桥梁，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力量聚合起来，借助文学的场域，传导到作家、编辑、读者身上。在对媒介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比较集中的研究以后，对媒介、文学的周边也越来越感兴趣。正因如此，我花了不少时间搜集文学制度方面的史料，断断续续写出了一些研究文学教育、稿酬制度、文艺政策方面的论文。在翻阅了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和其他文艺会议的会刊、简报和原始材料之后，对照已有的文学史著作的相关论述，感觉文艺会议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二〇〇八年，我申报的“新文学史上的文学会议与文学发展”被立项为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这推动我集中精力搜集近百年文艺会议的史料。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在涉及文艺会议时，都是大而化之，内容高度雷同化。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者都觉得文艺会议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甚至改变了文学史进程，不容回避；另一方面，多数论著引用的往往是二手材料，基本没有援用原始史料。

在对文学媒介日渐熟悉之后，我更为自觉地认识到文学媒介产品都是第一手史料。除了公共媒介产品之外，很多内部报刊、油印史料、手稿和影像史料大都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在阅读一些稀见的书信、日记手稿和油印材料之后，那些生动的细节让我看到文人复杂的面向，发现文学在不同叙述语境中呈现出来的差异。文学多姿多彩，但文学史不能任人打扮。对同一时期文学史的描述，不存在一种标准答案，就像摄影和素描，取景的角度、光线和背景都会影响画面的效果。在多种史料的参证之下，我对一位作家、一次文学事件、一个文学阶段的认识不但没有变得清晰起来，反而变得更加模糊和斑驳。值得注意的是，大致的轮廓渐趋集中，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立体感和动态的现场感，文学研究变得有趣了。

二〇一四年，我申报的“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这个项目为基础，我开始组织学术力量，启动了“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大型丛书的编纂工作。转眼间过了八个春秋，这套书总算进入编辑出版流程。说实话，史料整理与史料研究工作长期不受重视，从业者吃力不讨好。不应回避的是，当代文学研究要在整体上有所提升和突破，史料整理与研究应当取得长足的进步。在《新中国文学稀见史料与研究》的“后记”中，我回顾了这些年搜集史料的过程，现照录如下：

收入本卷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我个人的收藏。这些材料有些来自于街边小店或地摊，有些从网络书店购得，还有一些为朋友的赠品。本卷的编选前前后后费时三年多，而获取并积累资料的过程，细数起来长达二十余年。

一九九六年秋天到复旦攻读博士以后，我开始跟随一些同学去逛文庙的旧书市场，购买过一些内部报刊和私人书信，这些材料售价低廉。当时看到不少珍贵的名人书信，开价区间大都从五十元到两百元之间，但那时囊中羞涩，内心挣扎了半天还是放弃了，因为刚入学时学校按月发放的生活费只有一百二十元左右，后来略有上浮，还是捉襟见肘。在吃饭与饥饿之间，本能还是占了上风。一九九九年夏天到山大工作以后，經常去逛中山公园的旧书摊和英雄山文化市场，通常见到的都是一些大众读物。赶巧的是，那几年济南有几家图书馆因为场馆空间紧张，大规模剔旧，大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刊和内部出版物被当成废品清理，随后辗转流入地摊。那一阵我以很低的价格，像买烂白菜一样，成堆地购入大量旧资料。还有几次，我从几个收废品的大爷的三轮车箱里，翻找到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油印资料。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我将研究重点转向文学传媒领域，每次外出都会抽空去逛旧书店，在北京、天津、杭州、沈阳、厦门等地购得一批书信、日记、档案、会议简报和稿费单据。从二〇〇六年开始，我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十一年。在对当代文学传媒进行多年研究以后，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媒介形态都是史料形式，而每一种媒介在发表和传播信息时都会有或隐或显的倾向，会对文稿和材料进行多重筛选。也就是说，在公开传播的材料之外，还有不少信息被忽略被遮蔽。基于这一思路，初到南京的五六年时间里近乎疯狂地购买各种资料。南京的朝天宫附近有书刊夜市，除了零星的几家店铺之外，流动小贩凌晨布摊天亮撤市，我从中买到过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也因为天色暗淡，看不太清，买到过一些赝品，花了一些冤枉钱。随着网络旧书店遍地开花，实体旧书店的衰落难以逆转，我购买资料的主战场也转向网络，免了东奔西跑的劳顿，买资料越来越便捷。有一段时间，我一个月在孔夫子网上的支出达到两万元。二〇〇八年前后正是房市最红火的日子，只要买房就能赚钱，而我却沉迷于搜罗形态各异的废纸。南大在仙林建设新校区后，本来我可以在和园以每平方米四千多元的价格买一套新房，过了几年还有资格购买一套联排别墅。滑稽的是，我把本应该用来买房的钱，买了布满灰尘、怪味浓重的故纸堆。有几年我得了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微风吹过，也会喷嚏连天。我妻子不仅得了鼻炎，还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嗅觉。现在想想，堆满家里所有空隙的旧资料可能是重要的过敏源。这样反省一下，颇为愧疚！

另外，为了避免折腾，我的大部分资料一直存留在南京，这也增加了编选工作的难度。我时常把南京的资料搬到济南，又把济南的住处放不下的资料搬到南京，干起了搬运工的活。尤其是疫情期间出入受限，耽搁了不少时日。一些材料譬如稿费单据都存在南京，不少被夹在一些大开本的书中，我借到南京开会的机会，匆忙之间翻找了几次都没找出来。

本卷的目录经过多次调整，就史料价值而言，还有很多史料都应该被收入，而且有一些被舍弃的篇目更有史料价值，但是经过反复权衡，还是只好割爱。除了稿费单据之外，本卷没有收入书信、日记、手稿、审稿意见等手写材料以及讲稿、档案等油印材料，这些史料之所以被舍弃，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比较零碎，二是牵涉个人隐私，三是信息比较驳杂或有争议，四是考虑到版权问题。等条件成熟时，日后或会再编续编或更全面的稀见史料选集。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向读者说明，选收的大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史料。所谓“稀见”，还是要经过时间沉淀才能确定，距离现在太近的材料，其未来走势还有待观察。

这些年寻访史料，我去过不少图书馆、文学馆、档案馆或纪念馆，资料封锁的现象较为普遍，不少地方都设置了很高的查阅门槛，需要办理各种复杂的手续，收费高昂，收藏的稀见史料被束之高阁，秘不示人。就我个人收藏的手稿、日记、自述、书信来说，因为大多数用纸质量不高，保存条件不好，稍稍翻动就容易破损，这类资料如果不及时进行拍照、扫描或数字化处理，再过些年就会灰飞烟灭。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些资料，纸张粗糙，很难保存。为了拍照和扫描，在按压一些旧书刊和油印资料的书脊时，有十几本已经碎裂了。因此，对这一类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是颇为迫切的任务，再等几年就难觅其踪了。

三、做有趣而独立的学问

在商业氛围日益浓厚的环境里，文学不断边缘化，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算得上是一种“无用”的事业。十几年前，我总是会在课堂上鼓励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到了现在，我常常会跟考生说“考博要慎重”，人文学科的博士难考取、难毕业、难就业。如果不是真的对文学有兴趣，有热情，很可能在某一天会心生悔意，甚至半途而废。在不少看重功利的人的眼里，文学研究不仅“无用”，而且“无聊”。文学内在的力量无形而柔弱，她很难给人带来直接的功用，自古文人多寂寞，历史上不少显赫的人群将文学看作茶余饭后的消遣或锦上添花的点缀，但文学常常给弱者带来持久的安慰，陪伴他们走过艰难的岁月，所谓有梦不觉夜长。

在文学研究的路途上奔忙了将近三十年，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趣味，自得其乐。不管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文学媒介与文学史料，我的焦点都是关注文学内外的“人”。现实中的作家、读者与编辑，作家笔下记录的真名实姓的人与虚构的人物，为我提供了观察人生的多重视镜，各种风格的文字或如窗纱，或如雨幕，或如日光，或如月色，使得我与世界之间有了特殊的介质或桥梁。人生价值的实现，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或权力，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就像光线照亮物体，雨水滋润花果。在日益功利化的氛围中，不少人看惯了尔虞我诈的算计，见怪不怪，但文学界与学术界依然会有难得的清流，譬如编辑对作者的热心帮助，老师对学生的无私栽培。

最近十余年，因为致力于研究当代文学媒介，我得到了许多著名编辑家的帮助，并且专门与何启治、黄育海、何锐、宗仁发、陈思和、林建法、韩忠良等围绕编辑出版实务与人文追求，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访谈。他们不仅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与宝贵信息，而且以饱满的激情与不懈的追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参与《扬子江评论》的编辑工作时，我提议设立了“名编视野”与“名刊观察”栏目，发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编辑家总结自己的编辑实践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编辑的评论文章。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编辑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个别编辑会自觉地保留原始书证，并以文字形式记录编辑生涯的点点滴滴，大多数编辑都没有将自己的经历、体会与反思形成文字。何锐老师去世后，很多作家自发写文章纪念他，向他的敬业精神致敬。他以近乎偏执而疯狂的激情挚爱文学，像他那样心里只惦记着刊物的编辑如今越来越稀罕了。作为一个地处边缘的省级刊物，《山花》之所以获得那么多重要作家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被何锐的那颗赤子之心所打动。他在主持《山花》期间，不仅要半夜打电话四处拉稿子，像地下工作者对接头暗号一样，直奔主题，来去无踪，还要放下身段四处化缘，到企业去拉赞助。为了给《山花》寻找协作伙伴，何锐马不停蹄地拜访他所熟悉的厂长和经理。到遵义的湄潭酒厂寻求支持时，厂长的豪爽和热情让他误以为大功告成，居然连续灌下三四十杯“湄窖”，以表示感激之情。在文学期刊处境艰难的九十年代，《山花》从贵阳卷烟厂（后改制为贵州黄果树集团）、茅台酒厂等当地企业获得了高额赞助，这为其崛起提供了坚强后盾。为了避免断炊之虞，何锐牵头成立了旨在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的“贵州企业决策者研究会”，他自己出任秘书长，编辑供企业家参考的《企业决策研究》和《信息快递》，获得了政界和商界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山花》此前一直是贵州作家的自留地，何锐面向全国的编辑思路使得本土作家的作品很难进入《山花》的视野，因而招来了一些非议，还有人吹毛求疵，向有关部门反映《山花》的问题。巧合的是，我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三年第一期的《〈山花〉：边缘的力量》来得正是时候，《山花》马上在二〇〇三年第二期转载，作为汇报材料的附件，救了《山花》的急。为此，何锐对我有一种特殊的信任。二〇一〇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让当时在南京大学跟我读博士的王秀涛专门去拜访到南京出差的何锐，本来也安排他们做一次访谈，但他行色匆匆，没时间坐下来细谈，后来王秀涛专门写了一篇研究文章《文学的守夜人———编辑家何锐素描》，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二〇一〇年第五期。从《山花》主编岗位上退下来后，何锐对文学编辑依然念念不忘，投入地主编“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他每次到南京找江苏文艺出版社商量丛书的编辑出版事宜时，总会约我见面。我总是劝他丛书可以不编了，应该抓紧整理第一手材料，总结一下自己的编辑经验。二〇一七年初，我家内子跟何锐做了一个长篇访谈《以文学编辑为终生事業———〈山花〉原主编何锐访谈》，初稿有两万五千字的篇幅，《当代文坛》二〇一七年第五期刊发的版本差不多压缩掉一万字，这应该是他谈得最深入的一次。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准备整理一下手头的原始材料，“好好搞一搞”，遗憾的是最终没有搞出来。何锐用文学的火点燃了自己，直到把自己烧成灰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人把文学视为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文学弃若敝屣，文学成为过时的理想。让我感动的是，恰恰是那些逆流而上的文学人，当文学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依然像堂吉诃德一样手执长矛，不离不弃。

随着研究重点的转移，这些年我不再像读博士时那样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但从来没有远离文学现场。不管是参加各种评审还是给学生上课，要对作品下判断，就不能不读作品。现在的好处是，读作品不再是为了写评论，自己心里有數就行。除了一些特殊任务，不再写自己不愿意写的文字。每年给学生讲现当代作家作品课程时，都会给他们推荐十部当年的新书，让每位同学从中选择一部，在读作品之前不读相关评论，形成文字后和大家分享。那些认真阅读的学生，他们的发现每每让我感到惊奇，他们进入作品的角度和提出的观点，和我的阅读体会确实存在差异，这种代沟没法回避。当我理解了时光的魔力之后，就如同面对特殊的镜子，从中照见自己的思维惯性和审美偏好，以过来人的豁达，学会尊重年轻人的孤傲。原来，接近年轻人的内心会那么有趣，就像坐在山坡上，看远处流动的河水和飞驰的车影，距离带来美感，对隔膜的察觉也会驱动我们去缩短精神的距离。文学确实在变化，作者和读者都在变化，可文学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生命的体恤和对人性的关切，正是在这些点位上，我跟我的学生们产生了共鸣，就像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一片精神的广场。

文学丰富多彩，形式多样，不同文学主体的价值追求各有侧重，但文学不能对人无动于衷。捍卫人的尊严，应该是文学始终不渝的目标。首先，文学研究者必须有同理心，不居高临下，理解创作的不易，将心比心地分担别人的困境。在我看来，凡是不尊重人的行为与文字，都应当遭到抵制。当然，研究者感同身受的共情，不仅是面对文学的虚构世界的代入，更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介入。其次，文学研究者应当有敬畏心。在文学边缘化的背景下，一些文人为了让自己变得“有用”，随波逐流，结果把文学廉价抛售了。个别评论家将纸糊的高帽随便派送———“划时代”“里程碑”“伟大”“史诗”，事实上他只是随便翻了翻作品，连作品具体写什么的也没搞清楚。还有一些评论家，要么以关系远近划圈子，要么将“酷评”进行到底，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文学评论也没多么高深，但要做到鲁迅所言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真是不容易。再次，文学研究者还要有超越心。只有超越小圈子，才能摆脱庸俗的趣味。只有超越当下，才能具备宏阔的历史视野，将研究对象置放于历史的坐标中进行衡量。只有超越功利，才更有可能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体会文学内在的美和善。有了同理心、敬畏心和超越心，在孤独的旅途中不至于轻易迷失自我，在惆怅和艰难中默默坚持。独立并不是凌空蹈虚，更不应该脱离现实，而是背靠历史，面向未来，使自己在时代的潮流中有所持守。

（责任编辑：宋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