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登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一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以劳动力密集型为基础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到技术密集型上来。二是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凸显；同时，1999年高校扩招后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由于教育结构的缺陷，劳动年龄人口中无劳动技能或基本无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劳动力仍存在过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实体经济存在对二者之间的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的巨大缺口。“中国制造2025”的制定和培养大国工匠的“工匠精神”的提出，正是对填补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缺口的反映。为此，2019年全国两会提出高职高专院校扩招100万人，并在2019年秋季招生计划中落地。这是中国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增长点和推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决策。

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人口红利是指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其抚养负担较轻，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从而形成由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增长效应。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描述是，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不变的条件下，总和生育率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处于较低的稳态水平。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逐渐形成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特定的人口阶段，一般称为“人口机会窗口”①，人口红利开始释放，经济增长加快。当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到更低水平时，经济社会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社会的人口红利消退，增长将再次回归较低的稳态水平。也就是说，判断一国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且人口抚养比下降意味着该国人口红利出现或增加，反之，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上升则意味着其人口红利的减少或消失。

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段（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最高点。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达到了最高点。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中国60岁、65岁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快速上升。截至2019年末该比重分别为18.1%和12.6%，比重较2018年分别增加0.25和0.64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8.1%②。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一升一降，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当总体人口的年龄结构处于最具生产性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而进入老龄化阶段后，当总体人口年龄结构不再富有生产性之时，人口红利随之消退，不仅难以继续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此。中国人口政策由“计划生育”转变为“单独二孩”（2015年），继而转变为“全面二孩”（2017年）。新时代人口政策的两次转变，其目的是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但在高龄产妇和失独家庭积累生育意愿集中释放后，其对生育的刺激效应弱化。高房价和中产阶级教育竞赛的压力，导致抚养成本远高于生育成本，且迅速提高，而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够健全。因此，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仍然十分低落。贝克尔认为，生育率受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影响，当夫妇中的妻子一方是职业妇女且收入可观时，或者，当政府的子女养育补助较少，子女抚养费免税额度较小，或孩子的教育费用上升时，这个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③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多次从沿海扩散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用工荒”。蔡昉④等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刘易斯转折点”，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从过剩转为短缺。截至2019年，中国总人口抚养比已高达56.2%。这表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廉价劳动力充裕供给”的传统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

二、教育结构形成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缺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实现全国普及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水平行列，在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8年，各级各类学校共51.4万所，在校生人数达2.7亿人⑤，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各学习阶段入学率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高校毕业生834万人，是1949年（2.1万人）的397倍，是1978年恢复高考（16.5万人）的50倍⑥,且仍保持持续增长趋势。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通过教育普及化方式来推动创新。教育红利主要就是通过普及化教育，普遍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教育普及化与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相互促进。

1999年高校扩招，中国从高中的普及化教育转变为大学的大众化教育，是中国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阶段。无论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教育，都在大学阶段进行。劳动力不再是传统低层次基础劳动力，而是高素质的人才劳动力。这是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教育红利的开端，大批接受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进入社会。

但是，在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还存在一个介于低层次基础劳动力和高层次人才劳动力之间的一个衔接环节，即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主要从事职业技能工作，为制造业输送最主要的劳动力，也是实体经济最主要的劳动力。1999年高校扩招后，对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尽管有所增加，但其远远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中层次劳动力供给短缺的短板。这是造成现阶段中国一方面存在大量几乎失业的低层次基础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存在实体经济的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用工荒”的直接原因。而现代职业教育是各级各类高职高专院校，它肩负着传承技术技能和培养多样化专业化以技能型为特点的中层次人才的双重任务，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和发展“大国工匠”的最主要的摇篮。

三、教育红利是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转换到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上来。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方式离不开具有较高技能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环⑦。加里·贝克尔认为教育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中，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一直在增长，当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上升，或是教育投资增加时，经济增长就会加快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本要素稀缺，劳动力要素丰富而且廉价。这支撑了30多年建立在高资本回报率基础上的超高速发展。摩根士丹利估计，要取得1元（人民币，下同）的GDP增量，2003年至2008年仅需投放新增贷款1元，2009年至2010年需要投放2元；2015年则增加到4元，2016年进一步上升至6元⑨。2010年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资本要素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是呈几何级数下降。基本上来说，2010年以前，高资本回报率与中国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结合是成功的，也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2010年后中国资本回报率的急剧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已经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教育受众面普遍扩大和教育水平提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一项计量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企业全部职工由初中以下学历提高到高中学历，企业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4%；提高到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再提高66%；由大专进一步提高到本科学历仍为66%。⑩

东亚主要新兴经济体成功发展的经验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从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教育红利⑪。加大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促使经济增长从传统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转向现代质量型的人力资本红利即教育红利，符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的支撑点就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创新成果。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的最主要途径是增加教育投入。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但总量仍然巨大。这为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扩大教育受众面，提高教育受众水平，加强技能培训，显著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期。这是教育红利逐渐替代人口红利，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创新驱动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

2019年秋季高职高专院校扩招100万人，实际扩招116万人。招生对象更加多样化，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到退伍军人，从具有初中文化的社会人员到大学本科毕业生回炉攻读技能技术人员等。通过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高职高专院校的投入力度，扩大奖学金覆盖面，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提高补助标准，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改革高职高专院校的办学体制，完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办学质量，大力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等，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职业技能人才，实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有效解决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职高专院校扩招既是补教育结构的短板，通过培养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完善劳动力结构，更是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供紧缺的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的重大举措，它使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劳动力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全面发挥教育红利的作用。从这一点来说，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的高职高专院校的扩招，弥补了我国中层次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短板，实现了各个层次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减少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从整体上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又提高了低层次基础劳动力的劳动能力，缓解了低层次基础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国家人才战略储备，保证了社会稳定，也有效提高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机器设备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高职高专院校的扩招，增加了教育投资和消费，必然带来劳动力就业的增多及其绝对收入的提高，这又进一步提高GDP中消费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必然成为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

此外，2019年全国“两会”还提出发展“互联网+教育”，持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持续保持财政性教育支出，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这也是“教育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阵地。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时代中国将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教育红利的作用要远大于人口红利。中国要重视和积极利用好“教育红利”，弥补“人口红利”消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才能真正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推动整体的技术进步，为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注释：

①⑪蔡昉.超越人口红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②张毅.人口总量增速放缓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19_1723861.html，2020年1月19日。

③⑧加里·贝克尔，吉蒂·贝克尔.章爱民，徐佩文译，生活中的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页。

④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04）

⑤⑥陈宝生.中国教育：波澜壮阔四十年.人民日报，2018.12.17（11）

⑦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页。

⑨路透社.焦点：中国信贷与经济增速之比达纪录高位以债务换增长效果锐减.路透中文网，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debt-gr owth-idCNKCS1050CB，2017.05.14

⑩都阳，曲玥.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