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网络时代，历史学界在搜集史料过程中面对各种新的数字化信息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各类数字资源存储设备，如磁盘、硬盘、网盘、内存等，还包括各类网站以及各类应用软件上含有的信息资源。为适应这一变革，高等院校可以在历史学专业基础上或突破专业限制培养复合型人才，以开展数字化史料搜集工作。历史研究者在面对网页和各类应用软件等信息载体时，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参与数字化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构建“大事编年网络数据库”正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在搜集存储于个人硬盘、网站和应用软件上的信息时尤其需要保护个人隐私，并进一步探索硬盘回收等问题的制度建设，最终，在史学工作者和公众史学的参与者共同努力下，推动数字网络时代史料的搜集、考证和辨伪工作走向深入。

【关键词】 历史学;史料搜集;数字化;“硬盘考古”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2）01-0072-03

数字网络时代，历史学界对大数据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一直在进行，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四场会议将主题定为“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各国学者围绕数字史学数据库的建设、使用，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协同合作，以及信息传播和数字著作版权等问题展开探讨。[1]然而，具体到史料的数字化载体的存储问题尚缺乏系统的阐述，在网页之外，移动终端上的通信软件和其他应用软件发展迅猛，各种新的数字化信息载体应运而生，值得研究。在传统主流史料之外，还存在不少未能为档案馆、图书馆等收藏，也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史料，比如未刊的日记、撰述、文书、谱牒等等，又或者未发行的音频和视频资料等等。网络时代，以私人记录的形式出现的数字化文献数量巨大，其储存的载体也相当多样，比如博客、微博、腾讯QQ、微信等;当然，还有很多个人的资料、信息保存于各种注册的网站（包括软件）之上，比如淘宝、京东或某类社交、娱乐网站等，这些海量的数据几乎都掌握在各类性质的网站上，换言之，上述个人的信息和相关文献资料都保存于网站运营的服务器硬盘上。上述群体性的资料信息为网站创建者所拥有，对于个人而言，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数字化文献即保存于个人的电脑、手机硬盘或网络硬盘之中。因为历史学更多的是关注过往发生的事情，而诸如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则更多地研究当下发生的事情，所以，历史学界对于当下发生的事情所形成的各类记录并不是特别关注，更没有去研究如何搜集、整理当下的史料，最终可能会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造成较大的损失。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是由数字化史料的存储特点造成的。数字化史料，保存于私人的硬盘或各家单位的服务器磁盘之上，依靠硬盘之间传输或网络而传递信息，这种史料的寿命是有限的，也是十分脆弱的。人类自身可以随时删除网络平台之上的信息资料，也可以删除硬盘之上的信息资料，这就给搜集数字化的史料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的学术研究方法被人们称作知识考古学，即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受福柯的启迪，笔者将数字化史料的搜集过程概括为“硬盘考古”，考古的范围既泛指各类数字资源存储设备（磁盘、硬盘、网盘、内存等），同时也包括各类网页以及腾讯QQ、微信等软件上含有的信息资源。

一、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展数字化史料搜集工作

历史学者在搜集史料过程中，一般而言以传统各类史料为主题，同时也涉及各种数据库资源和网站中的资源，当然还包括对硬盘中的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和恢复。在目前高校历史学专业培养模式中，对网络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这是由前述的历史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历史学专业针对史料搜集开设有相关的史料学课程，除传统的各类史料的搜集方法之外，也都会介绍一些专业性的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方法或一些电子资源的查询方法，但针对相关网络数据搜集软件和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而开设的课程是很少的。面对网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历史学研究更应该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与经济学中广泛运用的统计学结合形成了计量史学，当然，历史学在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要薄弱得多，目前在计算机科学和网络大数据等专业中普遍运用的Python软件，文献整理和编辑软件Zotero，网站建设的开源平台Omeka等，在传统历史学数据库建设和史料搜集过程中使用的极少，主要是技术运用方面的限制。

这种困境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解决，首先，在历史学专业教育培养过程中，开设相应的网络数据搜集软件和数据处理软件使用的课程，这就需要做好文理科不同学院的协调工作，针对人文学科的特点开设相应的课程，以解决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在数据搜集和处理方面存在的短板，为新文科建设提供新的尝试。其次，针对已经走向工作岗位和民间的历史研究者，教育部门可以利用高校的课程资源开发相应的慕课，以供上述历史研究者群体自学使用。复合型历史人才的培养是数字化时代历史学发展的首要前提。

当然，人才的培养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伴随公众史学的兴起，公众对于历史书写和史学的兴趣也日渐增强，数据史料搜集的人才培养也可以摆脱历史专业的限制，从各种学科中选拔人才，尤其是那些能够掌握并运用数据搜集软件的人，前提是他们有兴趣开展数字化史料的搜集工作。随后，适当对这些人才进行历史学知识的教育，促使他们能够胜任数字化史料的搜集工作，同时也可以扩大公众史学参与者的队伍。

二、建立“大事编年网络数据库”

历史学因为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缘故，学者们大多将兴趣点放在了过去发生的历史上，而自觉地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目前的历史学本身就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正如黄朴民教授所指出：“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之外，更致命的是理念上的偏颇与方法上的错谬。”[2]面对困境，历史学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应该有新的尝试。中国古代传统史学比较重视对王朝历史进行实录，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设置官方史官进行笔录以供后世写史之人采录。然而，当代的这种实时更新的“实录”已不再掌握于历史研究者之手，例如年鉴和发展蓝皮书之类的资料已由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或机构进行撰写了，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历史学者也应该有所作为。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终端的普及，历史研究者在面对网页和微信平台等信息载体时，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参与数字化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国外而言，典型的事例是维基百科的民族史文档，这些文档是由上千名参与者联合创建的，但它已经成为互联网上被人广为阅读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网页。[3]国内而言，如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历时8年采访制作而成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选取采访资料的很小一部分，共计32集），视频上传于腾讯视频官方网站;另外，针对微信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微信信息具有“新样态史料”属性，与传统的文本资料不同，“微信传递的不同时期的各种影像、语音、图片等资料，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形象记录，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历史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原始的、样态不一的资料。”[4]微信作为社交和信息发布平台，个人动态、朋友圈、公众号、群聊等空间和载体都是信息传递的来源，也是各类“新样态史料”的来源。与微信平台相类似的腾讯QQ、微博、博客等平台同样具备上述新型史料来源的特征。面对浩如烟海、实时更新的各类信息资源，历史学相关的工作者应该有的放矢，创建“大事编年网络数据库”正是笔者的一种探索。

“大事编年网络数据库”搜集信息的对象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事件，具有全国性或地方性影响力皆可，搜集信息的范围不包括传统的文献，如著作、报纸、档案等，主要侧重搜集网页、微信平台、腾讯QQ、微博等载体上的信息资源，特别涉及是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的相关新闻报道、个人公开发布的信息等内容。这个数据库的性质可以定位为社会公共服务型，那么，数据库的管理和完善（信息搜集）可以由中国社科院所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各省市所属的社科院系统以及各类相关高等院校共同进行。当然，上述机构也担负着对数据库内容及信息发布的监管。总之，建立这类反映和记录当下并不断更新的数据库，不仅可以为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提供服务，同样可以为历史学等学科储备未来的史料。

三、私家史料的隐私保护与合理利用

上述“大事编年网络数据库”所搜集的信息资源是属于公开发布在网页上或者通信平台之上的信息，即便如此，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也会涉及个人隐私问题，更不用说那些储存于个人硬盘和网盘上的信息资源了。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物权的第127条就规定了法律将数据和虚拟财产纳入保护范围。这就提醒信息搜集者应该尊重个人隐私权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下面就以微信朋友圈和个人硬盘资料的搜集为例探讨一下个人隐私保护和私家史料的利用问题。

目前，个人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动态因为设置了时间权限，超越规定时间之后朋友也不能查看，这与个人公开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中的信息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在搜集朋友圈动态的过程中，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然后才能够上传至相关的数据库中。个人硬盘资料的载体包括电脑、手机、移动硬盘、网盘等，所有者在世的阶段，如果要搜集硬盘中的信息资源必须征得所有者的同意;离世之后，若要搜集，也要征得继承者的同意。另外，各类网站的信息资源同样存储于大型的硬盘之上，可以参考个人硬盘资料搜集方法进行。以往，学者们也在使用一些未刊布的日记、笔记、著作等资料，其中还包括一些手抄本、稿本文献，这一点非常类似储存在硬盘上的资料，这也是数字网络时代出现的新情况。相应的，历史研究者也应该像对待散逸的史料一样去找寻有价值的硬盘中存储的资料。

关于硬盘及“硬盘考古”的问题，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硬盘保存数据信息的时间是有限的，少则数十年多则上百年，而且硬盘又容易损坏，这就需要信息资源的搜集者同样具备数据的转移、数据的恢复等技术，这一点可以借鉴前文关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方法开展。一些散逸的手抄本、稿本文献可以在旧书市场或旧书网站上寻找，那么，旧的硬盘和废弃的硬盘（网盘）该如何进行搜集呢？这就要建立一种回收的制度，由专门的营运机构或公司来完成，然后，信息资源搜集者与这些机构、公司进行接洽，最终完成信息资源的搜集、整理和存储，这也是一种完整的新型史料搜集过程。当然，在回收硬盘以及信息搜集过程中都要遵守前述的隐私保护原则，对于无法考证所有者和所有者已经离世的那些硬盘（网盘）可以参照档案公开的成例，逐步公布其中储存的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最后，由私家史料必然延伸至私家歷史撰写的问题，伴随公众史学在民间的兴起，尤其是网络平台和移动终端可以使每一位使用者成为相关历史的撰述者，自然也是史料的生成者。私家撰述的历史大多应该只涉及个人与普通家庭，但是，私家历史与社会、国家之间毕竟没有鲜明的界限，而且历史观是普遍性的存在，所以，私家历史的撰写只要发布在网络之上的都应该纳入监管的范围。监管者可以由上述“大事编年网络数据库”的各级管理部门担任，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引导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树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客观真实的书写历史，这才是公众史学繁荣的应有底色。

四、结语

目前，网络时代正由Web2.0向Web3.0过渡，在这个时代，“每个人，无论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还是非专业的人士都可以在网络上创造自己的历史和记忆，使公众能够参与到历史和记忆的过程中去。”[5]公众史学的蔚然兴起，对史学工作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来数字网络时代的各类史料已经浩如烟海，现在又增添了更加丰富的个人记录，呈现于网络之上，这就增加了史学工作者考证史实的难度，正如意大利欧洲大学佛罗伦萨研究院的瑟奇努瓦雷（Serge Noiret）所指出：“每个人都可使用的网络2.0技术，可以创造个人档案馆并且促进记忆改善”，“然而，这样又会产生信息是否可靠的问题。”[6]

未来，专业历史书写与公众历史书写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历史学的价值与魅力会超越象牙塔，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那么，人们对书写个人历史感兴趣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普通人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自我表达和展现的流媒体之中。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们认识自我即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不仅要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生活等各种方面，最终还要探寻生命的意义，自我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因此，他们就希望用不同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并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生活，这种种表达形式都构成了自我的历史。其次，伴随国家的富强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更有兴趣，记录个人、家庭和家族的生活成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子化的个体最后还是要寻求社会化的单元的庇护，人们会从冷漠回归对集体的渴望，个人也会逐渐将周围的人际关系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最后，人们记录历史不仅为了留下现在和过往的回忆，还为了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诉诸于未来，私家的历史记忆不仅可以实现代际间的传承，更可以成为延续家族文化基因的密码。更多普通的公众成为历史书写的个体，他们同样也是参与历史的主体，越来越多反映个体—家庭—家族的史料也会丰富起来，那时，历史记述才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正是时代之变造就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变化，可见，在“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的时代，不论是史学工作者还是公众史学的参与者都有责任严肃对待数字化史料，充分发扬历史学求真的精神，进而对数字化史料进行搜集、考证和辨伪，伴随“硬盘考古”工作的深入，期待未来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实践并不断进行制度方面的完善。

参考文献：

[1][6]（芬兰）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J].世界历史，2016，（1）：29-32.

[2]黄朴民.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N].光明日报，2013-3-20.

[3]（德）斯坦凡·贝格尔.职业历史学家与大众历史学家1800—1900—2000[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92.

[4]张晓校.微信与历史学[J].学术交流，2019，（3）：175.

[5]邢霞，祁蒙.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N].社会科学报，2015-9-3.

作者简介：

王磊，男，安徽淮南人，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