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对灾异论的研究多集中于灾异理论自身的发展，而对具体的灾异记录的研究则较少。本文则通过对《搜神记》所记录的灾异及对灾异的解读进行归纳分析，发现古人在对灾异解读时的思维方式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相关性思维和相似性思维。其中相关性思维又可细分为事实相关性思维及音形相关性思维两个小类。

【关键词】 灾异论;相关性思维;相似性思维;搜神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1-0008-03

灾异一般是指异常的自然灾害或自然现象，还包括一些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怪异现象。早在先秦时期的《春秋》就已有不少关于灾异的记录，但系统的灾异论的形成却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这也正是前人对灾异论研究的重点，特别是董仲舒对灾异论建构的重要作用。本文则转换思维，直接研究灾异记录的文本本身，尤其着重分析古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即灾异是如何与社会政治相联系，古人是如何解读灾异以附会政治。

不过因为灾异论本身内容繁多驳杂，故将范围缩小，仅以《搜神记》中记录为例。之所以选择《搜神记》是因为其记录了较为丰富的灾异事件，又引述京房等人的谶纬之言对灾异现象进行阐释。而且相比较于系统的谶纬神学理论或灾异论来说，《搜神记》中的灾异记录易于分析也更容易为人接受，且《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流传颇广，受众广泛，从中也可窥见灾异论对文学的影响。

尽管前人对灾异论中古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已有一些论述，“这些妖怪与人事都有特定的关系，或用象征，或用类比，或用联想，从而将二者联系起来”。却只是简单地概括为象征、类比、联想等方式，并未进一步详细地论证，只言片语，并不十分详尽。今以李剑国《搜神记辑校》为底本，辅以马银琴《搜神记》等《搜神记》本子，将灾异记录分门别类，归纳总结，以一窥古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据统计，《搜神记辑校》所收灾异或与灾异有关的篇目约七十篇，并主要集中于妖怪篇中。

经过分析比较，发现古人对灾异进行解读时并不是将灾异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先将灾异进行拆分，用拆分出来的一个个具体的事项尽可能地附会政治，再进行整体解读。《江淮败屩》载“江淮之域有败屩自聚于道”，屩，草屦也（《释名·释衣服》），意即江淮流域有破草鞋自己聚集在道路上。古人先将之拆分为“屩、败、道”等事项分别进行解读，最后下结论“今败屩聚于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也”。如今破草鞋自发聚集在道路上，是象征平民疲惫劳苦，将要聚众造反，堵绝四方交通以堵塞皇命的传达。而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相关性思维，一种是相似性思维。

一、相关性思维

相关，意为“彼此关联”。因为古人解读灾异是先将之拆分，用拆分出来的具体事项附会政治。因而这种相关性可能是事实上的确存在过的联系，也可能是非事实上存在，只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或者说是概念上的联系。

（一）事实相关性思维

所谓事实相关是指灾异中的某一事项与某一与政治有关的事物存在过事实上的联系，即使这个联系并不一直存续。近似于弗雷泽所说的“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不过，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巫术思维，而本文着重讨论的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马生人》篇记载秦孝公时有公马生小马，又引京房《易传》“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即诸侯侵犯天子的权威，它的妖兆就是公马生小马。先不论公马能不能生小马驹，就单说公马生子是如何表现为“方伯分威”。原来，马尤其是公马为国家征战所用，《老子·四十六章》有言“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治理天下不合乎“道”，即使是怀胎的母马也要送上战场，甚至在战场附近生下马驹。而秦国以兵强于天下，最后灭西周公国、东周公国。如此，马与战争相关，秦通过战争侵犯乃至灭绝周王室，也就将马生子与周天子权威联系起来。古人在这里通过层层转换，转换过程中的其他可能性都被抛掉不管，只是为了附会最后秦灭周的历史事实。但是体现在书面记录时，中间一系列的推论过程完全被省略了。

不过，如前所述，这种事实相关是有意选择的，推论过程中其他的种种可能都被忽视。只需简单思考一下，秦国马生子也是周天子马生子，却没有将马生子安在周天子头上，由此可见这种选择的主观性。

再比如《鼠巢》一篇记载汉成帝时，老鼠一反常态，白天不隐匿于地下，反而筑巢于树上，以城南桐柏之地居多。古人对鼠巢的解读是“贱人将居贵显之位也”。这是因为“桐柏，卫思后园所在”，卫思后即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谥号“思”，葬于长安城南桐柏亭，这里的桐柏亭是西汉的行政单位。当把相关信息罗列在一起就能够发现，大多数鼠巢在桐柏，卫思后陵墓在桐柏，“桐柏”将鼠巢与卫思后联系到一起，只是之后的解读一如《马生人》篇一样，将中介“桐柏”抛掉了。而汉成帝第二任皇后赵飞燕与卫思后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是由歌女升至皇后，卫思后自杀，赵飞燕亦自杀。

上引两则解读有一个共性，皆是以个体代表全体。即使某个体不与所要表述的事发生联系，只要这个个体所在的全体中有一个或一些个体与所要表述的事件有联系就足够了。如《马生人》中生子的公马未必用于征战，可在所有马中总有一匹马会上战场。《鼠巢》篇同理，仅“桐柏为多”一句就表明其他地区并非没有这一灾异之象，只是被有意忽视了。实质是古人有时是以全体看待个体，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个体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马生人》中只谈作为集合的“马”，而不是具体的“生子牡马”。这一点在《山徙》中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只不过它不是个体与集体而是部分与全部。

夏桀之时，历山亡。秦始皇之时，三山亡。京房《易传》：“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焉。”

山作为国家领土组成部分，自然与整个国家相关，而山的消失不见，也会让人联想到整个国家的消失。而国家消失其实就是改朝换代，这个过程往往伴随有战争。古人在解读灾异时虽然有时要将灾异拆分成具体的事项，但具体事项却是由全体看待个体，从这个事物的全体，更准确地说是抽象的集体概念出发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音形相关性思维

音形相关是立足于汉语本身特点而言的，鲜明地体现出古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迥异于西方的独特之处。而且音形相关往往只存在于概念上的相关，并无事实上的相关性，即二者并无事实上的接触。

首先是谐音，在《怀陵雀斗》一篇中，先解释“雀”，“雀者，爵也”直接表明“雀”音与“爵”音相同或相似，便可以把雀斗的异象与拥有爵位的社会地位高的人联系起来，进而对“雀斗”进行阐释，“怀爵禄而尊厚着，自还相害，至灭亡也”，拥有爵位而尊贵的人自相残杀最终灭亡。再比如《鬼目菜》一篇中，“有鬼目菜生工黄狗家”又“有荬菜生工吴平家”，其人名“吴平”音即“吴国平定”之省音，而“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吴国初立时有黄龙祥瑞，吴国将亡时有鬼目菜之妖生黄狗之家，以此表明天对吴国将要灭亡的示警，然而吴国不但没有意识到，反而以“平为平虑郎……银印青绶”，对吴平、黄狗加官进爵以示喜庆。

其次为拆字。《五足牛》一篇中，“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说文解字》对“足”的解释为“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因为“足”有“止”，所以当出现“足”的灾异时，便可以理解为停止，或至少不能太过度。此外，《搜神记》中有数次提到生角，或马生角，或狗生角，或人生角。“角”，往往与兵戈相关，或因角之为字，刀下用也，或因角有用于军中的号角，或本身就有角斗之意。总之，《搜神记》中凡与“角”有关的灾异之象，绝大多数与战争有关。其第一种说法“刀下用也”就是拆字。

还有一种情况为一字多义。古人往往用一字多义的方法将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到一起。前文提到的《五足牛》除了用拆字法，还可以用多义法来解释。“足”不仅表示人的脚，亦可以用作满足、充足之意。如此，牛四足即满足，五足则过多，以此警示奢靡。一字多义用法最典型的应该是《鲤鱼现武库》，“有鲤鱼二枚，现武库屋上”，有两条鲤鱼出现在武库房顶，古人解释为“鱼有鳞甲，亦是兵之类也”。这是因为一种春秋战国即已出现且只有军官才能用的高级甲胄名叫鱼鳞甲。故“鱼”与铠甲相关，与铠甲相关就是与战争相关。京房《易妖》“鱼去水，飞入道，兵且作”，即是说鱼离开水跳到道路上，战争就会到来，运用的就是“鳞甲”的多义相关性思维。《搜神记》记录的灾异中凡涉及到鳞、甲二字的大多与战争或至少與兵戈相关，《鱼集武库屋上》记为高贵乡公之应就是如此。

在事实相关性思维与音形相关性思维中，后者并非存在事实上的关联，而是存在于概念上的联系，即使是事实上确实有一定接触，古人在解读灾异进行分析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从集体概念上的将之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人有意识地以阴阳五行的思想从集体、全部的角度来审视万物，具体的某一物与另一具体的某一物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体现在个体与个体的联系上，而是表现在集体与集体的联系上。简单来说人与自然是有联系的，但这个“人”不是个人，而是全体的人，全体的人便是国家，而国家自然由国君所代表。以此推论人与自然是有联系的，但这个“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全体的人，全体的人便是国家。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所谓“凡灾异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失”或即此理。

二、相似性思维

弗雷泽认为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第一便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古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亦有“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与之有相通之处。

《鵩鸟赋》一篇中有“野鸟入处，主人将去”的说法。鸟惧人，室内有人，故鸟不入室。反推过来鸟入室则室中无人，无人即是说主人不在，而今主人就在，鸟却入室，得出主人将去的结论。鸟入室是因为无人，鸟入则室主人将去，也是无人，原因相同，结果相似。在另一篇《鹊巢陵霄殿》中也发生了与《鵩鸟赋》中相似的情况，不同的是居所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皇帝的宫殿，其主人也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帝。对答之人自然不可能直接对皇帝说“野鸟入处，主人将去”之类的话，而是换了委婉的言语，“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但仔细揣摩，其意相差不大。

这种相似性思维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篇当为《辂軨厩鸡变》：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軨厩中，雌鸡化为雄鸡，毛衣亦变，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化为雄鸡，冠距鸣将。至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五行志》以为王氏之应。

王氏，指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姑。汉宣帝黄龙元年驾崩后，汉元帝即位，王政君升为皇后，“雌鸡化为雄鸡，毛衣亦变，不鸣不将”;汉成帝即位，升为太后，“雌鸡化为雄鸡，冠距鸣将”;汉哀帝即位，升为太皇太后，“雄鸡生角者”;汉哀帝驾崩，王氏擅权。可以说雌鸡逐渐化雄乃至长角的进程与王政君的权势变化情形相似。

此外《长安女子》一篇中引述京房《易传》，对畸形有较为详细的阐释，“两头，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不胜任”。两个头，臣下不齐心;足多是任用的大臣奸邪;足少时任用的人不能够胜任。其所用方式多为相似，即人体的或动物的畸形来预示国家现在或未来的情况。如《洛阳女子》中也是生二头，“朝廷霿乱，政在私门，二头之象也”，朝廷黑暗纷乱，政令出自权臣，好似一人两头。此外还有《豫章男子》一篇中有男子化女，结婚生子，“阳变为阴，将亡继嗣”。阴阳可以先不论，所谓亡继嗣指的是无后，男子自己无后，因为在古代生女儿是不算有后的。将之放在国家上就是国家没有被刘氏继承下去，果然其后汉元帝皇后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擅权，王莽篡汉，情况相似。

除上述这些记录外，还有极具特色的阴阳五行相似。古人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世间万物生成及其相互关系。因为万事万物都具有阴阳五行的特性，与阴阳五行具有某种相似性。譬如五方之中的北方属水，五色中的黑色属水，五音中的羽音属水，十二地支中子亥为水等等。

在《龙见温陵井》一篇中，引述京房《易传》“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前文提到过水色黑。《管子·四时》中有“水为阴，火为阳”，《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有“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将这些重新整理一下就是黑为水，水为阴，阴为刑，经过一系列的推论，得出黑色与刑罚有关，所以才说“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一句从何而来了。

再比如《犬豕交》一篇中，“豕者，北方匈奴之象”。豕即猪，十二生肖之一，配地支为“亥”，前文提到亥为水，北为水，故称豕为北方畜，又因为匈奴居北方，故又称。其中除了匈奴居北方是事实相关外，其他均为五行相似。此五行相似的篇章还有《乌斗》《淳于伯冤气》《武昌灾》等。

三、结论

虽然将古人灾异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相关性思维，一是相似性思维，但二者往往并不是分开，而是同时存在于古人对灾异的解读之中。比如前文所引的《鼠巢》像贱人登高位，其后赵飞燕荣登后位，与卫思后由歌女登后位情况相同，与老鼠筑巢于树上情况相似。而由桐柏将鼠巢与卫思后相联系，很明显就同时运用了相关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还有“豕者，北方匈奴之象”也是同时运用了相关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

此外，虽然经过分析解读灾异的记录，窥见了古人解读灾异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的目的，而是希望借此进一步地考察灾异对文学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正纬》认为灾异祥瑞“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这一点无可辩驳，灾异确实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形象的来源。然而仅以此论还稍显不足，当相关思维中间的过程一点点消逝，最后就留下了灾异与其对应的解释，成为凝固了的象征;相似思维中的灾异（“本体”）和社会政治（“喻体”）发生转换，可以发现它们其实质与文学思维是相通的，即是說对灾异的解读的同时锻炼了文学思维。

参考文献：

[1]王焕然.论谶纬对《搜神记》的影响[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3）：70

[2]J·G·弗雷泽.金枝——巫书与宗教之研究[M].王培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作者简介：

孙海鹏，男，汉族，黑龙江密山人，文学硕士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