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芳 曾 敬

一、引 言

截屏技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已无处不在，是人们信息化生存的一种方式。截屏技术是虚拟场域中时间与空间的“切片”，指向了一种观看的方式与传播的能力。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对视觉思维的理论探索，不仅揭示了视觉认知的思维方式和信息加工原理，更是“提供了一种通往图像‘形式’的视知觉理论路径，即在视觉思维层面进一步把握艺术的‘形式’问题”(1)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页。。因此，对聊天记录截屏的探讨不仅应从对话的语言和文本来考察其在交往中的实践功能，更应关注“观看”这种语言维度，审视其语言和图像以何种方式“结合”，截屏作为动作特征的意向在这种视觉关系中充当着什么角色，指向了什么传播场域，产生了什么新的意义。由此，对聊天记录截屏的讨论既是一个心理接受问题，更是一个命题论证问题和技术伦理问题。

当前对聊天记录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种法律意义或劳动关系上的证据(2)王春：《微信记录，怎样才能成为证据》，《法治日报》2021年9月12日。(3)吴铎思：《微信截屏能否证实劳动关系?法院这样判》，《工人日报》2021年7月22日。，抑或从现实层面探讨其在“跨场景传播”(4)胡沈明、王若男：《聊天记录跨场景传播的意义异变与影响探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年第1期。中的“法律边界”(5)李欢、徐偲骕：《隔“屏”有耳？——聊天记录“二次传播”的控制权边界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9期。与“社交规范问题”(6)莫洁：《“截屏社交”也该有礼仪和规则》，《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0日。。对截屏的讨论多从其“类型”(7)庞晨、陈孟南：《浅析截屏图片的功能、特征与风险》，《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1期。与“功能”(8)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圈层破壁、知识流动与破圈风险——以截屏与录屏为例》，《青年记者》2020年第18期。出发，以“可供性”视角描绘截屏从“‘拍摄屏幕’到‘用屏幕拍摄’的技术演变过程”(9)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从而更深层次地探讨截屏在社交中的“权力异化”与“规制”问题(10)张爱军、朱欢：《“截屏”社交的权力异化:逻辑、风险及其规制》，《新视野》2021年第4期。。这些成果以聚焦现实的方式展开了对聊天记录及其截屏传播的讨论，或多或少都指向了信息时代的社会关系建构与数字化生存图景，并以纾困的姿态关注聊天记录截屏传播的风险与规范问题。然而，在现有研究中，“截屏”没有脱离技术现象维度，它被作为一种中介体验之上的动作和行为，在这种视域下，聊天记录被简单化为截屏的对象，其自身的语图关系被严重低估了，对截屏的讨论应引入更多“非技术”视角，注重其在信息编码方式和心理认知上的差异，从一些看似“正常”和“无害”的内容中看到实际蕴含的重要意义。

二、截屏：关于记录的记录——一种基于视觉修辞的视角

“人们在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时，往往会依据物质实体来命名、使用它，也会采用物质隐喻来理解它。”(11)章戈浩：《网页隐喻与处理超文本的姿态》，《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截屏技术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基于“屏幕窗口”的“‘人-机’交互方式”(12)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截屏技术的发展伴随着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操作系统的发展，以程序或插件的形式集成到计算机系统之中，是一种基于“视觉界面”的信息处理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聊天对方将聊天内容复制、截屏并进行转发的‘二次传播’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13)李欢、徐偲骕：《隔“屏”有耳？——聊天记录“二次传播”的控制权边界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9期。。在这一过程中，截屏既指向了对话内容的时间性，也为聊天记录的空间延伸提供了可能，但这种记录实际上又是一种被再次编码的记录，即一种“关于记录的记录”，是对话在时空语境中的“切片”，生产的是一种可流通、交替、切换的“界面”(14)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

要注意的是， “截屏”并不仅是对话的直接“描摹”与“复刻”，还是“视觉在‘瞬间加工’和‘建构’的产物”(15)Barthes R., “Rhétorique de l'image，”Communications, 1964,pp.40-51.，截屏这种技术形态是事物的构成结构中被“提炼”出来的一种抽象关系。换言之，作为动词的截屏不仅代表一种行动过程，也意味着一种惯习甚至意识知觉。从这个维度上看，截屏是基于视觉认知思维方式和信息加工的手段，是一种通往图像“形式”(16)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页。的路径，是作用于记忆的图像力。因此，从视觉修辞的角度讨论聊天记录截屏，有利于以“形式”去把握图像的修辞意义，即通过对视觉形式的识别与分析，挖掘出隐藏于修辞结构中的含蓄意指，这也给对话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空间和路径，是自反性与批判性的一种审视。

(一)基于关系建构的多模态叙事

在视觉修辞视角下，聊天记录是一种多模态的媒介文本，截屏是一种视觉修辞手段，对聊天记录的截屏则是一种“策略性”的文本生产过程。聊天记录是以文字或表情符号为内容的记录框架，其功能是通过对语言文字或具体符号的对位与引导，产生一个话语场和叙述系统，从而发挥阐释与导向的作用。当前对聊天记录的研究多将其置于传播活动场域，关注聊天记录的意义与话语问题，这是一种传统的信息研究路径，着眼的是当下、是现象。而将其引入视觉修辞的维度则意味着关注其难以被我们观察的策略、结构和机理问题。

“截屏”是一种对“对话叙事”的记录，体现了承载信息和沟通功能的语言与图像之间的“对话主义关系”，其文化后果往往是“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17)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1期。。对于聊天记录截图的意义生成而言，其同时包含了语言和图像元素时，究竟是语言主导还是图像主导？其图文叙事反映出怎样的深层文化语境及偏向？从叙述主体来看， “我”与“你”的人际对话构成了“聊天”，并通过截屏产生了记录。在传播未发生时，“它”——聊天记录的本体是静态的、孤立的，指向的是“我”与“它”、“你”与“它”的虚拟的人内传播关系。当传播发生后，这种模态便指向了更多元的传播类型，如“我”与“他” (一次传播过程，此处“他”为接受聊天记录截屏的第三人)、 “他”与“它” (第三人将接收到的聊天记录截屏进行二次传播的过程)、 “他们”与“它” (指代聊天记录截屏通过不同类型的媒介被更多人传播的过程)，这些关系指向的不仅是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甚至是大众传播。

在这种多模态的关系下，叙事的互文便发生了。文字、图片、表情、语音、外部边界信息图例共同构成聊天的场域，指向某一在场空间，体现了对话者的在场性，易给读者一种置身于语境之中的“情境” (The Psychology of Situation)。(18)Caprara, G. V., Van, H. G., Modern Personality Psychology，New York:Wheatssheaf，1992,p.422.聊天记录截屏是语图关系的重新构成：聊天以语言的表征为特色，沿着固定的线性逻辑，是基于顺序思维的历时意义上的信息加工，体现的是符号体系构成中的“组合关系”；而截屏后的图像是基于联想思维的共时维度上的意义生产与空间延伸，是用图像化的方式回应意义问题。截屏所生产的是一种特定的图示。然而，这种由图像和文字共同构建的体系中，究竟是谁指向了“实指性”(19)赵炎秋：《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或许这涉及的是一个角度问题，即如何看待这张聊天记录截屏，是以内容思想作为判断依据，还是以表象为参考条件。这也指向了图文关系研究的两个向度：既要关注图文自身的运作要素和方向，也尤其要将外部条件纳入考虑。

(二)基于视觉心理的修辞认知

当我写下“聊天记录截屏”几个字时，你是否本能地在视觉意义上寻找它的“对应物”？对于聊天记录而言，呈现出来的文字仅是视觉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截屏技术构成的带有图像属性的元素如由颜色、形状、数字、排版方式等构成的“视觉规则”则赋予了“对话”以情形和场景。从大脑对语图信息的加工机制来看，图像信息会以一种先行者的姿态出现，“由此而知觉到的形状模式，具有两种性质足以使它们成为视觉概念，一是它的普遍性，二是其容易识认性。”(20)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页，第38页。基于信息生产的经验，聊天记录截屏以其“普遍”和“日常”的形状直导我们的认知，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类似于“存在” “在场”的感觉。在这种特征之下，截屏的图像形态往往会率先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并在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这种心理的本能反应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形状的断然识认上，在阿恩海姆看来， “对形状的知觉，就是对事物之一般结构特征的捕捉”(21)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页，第38页。。这些“形状”是事物突出而又确定的特征，使得其被我们识别和认识，而后才是做出反应。截屏技术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基于形状的知觉，一种相对稳定的“视觉意向”，使对话和内容形成某一刺激物的大体轮廓，从而在大脑中唤起一种“属于一般感觉范畴的特定图示”(2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54页。，这种图示通常与我们的视觉经验相关，并促进了知觉的形成。

在知觉的组织活动中，人眼不局限于直接呈现于眼前的材料，而是把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也列入所见物体的真正组成部分,这种视觉认知包括“对象跟踪、因果关系的视觉表征和感知相似度空间”(23)Gauker, C., Words and Images: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Ideas, King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45.。聊天记录截屏作为一种视觉意向，通过其“绘画功能”——界面布局、颜色、排版方式、头像展示、时间信息等作用于人眼并产生视觉逻辑关联，随后由“视觉符号”来完成人际交往想象互动的意义表征功能，最后指向视觉意向的“记号功能”——指征个人的对话实践记忆。严格说来，没有一个知觉对象仅仅是指向独特的一个，这一点对于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话发生的语境、对话参与人的表达风格以及潜在的传播欲望和诉求都由截屏赋予了一种心理“装饰”。换言之，截屏是基于视觉心理的修辞认知方式。

(三)作为记忆的“物质”边界承载形式

“当前媒介技术与物质性研究对象从过去历史中的各种显在可见之物，更多地转向了CPU、内存、图标、手势、点赞等‘不可见之物’。”(24)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这种研究通常批判性地检视人类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是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25)张昱辰：《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基特勒更是通过从“诠释批评”到“后诠释批评”的转向完成了对文本意义诠释惯习的摒弃，将视线转向“那些让意义生产成为可能的外部性条件”(26)徐生权：《意义之外:后诠释批评与基特勒媒介研究的奠基》，《新闻界》2020年第9期。,即意义之外的媒介物,关注“媒介技术与群体意义上的身体和心智技艺的综合，以及这种综合对于文化与社会所呈现的那种‘培育性’”(27)曾国华：《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路径与分支领域》，《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聊天是意义的生成，记录是记忆的建构，当记忆不再只是“回忆”，而是可以被看见、被搜索、被传播、被“偶遇”的对象，记忆发生了什么？截屏这一具有动作指征的“技术”又如何“培育”个体、社会与文化的记忆呢？

屏幕是记忆的“物质”边界载体，却并不作用于多维的记忆本身，而是体现了一种思维、一种移情方式、一种字面意义上的传送(转喻)。聊天记录是对“消失的记忆”的抵抗，截屏则提供了一种保留“消失的记忆”的驱动力。“消失的记忆”不是物质性边界，而是认知性边界，处于旁观者的眼睛之中、视网膜之上。从这种意义来看，聊天记录不处于“呈现”的状态，而是处在一种随时可消失的危险之中,信息可被“撤回”,记录存储于界面之内却被遗忘在界面之外，速度便是对“消失的记忆”进行抗争的动力机制。在维利里奥看来，技术是速度的表象。由此，截屏不仅是一种技术指征，更是一种动作的速度指征，表现为对时间的视觉修辞。它服务于观察，是与信息的不确定之间的竞速(在信息被遗忘前的记录也表现为一种竞速)，是记忆“证人”观察点的位移，提供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古斯塔夫·布雷提什(Gustaf Britsch)认为，视觉思维的形成条件就是“用一条边界线把一个有心得到的(或意图性的)位置或景物，从一种无心得到的(非意图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28)Britsch G., Kornmann E.,Theorie der bildenden Kunst，Frankfurt am Main: Klassik Art Verlag, 1926,p.55.。正如前文所述，截屏是一种基于视觉心理的认知，是记忆的“保留之术”。聊天记录截屏便是用一个“物质边界”把一种有心保存(意图性)的记忆，从一种无意保存的(非意图性的)记忆中分离出来。基于对话的记忆是流动的、易被冲淡的，而聊天记录截屏是对话的“假肢模型”，使“他者”介入了虚拟的对话生产与记忆建构，也是“我们”在世界中移动的另一种方式。截图将“运动”的对话推向极限，推向“脱落”和“肢解”。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是对眼球运动的缩减，体现的是信息的加速传递。截屏技术通过对记忆的边界重塑，在隐匿中把玩信息世界，享受处于记忆的权力顶峰。

三、证据：个人叙事时间的凝固与空间移动

聊天记录在实践中如何被推向了作为“证据”的信息存在方式？其中的规则是什么，蕴含着怎样的修辞结构？在这个“空口无凭” “截图为证”的视觉传播时代，对话不再是实际空间的聚落邻近，而是实况时间的立即性邻近或虚拟性邻近。聊天记录的私密性被截屏剥夺，是视觉修辞实践中一种指向认知思维和信息习惯的产物。“修辞实践强调的劝服过程、对话过程或沟通过程都建立在特定的文本生产基础上。离开修辞文本的生产，修辞意图将失去符号载体，修辞效果也就无从谈起。”(29)刘涛：《视觉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8页。研究截屏技术下的聊天记录如何成为证据，便是将“证据”置于修辞实践过程中，探讨其修辞效果的问题。

(一)指向视觉论证的意义生成

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往往带有鲜明的论证属性：可能是“对事件、现场的目击，也可以是一种信息、证据的间接在场”(30)张超：《图像不一定霸权：数据新闻可视化的语图关系研究》，《编辑之友》2021年第9期。。在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中，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一个问题：“观看先于言语”(31)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页。。约翰·伯格强调将图像置于观看结构中，通过理解观看的“语言”来把握图像的意义，即关注视觉修辞。这一论断强调了图像的意义受制于观看的方式。因此，对截屏的讨论不能满足于给观者提供一种看见眼前某个运动完成的幻觉，它应该引导观者对产生该运动的力量感兴趣，对该力量的强度产生思考。“形式化技术试图控制任何可能的语言，并通过可能说出的东西的法则而悬于语言之上。”(32)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90页。截屏造就的是一种视觉工业化，建构了一种远离直接或间接观察的综合直觉场，使得由这种技术所产生的工具性虚拟图像成了一种“再现”的等同物。它既是言说，又是图像；既是意义，也是形式；既是对话的充实，指向感觉的现实性，又是语言符号与外在形象的固定指涉，酝酿着新的意义——“证据”。

“有图有真相”折射的是图像的表意问题：一种事物难以直接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呈现，需要借用另一种事物“取而代之”，这实质上反映的是概念对图像的依赖。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证据？要想理解这种原本概念化、难以表达的意义，需要通过可见的、具体的、可以感知的视觉符号来编织相对抽象的内涵，这便是图像的“表达记号”，又被称作“人为记号”(33)D. 威尔特恩、 靳希平、 郑辟瑞：《另类胡塞尔——胡塞尔现象学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解读(续)》，《世界哲学》2008年第3期。。因此，截图是对“真相”这一概念的“表达”和“转喻”。作为一种视觉修辞手段，截屏不仅是符号层面的再现，也加工着意指维度的意义。聊天记录截图在“系统性认知机制”(systematic processing)上依托认知语言学，是对话内容的文本化和视觉化书写，强调“对信息做出整体性的追问、分析与回应”(34)Dillard J.P., Peck E., “Affect and Persuasion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7,No.4,2000.，这指向了“证据”的直接意指；经过截屏后，在组织化、结构化和系统性的话语情境下，聊天记录成为“高度凸显的实体”，激活了“启发性认知机制” (heuristic processing)——侧重于“借助某些便捷的决策法则来构建自身的行为态度”(35)Dillard J.P., Peck E., “Affect and Persuasion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7,No.4,2000.，这指向了“证据”的间接意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间接意指”中，一些“其他意义成分”，如由情感、态度、策略构成的概念实体在指向“真相”时常常被忽略。对聊天记录的截屏，好比使用指纹作为身份识别符号的做法，是人们的一种电子化“签名”。“宁可相信在犯罪地点采集的指纹，也别相信罪犯的招供”(36)Goddefroy E., Locard E., “Manuel élémentaire de police technique,”Police Administrative Et Judiciaire，1922,p.42.， 将指纹作为证据的方式，标示了“叙述、作证、描述模式的衰落”(37)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7页。。不同于指纹身份的是，经过截屏后的聊天记录，不仅有指涉身份的可能，也能指向对话的描述。然而，这种意指结构中的“部分→整体”常常被忽略：截屏是一种视点、视角、视域的选择过程，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其他意义上可能的视点、视角、视域的放弃，这指向了截屏在修辞学上的“策略”和“功能”问题。 “证据”一旦进入图像，其意指行为就成了一个反自然化的言说过程。截屏篡改了对话的内涵，将反自然翻转为自然，对话的现实性被召唤为形式的象征意义。

(二)让位于图像的公共展示

“所谓‘技术’，指的并非机器以及关于机器的活动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相反，它意味着当我们介入到这些活动中时所预设的态度。”(38)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8页。截屏是一种“再现”的放纵，“逼真性”与“非逼真性”的哲学问题将压倒真与假的问题。言外之意，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并不是其能否成为证据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技术之下对逼真性的哲学反思。截屏使对话的传播在发送、接受之间瞬间切换，这将替代对话中的交际原则，因为交际还需要某种时限。在这种语图关系中，关注点从对话转为图像，从对话空间转向截图时间甚至转向瞬间。这种转移过程中的选择与修辞才是影响其现实或形象的根本要素。于对话的存储与传播而言，我们思考的不再是对话处于什么样的时空距离，而是我们所感知的截图处于什么威力之上。

截屏是瞬时性抓取与潜在性转移，有利于一种展示，是对知觉的供应。就像“书写是话语的补充，‘电传’出现是实体出现的补充，一种(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不在场的补充。”(39)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0页。在网络社交中，“聊天”是话语的情景，“记录”是议题的情景，而“截屏”则是空间的情景。聊天记录截屏一旦被置于传播维度，其必然就会让位于图像的某种展示功能：截屏呈现的是话语的边界，记录构成了议题边界，而截屏却因其“不在场的补充”功能将空间边界大大拓展。从当前由聊天记录引发的一系列公共事件来看，截屏已经成为一种 “可见性” (visibility)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聊天记录指向的是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领域，多依托口头语言，而其被截屏后，在指向大众传播(通常依托书面用语)的过程中往往因为语言的“分裂”——“书面语和口头语、学校和市集使用的语言都有清楚的区分”(40)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而面临着一种“言语”分裂的现象，甚至可以制造一种公共的“话语暴力”(41)党西民：《视觉文化的权力运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截屏作为一种个人叙事时间的凝固方式，产生的是工具摄影和实用方法启发的图像。截屏技术使聊天记录走向现时性，而截获的图像便是一种“过渡区域”——从威力走向行动的过渡区域。在屏幕后， “我”看不到聊天记录；在屏幕前，聊天记录扑面而来，它的截屏图像“看”到了“我”。这是知觉的反转，更是一种知觉的暗示。截屏技术强加于注意力并强迫目光的维系，其中载入了对时间的铺展，使“光学”——“图像”与“运动”混为一体，将图像的再现渐渐地让位于一种真正的公共展示。于是，截图便拥有传播的属性，并自带“动作基因”，这种属性要求它必须有“证人”。

自公共空间向公共图像让步之时起，私人空间便失去了其相对独立性。截屏技术为私人话语的公共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由此“生产”的聊天记录截图一旦进入传播领域(无论是人际的、群体的，还是大众的)，就成为一种“细节资源”，带着强烈的说服使命，满足的是窥视者的新型视觉惯性，是一种反常的在场，一种证人视点的位移。聊天记录截图在传播中的真实性部分依赖于对证人眼球运动的这种求助，这其实暗含了一种对对话实践的参与和感知的整体性。在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中，我们以主观的阐释来辨别形式与话语(语言与图像)，辨别我们充当证人的场景。

四、陷阱：警惕技术的视觉规训

“如今，要谈论视听技术的发展，不得不召唤虚拟图像的发展及其对人们行动的影响，还不得不宣告这种新型的视觉工业化，即一个综合知觉的真正市场的建立，还有它暗示的伦理问题。”(42)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118页。在意识到信息技术对知觉的辅助后，更应该将目光投向对视觉技术本身的配置与评估的反思之中。

(一)技术伦理：基于聊天记录双向生成的传播知情权的讨论

聊天记录的生成依赖于两个或多个主体平等的信息参与建构，但截屏技术却是“霸权”的，对于个人而言意味着一种图像生产的权利。尽管希冀于人的信息伦理自觉，但在一方截图过程中，另一方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个人的通讯秘密权受到侵犯。马赛克、裁剪等技术手段能“保护”的人，也仅仅只有“自己”——保护自己的“面子”，维持一种尊重他人的形象，而信息的内容却处于一种暴露之中。在部分对话情景里，接受聊天记录的人甚至可以根据实际交往经验和对话的前后语境猜测出被掩饰“头像”的“他者”的真实身份。

同时，有必要讨论截屏在加速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作用于“阀下知觉”的潜在功能。当聊天记录被大量截屏，传播处于危险的“过分暴露”之中，传播者与观看者将会产生一种适应性，并失去对这种修辞技术的反思能力与风险感知。不同于拍摄屏幕，截屏已超出了它们的复制功能，转而有一种更为隐匿的特性，屏幕截图在传播中容易因其特殊的形式使人们忘记它的来源与作为截屏的“他者”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截屏是一个动作，一种界面活动(interactive)，更是“‘社会技术系统’的一部分”(43)Nancy A. Van House， “Feminist HCI Meets Facebook:Performativity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Vol.23,No.5,2011.。它重构着人类的信息实践方式和习惯，并不断取代或挤压物理和地理空间里的人类社会活动，从而失去了向现实世界“神驰敞开” (ecstatically open to reality)的特性。界面中“对方正在输入……”提示着对话的“顺畅进行”，使对话的参与者感知到一种反馈与共时，从而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迎接“聊天记录”的动态生成。然而，从技术设计的角度来看，是否也应有一种反馈方式来作用于另一种动作特征——“对方正在截屏……”？

(二)“技术谣言”警惕

聊天记录截屏作为一种“日常”的视觉文本，其“表征信息进行遴选的过程无疑潜藏着巨大的权力规制”(44)张伟：《从“技术驱遣”到“体制建构”——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权力运作与叙事策略》，《现代传播》2016年第5期。。截屏是“事实”的“外衣”，是信息流动中的一种存储“战略”，而问题在于它同样能通过一种去信息化的手段从战略上隐藏部分信息。正如齐泽克强调对媒介的观察应从一些看似正常和无害的内容中看到其实际蕴含的重要意义。对聊天记录而言，最终被看到的视觉形式，注定存在一个意义上的“画框”和“时限”。这意味着它的呈现是受制于一定的“边界”，是从所有实际中抽离出的“虚拟部位”，其“连贯性的真实(real consistent)被给予了虚拟，如同真实一般来处理它，作为将存在者装载于它的存在中之物来掌握”(45)阿兰·巴迪欧：《德勒兹：存在的喧嚣》，杨凯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在社交媒体时代，“谣言”以聊天记录的形式卷土重来。此处的谣言并非指涉新闻中的虚假消息的一种表现，而是借用这个词汇来表达技术逻辑生成中依然存在着“假冒”的问题。如一些聊天记录生成器，这种技术能够创造虚拟对话主体、建构对话空间与时间、生成对话内容，借用人们对图像信息的依赖从而生成虚假信息，使截屏成为一个生产谣言的装置与机器。除此，裁剪、马赛克、部分删除等技术使聊天记录成为一种“去定位”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制造“战争”——倾向于远距离的传播、形成讨论、引导舆论上充满了风险。这两种“假冒”不管是部分造假还是整体造假，本质都是生成“替代性”的视觉资源，以制造“意义”。

在视觉传播时代，公共事件依赖图像。换言之，想生成公共事件则可以以视觉作为修饰方式。这就是聊天记录得以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移动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前网络社会心态中的信任危机使截屏成为一种抗争工具，聊天记录截图成为一种抗争性资源，实现的是对意义的争夺。然而，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截屏人的行动不能仅归结于个体的行动主义，也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表面现象加以理解。相反，要将其置于社会运行的更深层，将这一行动置于“个体与集体的互动与和合过程”(46)姜宁宁： 《走向行动主义：互联网社会中的组织哲学》，《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中。截屏技术成为公众集体挪用的视觉修辞结构(框架)生产着具有抗争性的意义，同时也极易造成一种“认知无意识”。“视觉学的潜能在于产生失明的视觉(sightless vision)。”(47)约翰·阿米蒂奇：《维利里奥论媒介》，刘子旭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4页。维利里奥用近乎偏执的言论抵制视觉文化生活的虚拟化。在他看来，构建当代文化的各种后现代“视觉机器”正越来越多地涉及“失明的知觉”。就像阿恩海姆所描绘的那样：“今天，我们对这些影像的诉求，已经习以为常，因而甚少注意到其整体的影响……可是我们接受广告影像的整个体系，却犹如接受气候中的某个因素……我们十分熟悉这种效果，也就变得视若无睹。”(48)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

五、结 语

聊天记录截屏不仅是话语的记录问题，更是图像的认知和技术伦理问题。以视觉修辞的方式来讨论聊天记录截屏，是以语言与图像的互动关系和指涉意义为出发点，以论证的方式去思考“形式”的情景与功能，由此走向一条反思性的批评之路：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并不是其能否成为证据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技术之下对“逼真性”的哲学反思。截屏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不偏不倚的信息记录中介，对它的运用需警惕屏幕上看到的直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