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史上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何会在1848年革命之后，于1850年在伦敦重启了因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持续了近20年。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然而马克思的这一回答过于概括。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与作为一个再度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是否还是同一个马克思？抑或说，革命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具有某种本质联系？如果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的话，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读出革命的话语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马克思在《伦敦笔记》时期前后的政治经济学文本，并着重从方法论的维度简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我们认为，对“危机与革命”关系的探究将成为我们切入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因为它历来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理论主题，至少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前都是如此。一方面，在1848年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存在，并断言危机是资本主义结构失衡的必然表现。而且，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将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视作资本主义生产重新回到均衡的重要手段。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因为生产过剩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就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此时轮到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己的资源了。当社会秩序被迫毁掉自己的产品，以防止自己的生产基地扩张得太快，太大时，那就是它临近破产和灭亡的明确征兆。”(2)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李寅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87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种由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趋势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换言之，危机与革命的关系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另一方面，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也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断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会来临”(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1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危机与革命的关系的研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正如克拉克所言，“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危机的关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4)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第101页，第105页，第111页。。这也即是说，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固有趋势，另一方面，他们也将危机视作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因此，他们期望“由经济危机爆发所引起的阶级斗争能成为对工人进行革命动员的策源地，同时危机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也降低资产阶级的应对能力”(5)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第101页，第105页，第111页。。然而，1848年革命的失败，尤其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近十年经济史的回顾以及对于英国的研究，他发现“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加之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的复杂性结构，使得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危机与革命的关系并非一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递进关系，也即是说，危机并不一定就会导致革命，引发革命的原因始终是多元的。这就要求马克思在理论上对危机理论作进一步澄清和说明。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固有危机趋势的存在，而是说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作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考察。1850年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关注生产、商业和金融之间的关系”(6)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第101页，第105页，第111页。，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生产过剩趋势同“作为生产过剩危机表现形式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之间的关系”(7)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第101页，第105页，第111页。。马克思正是在《伦敦笔记》中展开这一理论工作的。本文将从方法论的维度展开讨论，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革命话语。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空间原则”

如果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一份“天才大纲”，启迪马克思发现了作为“主本和副本”批判的另一个“新副本”——政治经济学(第一个副本是黑格尔的国家法哲学)，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马克思初次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然而，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呈现的方法论原则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仍然较大。最明显的表现便是马克思除了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外，几乎通篇都采用了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来批判国民经济学(8)具体论述请参看吴猛：《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2期。。这种空间原则是费尔巴哈通过重新吸收斯宾诺莎对于时间的规定(9)斯宾诺莎将时间置于绝对和存在之外，正如亚历山大(S. Alexander)所言,斯宾诺莎的时间仅仅代表事物存在的一般特征，其存在的长短，取决于它们是否由他物所决定。参见S.Alexander,“Spinoza and Time”, in S. Paul Kashap (ed). Studies in Spinoza: 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68.而发展出来的。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哲学用时间排斥空间的做法。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的观点和方法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只是排斥他的时间，而并非同时是宽容的空间；黑格尔的体系只知道从属和继承，而不知道任何并列和共存。”(10)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6页。这即是说，黑格尔哲学的特点决定了他不可能从对象性的关系上理解对象的本质及其表现，黑格尔忽略了空间的具体性以及包含的内在差异性，而把它们仅仅看成是精神自我运动的不同阶段，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较高阶段同较低阶段之间的“从属和继承”关系而已。费尔巴哈主张从一种对象的关系上来理解事物，事物的本质及其表现应该被理解成“并列和共存”的关系。应该说，费尔巴哈从对象性关系出发的“空间原则”深刻影响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路。

马克思注意到，在国民经济学的体系中，各个环节都是彼此并列的，例如工资规律和劳动价值论就是两个彼此并列的环节，它们仿佛独立发生作用，而将它们放到一起，并试图理解二者的联系时才会察觉矛盾的存在。可以说，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国民经济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已经触碰到了社会现实的真相，尽管可能是以一种二律背反的形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揭示了这种矛盾(1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6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根源恰恰在于国民经济学家对于“劳动”概念理解的自相矛盾，即被他们当作理论出发点的劳动实则是异化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3页。，将理论和现实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表达与被表达关系，并试图直接通过从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去寻找被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所遮蔽的现实。异化劳动便是这种方法应用的最终理论成果。异化劳动所指涉的四对异化关系范畴正是在这种空间原则中所呈现出来的。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并不一致。费尔巴哈完全将空间的基本特征视作同质的，即将感性对象的本质及其表现看作完全同一的。而马克思一开始就将空间关系的本质特征视作是异质的，认为人同对象的关系以及人对于对象的把握并不是一种“直观”的照面，而是一种历史性的辩证过程。正如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理解“共产主义”时所呈现的巨大差异——在费尔巴哈那里，共产主义被理解为以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真正的”人与人的联系；而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则被理解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也即是说，共产主义是一条不断生成的且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道路，而不是某种具有抽象特征的形而上学规定。因此，“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的贯彻，最后却出现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个维度可以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下得到理解，但却无法在费尔巴哈的空间视野中得到解释”(13)吴猛：《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2期。。这样，便解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为何会突然出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并且，仅仅不到一年，马克思就转向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批判。

二、对“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另一部比较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是《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代表了马克思当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时，经历了哲学革命洗礼的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方法论影响，转而从唯物史观的原则出发去分析和批判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正如前文所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是从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出发，但由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空间原则理解的差异，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哲学方法的反叛。这种反叛在1848年以前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其最新成果就是为反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而写作的《哲学的贫困》。

从方法论上来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将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贯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首次尝试。他以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为靶子，不仅指出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而且也批判了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滥用。尽管《哲学的贫困》写作的直接目的是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为此，马克思还专门使用了法语来写作《哲学的贫困》，但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目的并不只是单纯地批判蒲鲁东，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发难，为的是进一步为清算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体系做准备。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中展开了对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因此，在面对蒲鲁东提出的“构成价值”时，开始自觉地批判蒲鲁东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歪曲。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采用的方法论原则表明，他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15)④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62页，第563页。。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随即就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虽然蒲鲁东不仅误解了李嘉图，而且也误读了黑格尔，但是，从本质上讲，三者仍然具有某种相似性，即，无论是哲学抑或是政治经济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性，是蒲鲁东、李嘉图和黑格尔三者所共有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黑格尔则把“帽子变成了观念”(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 “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这种做法实际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畸变为物的过程，而黑格尔不满意资产阶级社会的事物化状态，于是他再将事物化了人扬弃为绝对观念。”(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李嘉图还是黑格尔都没有把握到事物的本质。

针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他们“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即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的“任务”就在于将这种相互并列的概念抑或范畴“编一下次序”，然后就自诩他创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相较于蒲鲁东“粗制滥造”的学说，显然要精致得多。然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黑格尔却是在观念中去把握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本质就是“运动的抽象”，而后者的本质归根结底又是“无人身的理性”将它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的无限循环过程。正是在这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中，简单的范畴通过逻辑的自我运动不断“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理，思想群遵循着这个辩证运动“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从单个的概念范畴，到思想群，再到系列，直至整个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就是通过“运动的抽象”不断产生和发展的。这种“运动的抽象”不仅构成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最神秘的方面，同时它也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底色。诚如马克思所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经济学中的范畴仿佛是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

在马克思看来，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及其抽象”(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经济范畴不是理性思辨的产物，社会经济生活也不是由这些范畴所建构的，而是相反。范畴之间的运动以及概念之间的转换，绝不构成社会运动本身。社会运动，即社会关系的变迁，是与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3页，第138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第14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自觉地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而为后者确定了坚实的社会存在论基础。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哲学的贫困》毕竟是马克思正式开启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度尝试，无论是在内容上抑或是方法论上都有尚待完善之处。例如在内容上，此时的马克思还未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对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以及“级差地租理论”缺少必要的反思。而在方法论上，马克思自进入具体的经济学研究之后，面临与复杂的现代经济活动对话的必要性，尤其是面临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上的关系，原先在《哲学的贫困》中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这就要求马克思必须进一步创立自己的方法论。

三、《伦敦笔记》：作为“历史性的科学抽象”方法论的开端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将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这种方法相较于马克思后期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相较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所总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然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马克思不仅需要考虑应该如何对待“抽象”以及经由这种抽象达到“具体”，而且，马克思在此处已然规定了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工作是澄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非历史性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至于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所建构的体系尤其是凸显出来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鲜有评述，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正式被展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经济学早期走过的路，即从表象中抽象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般关系。这一方法论以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为代表。第二条道路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第24页，第25页。。这一方法论的开创者首推亚当·斯密，后来在李嘉图那里集大成。马克思指出，经由第一条道路后，“这些个别的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第24页，第25页。。马克思明确肯定了后一种方法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然而，这种“科学性”的限度及其范围只能在政治经济学自身内才成立。相较于第一种粗陋的且具有经验主义性质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明显要显得精致得多，即更加“科学”，它直接从最一般，也即最普遍的概念出发，直至建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准备直接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马克思将第二条道路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称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一方法是一种完备的、可以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26)吴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哲学研究》2021年第 2期。，因为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何以可能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从《哲学的贫困》到《政治经济批判大纲》，我认为的确存在这样的转变：对整个国民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由以前的完全否定转变到现在的有限度的肯定。例如，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李嘉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认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天然状态，从而透露出一种虚假的自然性。但正如张一兵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完全意识到“李嘉图的抽象已经是一种科学的抽象”(27)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99页。，因为这种抽象正是从“生动的总体”出发，尔后“蒸发出一些抽象的规定”，然后再从这些规定中逐渐生发出各种经济学体系。但是，马克思随即也指出了这些体系的限度，即“具体总体作为思想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第24页，第25页。。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本身虽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一种客观的抽象，这种抽象仍然是对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般关系”的正确反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将这种“科学的抽象”限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建立一种 “历史性的科学抽象”(张一兵语)(2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00页，第584页。。而这种所谓的“历史性的科学抽象”其实质在我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以及现实的社会运动本身。

诚然，马克思在获得所谓“历史性的科学抽象”的认识之前，同样要经历与国民经济学家相似的“心路历程”。这一过程在其现实性上就体现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所开展的理论工作。一方面，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积累了大量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感性材料，形成了主题鲜明，层次多样的研究思路，为他全面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批判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必须在《哲学的贫困》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方法论做进一步加工，这种加工的本质就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抽象”以及由此生成的“具体的思想总体”，即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此，马克思必须审视加诸在“生产”之上的各个环节以及它们之间的这些关系。马克思之所以会在《伦敦笔记》中再度回到流通领域正是源自于此。

例如，在《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文中，马克思摘录了李嘉图对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分。李嘉图指出，市场价格会偶然地和暂时地背离自然价格，并列举了可能会导致这种偶然性的原因。但是李嘉图同时又指出，偶然的原因只是一种暂时的影响，在考虑“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这些所谓与偶然无涉的规律时，不能考虑这些暂时的影响。马克思则指出：“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是稳定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都是本质的东西。”(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第159页。对此，张一兵的解读是：“马克思这时已经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否定现象，而恰恰要说明现象是如何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遮蔽本质的。这样，现象学的批判再一次成为必要。”(3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00页，第584页。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最初阶段之所以会从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研究再度转向对流通领域的研究(马克思第一次研究流通领域是在《穆勒评注》中对货币的研究)，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并非一种偶然性行为。尽管马克思十分清楚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但他也意识到，危机最初的过程总是出现在流通领域，而流通领域的关键又在于“货币”，因为正是后者代表了买和卖这一交换行为的基本对立，也代表了货币与商品分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更重要的是，货币常常以物质的外壳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代表了诸如交换价值等一系列极其抽象但却蕴含着最丰富的社会关系的概念及其范畴。因此，在《伦敦笔记》中的《反思》一文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以及格雷之流根本没有洞悉到货币的本质，才会有“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第159页。这种荒谬的想法。显然，马克思在此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货币已经包含着危机向现实性转换的可能性。虽然此时的马克思还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可能性缘何而来，但是其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相较于《巴黎笔记》时期的确更加清晰和明确了。

总之，马克思的《伦敦笔记》虽然相较于他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方法论上并未完全成熟，然而相对于《哲学的贫困》来说，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马克思在此不仅确定了“历史性”的原则，而且也开始正视“科学的抽象”这一早已经蕴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著作中的方法论原则。尽管《伦敦笔记》摘录的内容远远超过评述的内容，仍然无法阻挡我们可以从中窥见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的推进，因为正是这些摘录及评述向我们表明了马克思未来工作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任务。《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系统研究经济学问题。从危机问题(包括货币以及危机的周期理论)到价值理论(尤其是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彻底性的反思)，从工人阶级状况到社会形态等问题，构成了《伦敦笔记》的主题内容，反映了马克思开始从对单个抽象的范畴的批判逐渐过渡到对整个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尽管这种批判和反思在《伦敦笔记》中表现出来的仍然只是一个趋势，但正是这种趋势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而且也正是从《伦敦笔记》开始，马克思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逐渐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仅仅只是针对政治经济学的某一个片段，甚至是某一类观点，而且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系统，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还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空间原则下进行的，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则逐渐过渡到对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属于马克思自己的方法论系统，即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和社会现实运动的批判和把握。

四、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革命话语的敞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就在于将国民经济学家充分发展形成的“科学的抽象”揭示为一种“历史性的科学抽象”，而这一过程首先体现为具体本身(表象)通过分析法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后者再通过综合法进一步上升为思维具体。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思维具体”既不是概念自我运动的产物，也不是“具体本身的生产过程”，相反，它只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也即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下，用“思维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同理，被社会权力(socialpower)所决定并经意识形态加工而形成的政治权力(politicalpower)，也即国家与法哲学领域，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抽象”。虽然针对国家与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已经牛刀小试，但彼时，不仅缺乏由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带来的科学支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哲学革命，因此，相对于《伦敦笔记》时期，很难说马克思对该领域做出了更为细致以及全面的考察，毕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是马克思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时的第一次初探。事实上，马克思对国家与法哲学领域的研究发轫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真正系统地表述却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对革命进行反思形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开启了第三次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之路，《伦敦笔记》便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1850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认识的迫切需要，他在笔记中所摘录以及研究的主题正是沿着“危机与革命”这一思路而不断展开的。例如：在笔记的第一阶段(笔记本Ⅰ-Ⅶ)，马克思集中探讨了危机的现实表现形式，故而摘录和评述了许多与货币、信用以及流通等主题相关的内容。在此阶段，他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而且还探讨了再生产同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的关系。在第二阶段(笔记本Ⅷ-Ⅹ)，则主要分析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原因。马克思在此阶段展开了对价值范畴的探讨，从而进展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在矛盾的揭示，以及开始对劳动价值论的彻底性问题进行反思。在第三阶段(笔记本ⅩⅠ-ⅩⅢ)，马克思主要研究了雇佣劳动同资本的关系，考察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分析了工资、地租以及人口等概念。在第四阶段(笔记本ⅩⅣ-ⅩⅩⅣ)，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容，尤其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摘录，与此同时，还考察了殖民地理论以及东方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认识。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重新返回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处处透露着革命的话语。该观点最好的印证就是马克思于1852年3月完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方面，该书的写作时间恰好处于马克思写作《伦敦笔记》时期，而该书的内容主要就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关的(34)尽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明线是围绕波拿巴政变展开的，似乎波拿巴才是马克思叙述的主要对象，然而在笔者看来，本书的写作目的并非马克思心血来潮要为波拿巴著书立传或者只是单纯揭露波拿巴的阴谋。在1848年革命失败的背景下，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目的在于告诫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像他们的敌人那般依据自身所处的局势和条件，能动性地展开革命活动。据此，本文认为，该书的明线虽然是波拿巴政变记，暗线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也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采用的方法论同《伦敦笔记》中采用的方法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是马克思首先在《伦敦笔记》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在政治批判上的再现。

具体来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马克思之前的文本，比方说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在革命的研究路径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考察了基于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局势和条件”(35)马克思在1869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则是证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尔后分析它们对社会现实的影响。马克思以波拿巴的政变为例，详述了法国当时的阶级状况是如何为波拿巴的复辟创造了种种“局势和条件”，而波拿巴又是如何在利用这些“局势和条件”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新的“局势和条件”，最后在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中拔得头筹。而在《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马克思主要是从结构性的维度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此时的任务显然是为了澄清意识形态的迷雾，为政治以及观念等上层建筑确定社会存在论的根基。正如恩格斯晚年所回忆的那样，在创立唯物史观初期，“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页。。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主要原则”正是唯物史观所确定的社会存在论的基本原则。

一言以蔽之，在《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为了阐释刚刚创立的新世界观，另一方面出于论战的需要，因此比较侧重于从结构性上指认观念上层建筑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存在论根基；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偏重从复杂性和过程性的角度分析基于阶级斗争基础所产生的“局势和条件”。

此外，“局势和条件”虽然是基于阶级斗争产生的，但“局势和条件”在被创造出来之后却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便构成了当下社会向未来社会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换的条件。对“局势和条件”的把握以及运用正是现实的个人同时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身份的体现，换言之，也就是历史的主体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与此同时，“局势和条件”既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形成的，而阶级斗争的本质又是不同社会生存条件人格化的定在基于物质利益的斗争，因此，“局势和条件”本质上是物质利益斗争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一方面，它是各阶级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达到某种平衡的综合表现，借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说法，即各阶级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产生了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种合力，这种合力也即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方力量所能达到的平衡状态，或者说，是各阶级基于暂时的共同利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另一方面，这种平衡只是暂时的，因为导致阶级斗争的发生机制——自发分工——并未消灭，当支撑这种平衡的条件发生改变时，旧的“局势和条件”也就趋于瓦解了。因此，伟大的革命家从不拘泥于某种教条，他们总是能正确估计形势，并且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例如，列宁曾在《论策略书》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3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页。这种经得起检验的“确切分析”显然是重要的，它是为了准确认识无产阶级当下处于何种“局势和条件”使然。如果说列宁的《论策略书》重点是为了告诫无产阶级时刻要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那么,毛泽东1950年的《不要四面出击》一文则是在告诫我们的党如何在现有“局势和条件”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挥，以便向新的“局势和条件”转换。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指出，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在当时就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3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页，第23页。。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不要四面出击，因为在当前的“局势和条件”下，并不能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现在“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进攻”(3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页，第23页。，尽量争取大多数阶层对我们的拥护，使我们新生的政权得以巩固，进而占有更加有利的“局势和条件”。

正是基于“局势和条件”的考量，我们方能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见证马克思内容丰富和层次多样的讨论。

五、结 语

总之，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所逐渐形成的方法论相较于《哲学的贫困》而言，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推进具体体现为，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非历史性的同时,肯定了他们在“科学抽象”上所做出的建树，从而逐步确定了“历史性的科学抽象”原则，为系统批判整个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而我们之所以认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这种“新方法”在政治批判上的呈现，则是因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文本而言，同样有一个方法论的转换，这种转换的呈现即是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结构性分析进展到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分析，也即国家法哲学的分析。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文本中，马克思分析了行政权问题、国家机器以及政党与代表制问题，尽管它们是基于阶级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抽象”，但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劳动”与“价值”等“经济抽象”一样，同样是一种“科学的具体的抽象”。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和政治研究方法论上的革新表明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科学的也即具体的抽象上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研究进路的推进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始终是他革命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自马克思1850年重返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无论是在其开端处(《伦敦笔记》时期)还是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期)，甚至在其集大成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绝不是“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否则，这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形而上学无人身的理性”的学说何异？事实上，奈格里就曾对类似的观点提出过批判。奈格里承认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但他同样反对在承认资本这种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忽视甚至抹杀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行为，因此，在他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中，资本同劳动的斗争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在其文本中。奈格里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话，即“我们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充分解释这些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不揭示这些矛盾，而是回避这些矛盾，认为交换价值对财富的形成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看作不过是形式的东西”(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对此，奈格里的解释是：“剩余价值社会化后成为利润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一个将剩余价值的矛盾社会化地扩展开来的过程：一个类似在自然界的矛盾，但是更广，更深，也更加具有对抗性。”(41)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换言之，奈格里认为“剩余价值”理论看似只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却包含着劳资对抗的矛盾，隐含着社会革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