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群

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载体和主导力量，现代国家建设是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是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组织形式。具体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主权丧失、生灵涂炭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建立一个真正完全统一、主权独立、人民民主的现代国家以实现政治上自立是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神圣主题。纵观近代以来国人探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图景，其主权意识萌生于鸦片战争，国家观念觉醒于维新运动，历史进程开启于辛亥革命，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才初步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指出：“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基于上述分析，站在党的百年征程的新起点上，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国构想为研究主题，探析其中的历史认知与内在逻辑，这对于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及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意义，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历史考察

“建构以现代化为导向的现代国家，组织和推动现代化建设，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何显明：《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方案及其影响》， 《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致力于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最大限度地凝聚起革命力量，提出和发布了一系列具有感召力、号召力和吸引力的建国构想和主张。

(一)“劳动者的国家”：早期共产主义者国家观念的探索与思考

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历史主题上，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而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中逐步清晰起来的。总体而言，建党前夕，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国家观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本质问题的思考。国家本质是国家的要素构成和体系运转的根本依据。对于这一问题，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中，阐发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本质问题的观点和见解。其中，陈独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在揭露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等派别思想的缺陷时，就对国家本质进行了初步阐释，指出：“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3)《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页，第77页。这表明陈独秀已经尝试将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也标志着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转变。(4)参见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阶段向度研究》，《红色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李达在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指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5)《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页。瞿秋白在《国法学与劳农政府》一文中分析了国家的性质定义，并在对比不同阶级所主张的国家形式后认为：“国家仅是为一阶级的而非为全社会的；国家乃是一阶级控制他阶级的工具。”(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9-150页。由此可见，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初步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思想，基本揭示和解答了国家的本质属性这一根本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来打碎旧国家机器，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内容。针对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主张进行社会改良、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早期共产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李大钊在分析民主政治与工人政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之后认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的时期。”(7)《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4-105页。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也呼吁：“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8)《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页，第77页。此外，从早期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往来书信中也能探寻到其政治观点。例如，1920年8月，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分析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特点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武器后表示：“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9)《蔡和森文集》 (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57页。在此信中，蔡和森还对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进行了设想和分析。对此，毛泽东在复信中答道：“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1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第170页，第402页，第342页，第263页。并对蔡和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第170页，第402页，第342页，第263页。。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在文化书社就社会问题进行探讨时也表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第170页，第402页，第342页，第263页。由此可见，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夺取和建立政权的想法是支持和赞同的。

此外，早期共产主义者还进一步对无产阶级专政后的国家政权形式和社会形态进行展望和分析。在国家的政权形式方面，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起俄国苏维埃政权给了早期共产主义者极大的鼓舞和启发。瞿秋白在目睹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后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在于“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13)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在当时，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俄国苏维埃是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并支持和赞同中国革命实行这一政权形式。在国家的社会形态方面，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派别进行论战，认为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进行社会革命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此， 李达在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时指出：“世间不懂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洪水猛兽一般”(14)《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页，第41页，第133页，第342页。，并认为社会主义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15)《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页，第41页，第133页，第342页。。施存统也指出：“要救中国，要使中国人个个都能够得到‘人的生活’，只有赶快实行社会主义之一法。”(1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第170页，第402页，第342页，第263页。可见，在他们看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无疑是唯一出路。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国家消亡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李达在传播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17)《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页，第41页，第133页，第342页。恽代英在比较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后也指出：“苏俄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有了一个像铁般坚固的共产党，他有很严密的组织，抱持着一种很明确的纲领，引导着一般农工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而中国革命“一直到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强固的大党”(18)《恽代英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8页、第569页。。可见，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清晰地认识到，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团结和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途径。在阶级消灭后国家存亡问题方面，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对立的必然产物，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最终将趋于消亡。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刻认同这一观点。施存统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争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他指出：“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1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第170页，第402页，第342页，第263页。李达在《阶级与国家》一文中将“国家之消灭”单列为一节，并认为：“以前阶级对立之社会需要国家，阶级对立消灭，则国家亦归于无用，故国家自归于消灭。代之而起者惟有共同幸福之社会而已。”(20)《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页，第41页，第133页，第342页。

综上而言，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系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在同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过程中，初步建构起他们心目中的“劳动者的国家”。考察和总结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国家观，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建设无产阶级国家，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共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国家观为中国共产党历次建国构想的提出以及此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遗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推进，这些思考和设想开始逐步转化为具体实践并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

(二)“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萌发与初展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即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历史大潮之中，并就未来国家建设的基本形式和架构进行了初步思考和探索。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提出要“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我们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可见，中共一大关于中国革命的设想基本是按照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考进行设计的。在此基础上，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是联合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第133页，第133页，第252页。。这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是通过联合国民党等民主派力量来反对军阀政治，实现民主政治。这为同年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提供了理论先导。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建国构想进行了首次明确设计。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民主联合战线中的目标是“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第133页，第133页，第252页。可见，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构想是通过联合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来组织民主联合战线进而达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最终建设一个同国内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实行民族自决的联邦制民主共和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二大所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思考的唯一和最终的建国构想选择。这是因为，中共二大宣言还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还应“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第133页，第133页，第252页。因此，可以看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为联合其他民主革命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而提出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建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步骤。随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这一过渡性的建国方案必将随之调整。之后，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就对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最终目标进行了明确：“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第133页，第133页，第252页。此后一直到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构想基本沿袭中共二大、三大所提出的内容和主张。

(三)“工农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赓续与发展

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重新思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走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建国构想。对此，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发表反对军阀的宣言中指出，要“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9页。。这一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同其他党派联合建立资产阶级性质国家的设想，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开始。但是，囿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无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苏联苏维埃的国家建设经验自然而然地被中国共产党效仿。对此，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现在是“工农群众的苏维埃革命，这一革命是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这苏维埃革命就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2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大概不会有双政权的可能，工农夺得政权后新政权必即时实现。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1页。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要通过工农武装斗争来建立新政权、取代现有的旧国家机器才能够胜利。中共六大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以及地方一些局部红色政权建设等背景下，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9-650页。在此宪法原则指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苏俄国家政治体制为样板，国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政体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上实行议行合一制。总体上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性政权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国家政权开启局部执政实践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构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抗战爆发后，为最大限度地团结起全民族抗战力量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此，毛泽东解释道：“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3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可见，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依旧是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其已不单是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具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族民主政权的性质”(31)韩大梅：《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随着抗战的深入以及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战，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并宣布：“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267页。由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改变了通过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体形式来统一全国的构想，转而确立了由实行普选国会制组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同时，出于国共合作的需要，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将其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在国民政府直辖下的、具有战时性和临时性的民主政权。此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建国口号和设想，主张通过改造国民党政权来建立以国民党为领导、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合作建国方针的“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633页。。这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保持独立性以及坚持共产主义的革命信念并不违背，是中国共产党出于全面抗战的深入推进以及巩固国共合作的需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阶段性、过渡性的战时建国方案。

(四)“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成熟与定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39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并强调：“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 第675页，第677页、第709页，第675页。。与当前所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相适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 第675页，第677页、第709页，第675页。文章对新中国的政治架构、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并指出这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 第675页，第677页、第709页，第675页。。根据毛泽东的构想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属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形式，并且这一国家形式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3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 第675页，第677页、第709页，第675页。。可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已经不同于以往提出的过渡性、战时性的建国构想，而是基于对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实践经验、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新走向的重新思索，提出的一种具有稳定性和独立性、并着眼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崭新成型的新中国国家建设方案。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和领导新中国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随着抗战形势的愈发明朗，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索民族矛盾解决后中国国家建设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3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5页，第1062页。的建国构想，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一建国主张的提出，毛泽东解释道：“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3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5页，第1062页。可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探索中国革命走向的一种阶段性设想。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将随之调整建国方案以适应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需要。国共内战爆发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已无希望。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国家建设的走向问题。对此，在总结和分析国内阶级矛盾变化形势和解放区局部执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进行了系统规划和详尽展望，明确提出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制度，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4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创新与升华，为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和政策基石。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等进行了明确规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规定。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国家建设理论的最终定型化、制度化。

二、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当代审视

在近代中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革命和建国是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作为中国革命道路走向的一个基本呈现，历次建国构想的提出和调整不仅仅是国家的名称、口号、标识等表述的简单变动，其背后更是一场涉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斗争解决，救亡图存和独立自由的理想实现，外来理论学说与中国实际相互调适进而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实践化等一系列内容的革命性变革。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感召，也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模板的投射，还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因此，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既不能简单局限于国家名称、建国口号等外在表述的分析，也不能拘泥于不同时期建国方案的历史回顾、特点归纳、经验总结和不同党派建国方案的评析等结论性分析，而是应该运用历史分析与现实思考相结合的思路来厘清和阐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理论命题，这三个命题分别从主体认知、工具理性和目标旨归三个角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这也是分析历次建国构想的演变逻辑的创新性视角。

(一)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有力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政党因价值而生，因使命而发展壮大。任何政党都有其与生俱来的价值与使命。所区别的是不同性质的政党，其价值与使命所着眼的根本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旧政治力量的阶级局限性，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和政党使命。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4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2页。这一根本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督促全党继续牢记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百年奋斗进程的历史语境下对中国共产党价值与使命的深刻追问。建国构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实现奋斗目标、探寻革命道路、彰显价值使命的集中表达，其内容演变是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一个历史明证。

具体而言，第一，历次建国构想寄托和蕴含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真正独立主权国家的崇高理想和伟大宣示。近代以来，围绕救国这一历史主题，无论是从“自强保种”到“振兴中华”、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国家观念与口号，还是从“地方分治”到“联省自治”、从“好人政府”到“制宪救国”的建国设想与方案，仁人志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提出的具有空想和改良色彩的充斥着“欧风美雨”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层出不穷、席卷神州。然而，历史证明，这些救国方案与实践最终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臆想以及一场专制还魂、共和无实的悲情闹剧。辛亥革命之后，“从帝制的废墟中却不能自动产生出一个现代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4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0-321页。。如何领导中国人民确立真正主权国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依旧是近代中国的根本性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被接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这一危机困局得到了根本性解决。我们看到，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43)《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页。“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44)《蔡和森文集》 (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9页。等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构思与设想，还是建党初期党提出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4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无论是党在中央苏区建立的“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以彻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第650页。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实践，还是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的建国方案，都有力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区别于一切旧政治力量的、能够真正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这一伟大使命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也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一切努力与奋斗就是为实现捍卫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推翻旧政权枷锁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4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的崇高追求与价值使命。

第二，建国构想的内容演进深刻展现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是能够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和承担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使命的先进政党。人的自主和独立是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源于大多数、依靠大多数、为了大多数的先进政党，其出现使得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更加具有现实性。具体到近代中国社会情境，有学者指出：“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群众, 唤醒群众, 发动群众, 带领群众以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50)申富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使命与担当》，《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在近代风云变幻、大浪淘沙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格局中，谁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谁能真正唤醒人民大众的主体性意识，谁就能掌握历史主动权并在这历史筛选的大潮中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和承担起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重任，这在历次建国构想的演变中就可见一斑。早在建党之前和初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就关注于唤醒民众，致力于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投身于革命浪潮去争取自身利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0页。“我们为人民的奋斗，总要有人民的联合，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52)《恽代英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从中共三大提出的“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的建国口号到毛泽东领导的“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5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页。的红色政权建设实践，从《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规定的“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第650页。的政权纲领到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新型民主制度的局部实践，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5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页。政权建设思想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2页。的文本规定，都有力地证明了建立民主政治、致力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孜孜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革命目标。为此目标的达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将人民民主理论的建构与探索同国家建设的构想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在国家政权建设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和调适人民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形态，从而致力于寻找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道路。

(二)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是对“两个结合”的深刻诠释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和汲取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元素，并与其相互激荡、融合和贯通，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以一定的“民族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次建国构想的提出和调整必然要考量和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映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积淀、旧中国社会实际的影响等一系列因素。因此，“两个结合”在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出充分的工具理性，是分析其演变逻辑的一个新视角。

第一，历次建国构想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社会实际逐步结合的动态扬弃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异域学说传入中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其在与中国具体社会情境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一种矛盾与张力。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曾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第623页，第534页。在近代社会不同党派的各种主义学说、各色建国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社会情境相结合来分析和诊断中国革命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求解中国革命出路的关键。这一关键问题无疑在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囿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进行了一般性规定，但他们尚未根据落后国家具体国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方式、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形式进行特殊性分析。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从早期共产主义者主张劳农专政的“劳动者的国家”，到中共二大提出的同其他革命阶级组织民主革命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再到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以及抗战爆发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直至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历次建国构想的提出虽然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理论基础，但是国家建设的具体规划和设计在发生动态的演进和调整。这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对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动、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革命对象的划分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情境和中国革命规律问题的认知发展和深刻洞察密切联系的。例如，在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划分上，马克思并未就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进行具体分析，列宁虽然指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或半封建国家，但他并未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属于“两半”的社会性质，也未从实践上提出解决中国这种落后国家从“两半”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正确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当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现阶段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主张通过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形式来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5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第623页，第534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情境相结合的过程中，自然会不可避免地触及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并与其实现深度融合和贯通，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性。对于这一客观事实所提出的实践要求，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第623页，第534页。因此，如果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建国构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整个建国构想演进逻辑的整体图景，其中还有诸多的历史细节需要结合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因素来求解。基于此，有两个问题很好地印证了这一思考。第一，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学说竞相粉墨登场的背景之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会适用于中国并最终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的？第二，在以俄为师、效仿苏俄革命道路的认知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构想中也曾提出过实行联邦制和民族自决的政策纲领，但为何最终建立和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一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和学理层面存在契合之处。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6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关于暴力革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法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等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德法并重的治国思想以及美美与共、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等在价值取向和学理层面上相吻合，加之革命者本身又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传播和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被注入传统文化基因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产生出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纲领。例如，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建国构想的提出，除却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变动、革命形势变化等具体国情相结合之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相契合；又如，从工农民主专政的工农共和国到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其中“人民”的范畴不断扩大，这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相关联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面对固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呈现出的理性筛选性和实践创造性。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文化史的角度考量，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62)邹爱华、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启示》，《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0日。具体而言，对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提出过单一制的共和国模式、联邦制、民族自决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思想主张。 一战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更是成为当时的世界潮流。对此，在党内，由于共产国际指导和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便提出了实行民族自决和统一中国为中华联邦制国家的建国主张和口号。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国家的构想转向实行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式，并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和成功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这除了团结少数民族抗战以及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考量之外，其内在根据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来讲，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已经延续千年，华夏一统观以及各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共同体基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因此，机械照搬苏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理论制度必然与华夏大一统的政治文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格局以及各民族之间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等相互背离而难以在中国扎根落地。而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明相互融会和激荡，从而实现主动性筛选、选择性接受，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创新性发展和中国革命实践新创造的生成。

(三)建国构想的历史演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独特之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有力地彰显了在党的百年历史向度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中实现了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和话语体系的认知超越与价值跃升。作为一个具有历时性、连续性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深厚的历史底色。因此，从历史视野来看，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走向现代化新道路之初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具体而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争取政治上自立、建立真正主权国家是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而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不同派别和政治力量应激性探索的着力点所在，也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与众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构想作为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集中表达，不仅是中国革命道路走向的基本展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开端和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投射。因此，通过横向比较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与其他派别及政治力量的不同之处，从中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和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民至上性、理论创新性、独立自主性和开拓创新性等特点，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当前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独特之处。

第一，“前”与“后”的比较。近代以来，清王朝的腐朽专制政体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得救亡图存、自强保种成为无数爱国志士奔走疾呼的口号主张。在追求和施行自强求富、制器为先等一系列改良举措但仍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之后，早期改良人士开始从国家政治体制层面来求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随着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陆续传播，西方君主立宪政体开始成为早期改良人士所主张的理想建国方案。对此，康有为认为：“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63)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第338页。，并认为施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6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第338页。。梁启超在传播和接受近代西方国家学说后认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国家又非可以专制终也，则所余者惟有君主立宪之一途”(65)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9页。。由此，在改良人士的推动下，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变更旧王朝国体、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尝试成为划时代的创举。然而历史证明，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政治体制，企图通过自上而下、中体西用、托古改制的渐进改良手段来实现救亡图存，而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来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不着眼于革命理论指导的科学性和彻底性、不注重自下而上团结和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运动，无疑是一种补苴罅漏式的臆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制建国构想被守旧派斥为一种异端邪说，终究成为一场历史的闹剧，根本不可能改变“天朝的崩溃”的历史宿命。

第二，“国”与“共”的比较。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提出的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建国构想的雏形最早由孙中山提出。孙中山效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形式，以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学说为建国原则，参照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设计了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体制。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现代国家的形式确立, 只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开端, 并随时有崩溃的可能”(66)徐勇：《“回归国家 ”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倒行逆施，企图通过曲解三民主义和借用法西斯专制主义来建立国民党党国专制的独裁政权，这使得孙中山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名存实亡。对此，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训政纲领》中规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政治”“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 “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67)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57页、第659页。。这意味着国民党施行党国专制政权的开始。1930年代初，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弥散和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对其吸收和宣扬，国民党相继通过了“五五宪草”、国民党六大政纲等建国纲领性文件，蒋介石也相继发表了《为什么要有党》《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鼓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论著，这将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独裁政治推向极致。由此，国民党政权彻底演化为施行一党专政和总统独裁制的新专制主义政权形式。这无疑是近代以来政治理念和国家观发展的历史倒退。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革命形势和阶级变动情况，以始终着眼于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实现民主政治为根本方向，相继提出和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等建国构想和方案，并开展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华北人民政府等一系列实行民主政治的局部执政实践，创造性地在局部政权实践中提出“三三制”政权制度，有力地在国民党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下，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着眼于人民解放、切实实现民主政治的革命道路。

第三，“中”与“外”的比较。自党的二大做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定伊始，中国共产党便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遵循。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构想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具体而言，以建国构想中国家政权形式为例，“苏维埃”作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共产国际将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形式进行广泛推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6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135-136页。对此，在当时，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影响，通过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党内的共识。然而，受制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幼年缺乏革命实践的经验等因素影响，党内主要负责同志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行动应该走通过组织城市暴动来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的俄式革命道路。在历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接连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69)《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页。在此认识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放弃通过城市暴动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范式，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实践中开创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等一系列农村红色苏维埃政权以及在中央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全国性苏维埃政权形式，进而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指引革命胜利的中国式无产阶级政权创建和发展的革命道路。在此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在苏俄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影响下，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建构者的身份嬗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独立自主性和实践创新性。

三、结 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7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是党在革命时期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理性思考和集中表达。通过对历次建国构想的历史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致力于承担起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责任使命，并在艰辛探索和浴血奋斗中带领人民探索和开辟出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建国道路。同时，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后，还有两点体会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传播，都存在一个接受、吸收和转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前提条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异域学说在中国传播，必然涉及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机制、传播形式、传播内容、经典著作译介、传播中的思想交锋、传播内容与本土历史文化的矛盾张力等问题。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学界已从以往的宏大叙事逐渐转向史料考证，更加注重论从史出。但是，目前综合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当前，如何研究和分析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上述诸多问题，从而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落地生根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是事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根本所在。第二，在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上，如何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挖掘和总结出一些历史线索和脉络，并与当前所提出的重大关键理论命题相结合来进行阐释，做到历史分析与现实思考相结合，从而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充分汲取历史智慧、贡献历史力量、凸显历史自信，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丰厚的理论供给和历史土壤，彰显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历史向度下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源源不断的哲学社会科学力量的一个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