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桂 全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早已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理解大众文化就可以多一种维度理解我们何以如此的生活方式，这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持续地思考大众文化理论问题。进入20世纪后，大众文化理论异彩纷呈，如伯明翰学派冲破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关注平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日常经验，法兰福学派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把大众文化还原为文化工业，把大众揭示为被资本操控的对象，文化霸权理论的被引入呈现出大众文化研究的“葛兰西的转向”等等，而且每一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几乎可以说，有多少大众文化研究者就有多少大众文化理论。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语境下形成的理论对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诸多洞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斯克在吸收欧洲理论的基础上把抵抗诗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价值论设，并以此承担起对资本主义宰制力量的否定与对抗。尤其在费斯克的微观政治学批评中，抵抗诗学直接、明了地显示出了对资本宰制体制的批判价值。如何理解抵抗诗学成为我们理解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关键，为此，我们以1989年同时出版的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和《解读大众文化》两本著作为反思对象，反思其抵抗诗学的基础层面和理论逻辑路径。

一、抵抗诗学的基础层面

抵抗诗学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在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上，一些文化理论成果往往具有价值立场，如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肯定，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操纵性的揭示等都具有一种立场性。抵抗诗学一词天然包含着价值冲突，这一理论有着多种思想渊源，如霍尔“解码”理论中的积极受众、布尔迪厄的场域斗争与交换理论、罗兰·巴特的文本细读与符号学理论、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巴赫金的文本“外在性”理论等，正如费斯克自己所言：“事实上，我所运用的理论都源自欧洲，他们出自布尔迪厄、德塞图、巴特、霍尔以及巴赫金的著作。”①[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费斯克抵抗诗学的思想资源如果用一句话融汇在一起可以表述为：在文本的细读过程中，积极受众在日常生活与文本“外在性”结合中，创造性地解读出符号意义，并与快感构成了对资本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当然费斯克不仅局限于此，费斯克在积极受众的基础上赋予“大众”新的含义，对日常生活与文本的相关点等内容也展开了丰富的论述。具体而言，什么是抵抗？在费斯克看来，是对资本主义规训性、霸权式、一体化等宰制性意识形态的逃避、对付或对抗。支撑抵抗诗学的基础在于，大众在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圆融的、自由的、快感的、愉悦的、刺激的、逃避的、狂欢的等诸种快感与再次创造出的符号意义。抵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内容上看，费斯克对抵抗诗学的分析着重体现在大众与大众文化上。

（一）“大众”分析。费斯克对“大众”的概念给予了新的界定，并且在伯明翰学派“积极受众”的理论基础上，从大众的主动消费行为、快感体验的生产、符号意义的创造等方面对大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费斯克从流动性的视域赋予“大众”新的含义。汉语“大众”一词对应的英文翻译有多种，如the popular、the masses、the mob等。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大众”有着复杂的含义。虽然不同的理论家对“大众”有着不同的阐释，但是多数指向特定的人群，如利维斯认为是与少数精英相对立的多数人，霍尔认为是“与权力集团相对”②[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析自《大众文化研究》，陆杨、王毅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5页。的大众阶级，阿多诺等人认为是被文化工业资本操纵的群体，等等。费斯克对“大众”的界定超越了特定群体的概念，在他看来，“‘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并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③[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大众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团体或群众，而是不断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由于大众具有的不同层理，导致效忠从属关系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大众中的每个个体在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中不断地建构不同的意义空间。在这种意义上，大众中的每一个个体以移民的形式出现，他们通过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在资本宰制力量的体制中到处游走。这种游走使庞大的体制无法将大众固定在某一处，于是大众与体制形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对抗关系。尽管大众会被宰制性体制“收编”，但宰制的体制不会一劳永逸地胜利。体制越是庞大，越是给大众留下战术空间。此外，由于个体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的不断变更，一个人既可以是霸权的共谋者，也可以是霸权的抵抗者。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大众在体制内部制造的矛盾也给体制一种打击。

费斯克在“积极受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大众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尤其体现在大众自身的消费行为、大众的快感等。第一，大众的消费行为。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有两种经济——金融经济、文化经济，其中文化经济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在文化经济中，大众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就由消费者转变成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资本的战略往往只能在金融经济中完成，而很难在文化经济中实现。在文化经济中，不同的意义生产是由大众消费模式的差异决定的。消费模式的差异会导致意义生产的差异，于是，意义生产的多样性构成了对资本主义体制同一性的战术袭击。第二，大众的快感。快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宰制性体制的暂时遗忘，不论是美学的还是政治的都构成了对现实的一种批判。身体快感缺失的外在表现首先是饥饿与劳累，古时灾害、赋税、收入低下等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①马斗成、刘文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粮价波动与政府应对（1929—1937）》，《中国农史》2021年第4期。，有时身体的快感常常是对苦难的暂时遗忘和逃避。对于大众来讲，快感的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快感都具有不同的抵抗功能。躲避的快感集中在身体上，当身体失控之后产生的极度兴奋快感是一种自我丧失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对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逃避。生产式的快感往往维护着弱势者的亚文化权力。狂欢式的快感暴露了社会秩序的脆弱性，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激进反抗。冒犯式的快感使被压抑的内容得到释放。尴尬的快感在费斯克看来：“尴尬的体验，恰恰发生在保守与颠覆、宰制与服从，自上而下与从下向上之力量间的冲突之处。”②[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79页。这些多种多样的快感使大众在一定意义上逃离了宰制性力量的控制而构成一种抵抗。

（二）文本分析。费斯克分析大众文化文本的关键在于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文本如何连接大众与日常生活并被大众解读出新的意义从而构成对现实生活抵抗的呢？这得益于大众文本自身的诸多特点。第一，文本具有多义性与复杂性。这种多义性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巴赫金的“建筑术”理论，即一个文本从来不是完善的、封闭的、自成一体的文本，总会有一个“外在性”。不同因素的调和最终会生成不同的整体方式。具体到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如大众因牛仔裤的不同品牌会导致对牛仔裤不同意义的理解，即便是同一品牌，内部又充满了丰富的理解空间，如破旧牛仔裤与新牛仔裤，而即便是被收编的“破旧”牛仔裤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意义会召唤出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这种不同的效忠从属关系构成了对同一性宰制力量的抵抗。第二，文本具有矛盾性。一个文本成为大众文化的必要条件是“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③[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这就是说，大众文化的矛盾性不是矛盾本身，而是这种矛盾结构使它成为社会权力结构矛盾的隐喻，正如费斯克一再强调的：“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④[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如广告对商品的推销与推销的被拒绝。自上而下的力量只有遭遇到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时才开始运作。因此，大众文化一旦运作，就充满了抵抗的力量。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的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的文本充满了裂隙、矛盾，以及留下众多可阐释的空间，从而邀请“生产者式”⑤“生产者式文本”是费斯克从巴特的“读者式文本”的概念引申而来，主要侧重读者的再创造。的解读。“生产者式”解读的自由大众总是与企图限制文本意义的宰制力量进行着斗争。事实上，文本的这些特点也促发文本符号意义的再生产。当文本意义再一次被生产时，文本不再是资本自我增值的逻辑，而是大众创造性的逻辑。文本再生产既是文本的片面遗忘，也是新的叙事随之成立的再生产①马斗成、李遥：《荀子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回忆》，《原道》2020年第1期。。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本符号意义必然回溯到金融经济中形成对资本的抵抗。

总之，不论是大众的特点，还是文本的特点，共同组成一个复杂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费斯克所言：“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②[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至此，费斯克抵抗诗学的论证思路和论证逻辑层面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费斯克分析大众文化是在金融经济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大众的积极性；第二，费斯克采用了快感与符号意义的抵抗。

二、逻辑路径与思想领域的错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有没有问题？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并不出现在细节上。虽然他在具体细节层面上做了很多击中要害的分析，但是“战术”的胜利并不能带来“战略”胜利。费斯克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分析路径和符号抵抗策略的问题。就他的论证路径来看，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分析采用两种路径——金融经济、文化经济。他以电视商品节目为例进行了分析，电视节目呈现的金融经济又有两种细分：第一，生产者是演播室，商品是节目，消费者是经销商；第二，生产者是节目，商品是观众，消费者是广告商。在电视节目的文化经济路径中，生产者是观众，商品是意义/快感，消费者是观众自己。认真分析费斯克的两种论证路径，我们会发现文化经济路径只是金融经济路径的延伸，即在观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观众的积极性。第一条路径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社会经济学分析，即大众文化是由背后资本力量生产和操纵的。这也是他论述文化经济路径的起点，这一路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费斯克在此转向积极的受众进行论述，而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基础上揭示受众的被动性。因此，在金融经济路径的分析中，费斯克的抵抗诗学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重合性，也就是说，他所采用的方法和批判理论所采用的社会实证还原方法并没有差别。社会实证还原方法的经典论述就是把某一普遍流行的观点还原到当时社会语境提出这一观点的少数人当中，从而揭示普遍观点往往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这种观点被用于大众文化分析，即把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流行性还原到经济中，结论是大众文化被还原成资本获利的商品或手段。关于资本的获利性和宰制性，费斯克从来没有否认过。因此，不论他对大众的主动性分析是多么精彩，其理论逻辑的前提没有改变，即资本逻辑在大众文化中的运行。这就决定了费斯克的研究路径和批判理论研究路径的起点是一样的，仅仅是研究方向更改了，也就是把被愚弄、被操纵的大众论述为积极主动的大众。看似费斯克与阿多诺等人在大众文化理论上是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其实，他们思想路径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只是，费斯克沿着生产与消费的路径转向了大众消费行为的主动性和符号学研究的视角。这就决定了其思想的起点必然带有批判理论同样的缺失、局限与错位。

先看抵抗诗学锋芒的来源与指向。在界定大众文化的概念时，费斯克已经超越了mass culture而转用popular culture，popular具有普遍流行的涵义。但是，在具体的论述层面，费斯克似乎抛弃了这一层涵义，依然带有二元对立的痕迹，如“大众文化属于被支配者与弱势者的文化，因而始终带有权力关系的踪迹，以及宰制力量与臣服力量的痕迹”①[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页。。费斯克用社会实证还原的方法把大众文化的普遍流行性还原成资本权力集团获利的手段。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宰制与被宰制、大众与资本权力集团的二元对立关系就被揭示出来。这种研究路径的展开是他对大众文化做出一系列价值评判的基础，其深刻性在于将普遍流行的大众文化理解成某些资本力量利益的自我实现。这也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论述的逻辑起点。当完成这一步之后，费斯克把论述方向转到了大众身上，认真地探寻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选择性等特征。大众一旦具有了主动性，大众在其所处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无疑具有了抵抗力量。抵抗诗学自然就在这些二元对立关系中呈现，正如他在《理解大众文化》书中一再申述的：“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②[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费斯克的分析直接把抵抗的锋芒直指背后的资本权力集团。但是，这种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批判理论本身的局限，正如一学者所言：“这是一个从事实到规则，从部分人的需求到向普遍意志过渡之逻辑联系的断裂，一个关乎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断裂。关键是，只要仅仅从还原的角度去理解，断裂就是永恒的。”③吴兴明：《美学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从哈贝马斯的省思看批判理论价值论设的失落》，《文艺研究》2006年12期。这里说明的是历史动机与普遍规则的问题，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大众文化。如果沿着批判理论社会实证还原方法的分析，大众文化会被还原成普遍性是虚假的，而获利是真实的。但是，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中性化含义不能因为大众文化隐藏着资本集团的利益动机而被否定，否则，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流行性和中性化含义荡然无存。这样看来，大众文化的历史动机和大众文化的普遍流行和中性化含义如果用社会实证还原方法分析就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断裂本身就混淆了大众文化资本获利动机与普遍流行事实的理解。因此，从这种混淆中产生的抵抗诗学的锋芒就固然不知所向。所以其锋芒的来源与指向是否可行并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

再看抵抗锋芒的错位。抵抗诗学的来源之处也是大众文化的历史动机与普遍流行含义的断裂之处，这种断裂表明大众文化缺少一个正面打量的规范性思想。用批判理论的尺度打量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然被定义为具有资本增值动机的文化商品，这抹杀了大众文化的中性化含义。在哈贝马斯看来，用批判理论的方法打量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思想领域的错位。按照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约法的规范性问题时的话说：“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这种来回折腾，使得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目前处于彼此几乎无话可说的境地。”④[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哈贝马斯虽然没用这种理论详细地论述大众文化，但他认为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学是这种理论的变种。因此，哈贝马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此。我们把哈贝马斯的观点引入到大众文化分析中会发现，大众文化资本的生产逻辑只能还原大众文化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大众文化逻辑起点的资本获利性无法否定大众文化结果的普遍流行性。因为，这种实证分析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规范性理论，这种规范不是在还原的意义上，而是在大众文化生产者主体和消费者主体的关系之间。所以，判断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不能因为资本获利动机揭示而遭到否定。大众文化的自我确证应该是来源于非强制性基础上的平等协商，是经过种种复杂程序（市场检验、传播接受等）的协商，是大众基于交往行为之后普遍的认同。因此大众文化在哈贝马斯的这层意义上是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实现利益动机的文化。费斯克以金融经济路径为起点分析大众文化，只能说明大众文化是如何生成的，但是生成机制不能代替大众文化生成后的普遍流行特点和中性化含义，更不能衡量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和大众文化的自我确认。所以，用社会还原方法代替正面的协商是对大众文化理解的错位。

如果沿着这种错位去理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流行性等特征就被大众文化背后资本的逐利性、操控性等特征所代替。事实上，这种社会实证还原方法不仅否定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如果延伸到社会领域，还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的合理性，即把大众文化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则变成部分资本集团、大众文化生产者操控的权力机制。由此，市场经济普遍规则的合法性被否定。费斯克还把这种理解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如费斯克所述：“节假日的官方意义是‘身心调剂’并能够支持工作伦理。”①[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他把大众文化理解成为资本对休闲层面的控制是隐性化的控制，完全忽视了市场调节的复杂性。所以，带着社会实证还原方法的视角分析大众文化必然造成理解的偏差。文化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费斯克虽然承认大众文本的多义性、复杂性，但是基本上是在微观层面，而忽视了大众文化本身是多样的、是面向所有人的。为了满足广泛的、不同的市场需求，大众文化往往呈现出的特征是时而高雅，时而世俗，时而审美，甚至时而色情等。尤其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的性质甚至压倒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所以，费斯克把抵抗诗学功能作为大众文化的价值属性在论述路径上是值得怀疑的。

三、快感与意义抵抗的失落

费斯克带着批判理论的社会实证还原方法进入大众文化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了大众文化的利益机制。但是，这不足以构成抵抗的因素，只能显示为大众文化的逻辑生成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费斯克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诊断并无差异。费斯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完成这一步之后与批判理论分道扬镳，把被动的大众论述为积极主动的大众，并从大众的意义与快感两个维度展开了分析。于是，快感与意义构成了抵抗诗学的重要维度，并成为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依据。问题是，这两个维度能否承担起抵抗诗学的功能。事实上，快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被收编的快感，并且快感本身的抵抗就值得怀疑；而符号层面上的抵抗在现实的财富分配机制面前，也如同梦境一样虚幻。

先看快感抵抗的失落。当快感使大众逃离日常生活规则控制的时候，快感构成一种对现实凌厉的否定关系。这种快感虽然不同于审美状态中人性自由展开的状态，但是在费斯克看来至少是超脱社会控制与自我控制的自由状态。费斯克的锋芒之处在于，他将快感所超脱的社会控制的自由状态作为最高标准用于分析和评判现实。在快感作为一种绝对价值的照耀之下，多数的社会规则就会显示为片面的不合理，快感就形成了对社会规则的批判。因为快感的产生又与日常生活的相关点有关，所以通过这些相关点，快感的否定力量对日常生活更具有直接的穿透性。这成为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抵抗诗学价值论述的维度之一。但是，用快感原则打量大众文化的抵抗性未免有太多的失落。首先，快感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原则。在逻辑层面，快感的形式虽然多样，但快感状态是一种总体状态。快感的总体状态和审美的总体价值具有类似性，吴兴明在论述审美价值时所言：“审美价值是一种总体价值。总体价值是无法分层的。……任何一种分层都意味着对所谓‘总体性’的分割和否定……总体价值不可演绎为规范领域之有效论证的逻辑系统，不能形成规范性系统的逻辑展开。”①吴兴明：《美学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从哈贝马斯的省思看批判理论价值论设的失落》，《文艺研究》2006年12期。同样，快感作为一种总体状态也不可能演绎为社会市场领域的原则、规范。因此我们不能把快感状态当成新规则来否定现代社会开启以来形成的、已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规则。即便快感状态被强制地纳入到社会规则中，人的体验必然会在快感与规则的切换之间遭遇诸多断裂，如同人在游戏与现实之间的切换一样，游戏规则难以变成现实规则。这就注定了逻辑上的无效。所以用快感的自由状态置换市场原则乃至社会规则是行不通的。其次，快感不是独立的。快感来源于大众对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与日常生活相关点的契合。这里有四个影响因素，大众、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相关点。每一个因素都不是固定的，这就决定了快感产生的偶然性，即快感的来源不稳定。这就决定了大众不可能从快感中获得可靠的抵抗力量。快感只是日常生活的瞬间，很快会烟消云散。人不可能一直脱离现实而活在这种瞬间里。一旦我们带着从大众文化中获得的快感进入现实，快感会被强大的现实击得粉碎。最后，快感总是在宰制结构内部形成，因此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权力结构的控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快感被收编，具有抵抗的快感变成被收编的、安全的快感。

再看符号意义抵抗的虚幻性。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符号学分析描述担负了他对抵抗诗学另一层面的论述。甚至他认为符号抵抗已经超越了经济支配，正如其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配者的基本权利是经济权力，但这种经济权力被符号权力——即生产意义的权力——所支撑和超越。”②[美]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符号学意义上的选取是费斯克抵抗诗学理论逻辑的另一维度。因此，我们只需沿着符号学的理论把握抵抗诗学即可。事实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把握大众文化的方法在某些层面是有缺陷的。“符号学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作为方法论视野如果成为一种仅有的视野，便会转化为对整个消费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巨大感性现实的符号化抽空。”③吴兴明：《反思波德里亚：我们如何理解消费社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如果仅在这种视野的打量之下，那么大众文化的符号价值得到单维度的关注，而非符号性因素的经济生产、市场原则等因素则被遮蔽、被排除或者被抽空了，并且被抽空的往往是真实的社会存在。用抽空现实存在的符号意义来抵抗现实强大宰制性的力量，这种抵抗方式本身就把自己悬置在空中，成为现实之外的他者。这在逻辑的起点上，就把非符号化的现实排除在外了。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通向一个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时，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①[法]让·波德里亚：《仿真与拟象》，马海良译，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而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指涉性。大众文化的生产形式有着广泛的社会存在基础，其生产是以市场经济原则来组织的。大众文化的意义不是抽象的，更不是脱离现实的，恰恰相反，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恰好是与社会现实联系最紧密的。因此，抽空现实感的符号意义不能改写大众文化的物质性。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在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微弱无力。把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某一方面特点作为抵抗诗学的论证，不足以具有全面的说服力。即便退一万步，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有不可否认的地方，但是当带着这种微弱的功能进入强大的社会生产机制的时候，符号意义上的抵抗最终结局往往是被收编、纳入到经济生产的环节当中，如牛仔裤的厂商深知牛仔裤符号意义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利用此道谋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于是，符号意义的抵抗与现实存在的二元关系被打破，正如费斯克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广告业总是力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其方式是让商品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紧密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②[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商品的符号差异最终会变成广泛的购买动员。符号意义的抵抗不断地被现实存在的市场原则击碎、打破、征服，并被资本吸纳进来重新编码。在这种意义上，符号意义的抵抗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微弱无力。

不论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理论抵抗诗学的分析多么复杂、详细，其核心都摆脱不了快感与符号意义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被用于衡量大众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抵抗需要现实层面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支撑。费斯克的抵抗诗学在现实财富面前影响不了重新分配，大众文化带来的快感和符号意义根本不可能代替财富所有权带来的物感意义。这种微观层面的抵抗就像玩家在游戏中试图改变游戏进程一样，但终究在游戏里，而不可能从外部改变游戏的设计规则；又或像沉睡者的梦一样，梦中有或愉悦、或恐惧、或兴奋、或惊险、或刺激的各种状态，当醒来之后，一切又回到了现实，甚至都不存在记忆里。费斯克把抵抗诗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价值论设，快感与符号意义顶多是抵抗与霸权对垒中调节氛围的一首小乐曲，而绝对不是具有强大力量的正规军。因此，我们在对待大众文化抵抗诗学的时候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国内大众文化研究由于缺少有关大众文化的原创理论，往往过于倚重西方的理论资源，不断把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新左派理论等植入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变化的大众文化研究中。这一移植过程往往产生许多的错位与偏差。就费斯克而言，费斯克在具体的论证路径上与阿多诺等人是一脉相承性的，只是一个否定了大众，一个肯定了大众。在市场面前，资本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增值，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商品必然迎合众多市场主体的需求，因此对大众的主体性给以肯定是有价值的。只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抵抗诗学的论述停留在消费环节，并且又局限在快感和符号意义层面，而忽略了大众主体性对其他环节和其他层面的影响。因此费斯克的视野未免狭窄，也显出费斯克的盲目乐观。但是，费斯克的论证路径从大众主体性上展开是非常有意思的尝试。只是，仅仅从快感和符号意义上的展开路径失去了从更广泛的层面洞察大众主体对市场影响的机会。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主体经过复杂程序和规则“共同协商”的产物，是一种彼此的认同。因此在对待大众文化理论所具有的抵抗诗学价值论设时，我们既没有必要像阿多诺那样悲观，也不要像费斯克那样盲目乐观，我们需要持一种审慎的、反思的、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大众文化理论之抵抗诗学价值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