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达 吕筱渔

一、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文化参与逐渐成为学界研究备受关注的前沿话题。文化参与是公民实现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文化参与对于大众获取信息、精神享受、就业能力与社会交往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文化参与的分层也相应带来信息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分层。文化参与的社会分层是理解新时期社会公平议题的重要镜像。

在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经典文献中，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皆是从经济视角出发来进行阶级的区分，前者立足于生产领域，以占有生产资料的角度来区分阶级，后者利用市场领域中的生活机会来划分阶级。马克思将阶级定义为处于同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群体，决定阶级高低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阶级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韦伯则认为，阶级是指在经济收入、商品占有和生活机会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的群体，他将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财富、权利和声望三个基本维度并用“多元”来完成阶级的区分。①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理论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这种转向的主要特征就是文化不再仅仅是依附外部社会结构、反映社会变迁的领域，而是文化具有独立性，其自身具有内部组织和驱动力。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注意到文化特征和文化取向在阶级的区分中占有越来越重的地位，经济关系不再是划分阶层的决定因素。因此，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相互影响的机理也成为了国际上众多学者关注的议题。

国内专门讨论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大多数研究主要从收入、教育程度、消费观念、家庭规模和人口来探讨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西方学界较早开始了有关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国外学界对于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理论，即同源论（homology argument），个性论（individualization argument）和杂食论（omnivorousness argument）。本文通过梳理同源论、个性论、杂食论为主线的三种理论趋势，对这三种理论的源起、研究领域及其争论进行阐释，以期为国内学界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二、同源论

19世纪末期，Veblen提出了“有闲阶级”，认为“不参加劳动的有闲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炫耀性消费和休闲是资本家展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方式。”③Elia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参照会促使较低阶层模仿较高阶层的生活方式。④Gans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中以音乐为例，强调文化与品位有关，他用品味文化与品味公众区分了五种以阶层为基础的品位公众及其文化。这五种文化分别是高雅文化、中上层文化、中下层文化、下层文化、准民俗文化。每种文化都拥有某种特定的受众，文化或者品位成为了阶层的分化指南。⑤上述几位学者奠定了文化参与、品位和社会分层的早期学术基础，他们都认为文化参与和阶层之间存在关联，但他们并没有将文化参与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分层因素来进行深入研究。随着20世纪后半叶大众媒体的兴盛和各类新兴消费品深入人们日常生活，Bourdieu以区隔为出发点阐释了阶层的文化纬度，构建了趣味的结构化分析，为学界研究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Bourdieu对马克思主义中的“资本”概念进行了借用，认为“资本”并不仅仅只有经济资本，还包括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非经济资本。当今社会不同阶层的区别并不仅仅由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来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趣味和生活方式等文化资本的影响。一个人所有的文化参与实践实质上都是与其阶层惯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据此形成了特定的趣味。Bourdieu将群体划分成支配阶层、中间阶层和普通阶层，对三种阶层在音乐、绘画、书籍、饮食、服饰以及体育运动等方面的文化趣味和偏好进行了分析。Bourdieu发现，尽管这些文化活动实践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但都具有与阶层相对应的文化分层现象，不同社会阶层的趣味具有明显的差异。他使用高雅趣味、中等趣味和大众趣味来归纳趣味的分层。⑥支配阶层占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使得其生活和文化参与不会再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可以追求自由甚至奢侈的趣味。支配阶层的趣味和文化参与，也被赋予了高贵的色彩，凌驾在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的趣味之上，具有统治地位。而受到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限制的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阶层，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具有实用性的文化活动，普通阶层追求生活必需品的趣味使得他们选择偏好于通俗或实用的艺术品。而对于长期处于支配阶层和普通阶层之间的中间阶层具有模糊性，暧昧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既不希望与普通阶层产生联系，又缺乏足够的资本去模仿支配阶层的生活方式和趣味。在参与文化活动时，他们会不停地寻找新的文化参与方式来完成与普通阶层的区分，同时以轻微的代价来无限贴近支配阶层的趣味，为自己寻找足够的满足感，由此便形成了独特的属于中间阶层的趣味。

西方学界在不同领域的许多经验研究与Bourdieu关于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同源性理论相吻合，同源论适用于音乐、体育、文学、艺术、休闲活动等不同的文化参与领域。其中，音乐品味领域尤受重视，Bourdieu曾指出：“最能确定一个人所属阶层的是他的音乐品味。”许多学者都从音乐取向来论证同源论，Veenstra等分析了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市的音乐参与，提出“阶层和音乐品味之间的关系仍然明显”⑦。Coulangeon等根据法国当代音乐品味得出“音乐品味的社会差异无疑仍然是一个典型性的分层问题”⑧。Bourdieu也对体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关注的问题和理论框架受到体育社会学学者的广泛重视，其理论也对研究体育和社会阶层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Mutz和Müller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或阶层地位影响体育运动参与。⑨还有一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休闲文化活动，Tampubolon通过英国艺术活动参与数据指出，“现社会阶层继续构建文化活动的参与”⑩。Lemel和Katz-Gerro对比了法国和以色列的休闲活动参与发现，在法国，高雅活动和低俗活动的参与和社会地位阶层有着明显的联系，他们进行了相关论证，得到的结论如下：文化参与实践主要受经济资本的限制，受文化资本的限制较小；趣味主要受文化资本的限制，受经济资本的限制较小。另外一部分学者将视角锁定在文学领域，探究文学品位和阅读倾向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Bukodi等通过对匈牙利的图书阅读数据分析指出，一个人的阅读行为与其社会出身密切相关。Torche也通过对智利的阅读案例的解读发现，一个人在阶层等级中的位置对其阅读的取向有显著影响。

同源论自提出以来，不少学者对于这一处于学界支配地位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Holt认为，美国不同阶层在文化产品的选择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但并不代表每个阶层的趣味是相同的。一个文化产品具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因而文化参与的阶层区隔是表现在参与文化活动的实践上，而不是表现在选择文化产品上。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人通过文化参与的实践来展现文化资本对文化参与的影响作用。Holt等在对土耳其的文化消费现状进行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资本相同的情况下，受到文化资本高低差异的影响，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实践上产生了区分。具有高经济资本、低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偏好本土化的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而具有高经济资本和高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则偏向于选择发达国家的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由此，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在趣味和生活方式上产生了一种新的区分模式，即全球化（或称世界主义）和本土化（或称本土主义）的模式。Bargeman则认为，应该对生活方式与社会阶层联系起来的同源观念加以区分，数据显示某些形式的同源性（如收入和生活方式）在减弱，而其他形式的同源性(年龄、教育和生活方式)正在增强。Eijck通过荷兰的数据研究发现，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偏爱已经不太能带来声望，人们不太倾向于这样展示自己，换句话说，人们不再需要势利的趣味。Weingartner从对瑞士的数据分析中指出，文化参与区别是由“不活跃”“高度高雅”“适度折衷”三种模式构成，与所属具体阶层的关联并不直接。

上述研究从各种不同角度批评或修正了趣味与阶层相对应的同源论。这些研究多数是建立在欧美或是与欧美在政治经济结构具有相似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从转型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转型开放社会的国家视角来对同源论进行审视的研究比较少见。从新的角度来对同源论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地了解文化参与趣味的关系形成机制。

三、个性论

个性论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受到20世纪90年代初“阶级死亡论”的影响。个性论指出，在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虽然各阶层之间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但趣味与阶层的关联在现实生活中正在逐渐弱化，趣味和文化参与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已经不再和阶层的区分相联系，而是更多地受到“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观念的影响。个性论认为，个性化是为了个体的自我实现，而不是社会区分，这与同源论形成对立。

个性论的先驱是Beck，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分层研究，声称社会阶层概念已经衰落。他指出，教育的扩展和经济的迅猛增长产生了社会变革，而这些变革消除了传统的不平等。这个过程导致了文化阶层身份的融化，特定地位的阶层立场的非传统化以及生活条件和生活道路的多样化，破坏了阶层的等级模式。由于流动性越来越大，人们的生活道路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环境，变得个性化。阶层结构和阶层背景中的嵌入性已经失去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超越个人特定阶层和社会特征的自我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参与可以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在社会中构建自己身份的选择。因此，在文化参与领域中个性论是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决定参与什么文化活动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某种形式的社会结构。

学界许多研究对个性论的形成进行了系统阐释，主要从“新中产”“新认同”和“福利国家与不平等”三个视角进行了讨论。“新中产”视角认为，进入后工业时代，物质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的社会化使得社会大众的休闲时光和文化参与在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个体的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变得平等且富有个性。“新认同”视角强调，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阶层认同也在变得碎片化，阶层对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弱化，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等因素都在深入地影响着个体的生活方式，逐渐变得和阶层一样重要。“福利国家与不平等”视角则指出，福利体系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使得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文化参与，阶层的影响被弱化了。

自个性论提出以来，就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质疑。个性论时常因为缺乏经验证据而受到批评，特别是许多研究者认为缺乏来自历史和纵向分析的结果来支持这一假设。Goldthorpe指出，个性论缺乏数据支撑，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稳固的基础，“尽管个性化理论在当代科学话语中非常有影响力，但它仍被批评家视为阐述不足和研究不足”。Atkinson认为个性论对阶层的理解和分析都存在误区，“个性论不仅是不一致的和矛盾的，它建立在许多错误的论点上，无论是关于过去的还是阶层的，这大大削弱了它的可信度”。Brannen和Nilsen提出个性论过于笼统，过于粗糙和不精确，它既没有经过适当的研究设计和概念化的测试，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很多时候，它是在研究的分析阶段引入的，以便对案例进行概括，而不是用于区分案例之间的差异。Hout等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兴起，社会阶层结构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新的不平等根源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的不平等根源的消亡，“阶层的概念将会——并且应该——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对于个性论还存在诸多的质疑，在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领域对个性论的研究相对较少，也与其存在的质疑有关。

四、杂食论

占据美国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领域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阶层的高低应当由趣味来进行区分，支配阶层倾向于欣赏高雅文化活动，对低俗文化活动不感兴趣，中间阶层倾向于模仿支配阶层的趣味，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投身其中，普通阶层倾向于参与具有实用性的文化活动。美国社会这种传统的阶层与趣味的区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对于种族的偏见。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群（尤其是支配阶层）认为欣赏艺术是有限制的，白种人的额头高（high brow）可以欣赏高雅的艺术，非白种人的额头低（low brow）无法欣赏艺术，于是社会用高额头（high brow）和低额头（low brow）来进行趣味高低的区分，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兴盛，中额头（middle brow）也被人们广泛采纳。因此，阶层的等级差异成为了趣味差异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Peterson使用美国有关公众艺术参与的全国调查数据，提出了他的新发现：杂食与单食的区分模式正在逐渐取代以往的趣味高低区分模式。这在学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Peterson发现处于支配阶层的成员在参与高雅文化的同时，也参与流行文化或者通俗文化，其文化参与呈现出一种“杂食”的特征，而处于普通阶层的成员则往往只会参与低端趣味的文化，因此呈现出“单食”的特征。支配阶层、中间阶层和普通阶层在文化参与上的区分，不再取决于趣味的高雅或者通俗，而在于“杂食”与“单食”的区别，并且这一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显著。当然，Peterson强调，杂食与单食的存在并不是表示社会阶层的区分不存在了，也并不代表支配阶层的群体一视同仁地喜欢所有类型的文化，而是对所有文化持有开放的欣赏态度。

许多研究者在探究杂食论时，他们所选择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同源论的学者基本重合，同样主要将视角集中在音乐、休闲活动等领域。Warde等根据英国的音乐品味发现了杂食者存在的证据，但他也指出杂食是否代表一种新的宽容还有待证明。Coulangeon等利用法国的音乐品味数据，同样发现了杂食与单食者存在的证据。Purhonen等根据芬兰的音乐品味数据也发现了杂食者的存在，并指出杂食者的内部是存在分化的。而在休闲文化活动领域，Adam通过加拿大的文化活动参与数据注意到四类杂食者：高雅杂食者、选择性杂食者、普通杂食者和不活跃的杂食者。

杂食论自提出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也诞生了许多基于不同国家背景、不同文化活动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也对杂食论进行了验证、深化和拓展。不少学者们针对文化杂食的性质和内涵提出了质疑和新的见解。

首先是关于文化杂食性质的问题。杂食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喜好广泛或者活动广泛，喜好就是声称喜欢什么，活动就是实际去做什么，虽然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有些人喜好多但是参加活动少，有些人参加活动多但是喜好少，究竟是听其言还是观其行就决定了文化杂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Peterson对杂食论的研究中，他以人们声称自己喜欢什么作为判断标准，这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这些学者认为，杂食取向的研究应该以人们实际参与的活动为标准来进行。Rees指出，Peterson的数据来源于受访者自称的喜好，他并没有对受访者实际参与的活动进行调查，这是存在问题的。受访者言行不一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支配阶级的人喜欢夸大他们的兴趣范围，以显示其宽容的态度。Warde也提出，如果期望得到的结果是证明文化风格确实对社会分层存在影响，那么必须关注实际的文化参与行为。“我们希望关注参与文化活动的证据，而不是趣味”，实际去参加音乐会和声称喜欢古典乐相比，前者更能体现出杂食的取向。因为对文化活动等级进行划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衡量杂食性的时候，应当以活动的广度而不是通过是否跨越文化活动层级来判断。对于这些质疑，Peterson也在其后的研究中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学者进行质疑的关键点在于活动可以比喜好更能测量杂食取向。但是在现实中却存在“参与活动但并不一定喜欢，喜欢但没有机会参与”。比如受到金钱的限制，中下阶层的人很少现场观看歌剧，多数通过媒介听歌剧，但对歌剧艺术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因此，Peterson认为，受访者关于他们喜好的自我陈述是能更直接地衡量他们在世界中位置的方式。

同时学界针对文化杂食的内涵，也存在不少质疑。Peterson根据跨越的文化层级来对杂食取向进行判断，即组合杂食（omnivorousness by composition）；而部分研究者认为，判断是否具有杂食性应当以喜好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广度为标准来衡量，即容量杂食（omnivorousness by volume）。这些研究表示，文化阶层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Bourdieu曾提出，音乐是最适合用来判断社会地位的标志，但是电子媒介的普及使得音乐的区分能力变得越来越低。“Peterson没有从经验上研究音乐等级的演变，尽管这一点在他的框架内至关重要。”Brisson发现，Peterson与他的同事错误地在多次研究中假设十个音乐流派的地位没有变化。多位学者都强调，对音乐类型进行等级划分是一项困难的工作，Peterson把欣赏歌剧作为高雅文化的一个必要特征，而忽略了对爵士乐的品味，同时有些音乐类型，比如戏曲欣赏，不仅是边缘性的，而且显得独立于社会阶层，很难对其进行雅俗判断。基于此，一部分研究者衍生出了文化杂食的另一种内涵——容量，即喜好与参与的范围。容量代表着一部分群体比另一部分喜爱多种类型的文化，更倾向于参与更多的文化活动。由此可见，文化杂食内涵之争的关键焦点在于究竟是侧重高低还是侧重多少。另外，Tampubolon根据美国的数据分析，得出了几个超越杂食论的观点：首先，单食者不是表现为对有限活动的喜好而是对大多数文化活动的厌恶；其次，阶层不是唯一解释杂食—单食取向的因素，年龄、教育也十分重要；另外，种族包容性或政治宽容应该与文化多样性一起研究，而不是从文化多样性中推断出来。

关于杂食论的理论争辩和实证探讨还在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创意阶层的崛起，文化消费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与日新月异的迭代，“文化杂食主义者”层出不穷。“文化杂食”已经成为不同圈层群体或亚文化群体的一种重要表征，成为富裕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五、对立还是统一：同源论与杂食论之间关系的论争

Bourdieu的趣味区分模式与Peterson的杂食—单食模式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核心争论之一。自Peterson的杂食论提出以来，与Bourdieu的同源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一部分学者认为，Peterson的理论与Bourdieu的理论是一种对立关系，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实际是一种统一关系。

Peterson认为，他在研究中发现支配阶层会欣赏高雅艺术，这一发现与Bourdieu是一致的，但是研究表明支配阶层的人也可能参与各种通俗、大众的文化活动，这与Bourdieu的发现不再一致。因此，Peterson提出了将文化杂食作为一种新的分层方式。由此看来，Peterson承认区分的存在，但他认为自己的发现与Bourdieu所述的现象并不相同，基于此他提出一种新的区分模式。Cutts等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即Peterson所提出的杂食论“打破了社会等级与文化趣味之间的关系”，杂食论是通过提出一种新的区分方式来颠覆了同源论，并对Bourdieu形成了最持久的挑战。Coulangeon等学者认为，对杂食论的认可往往就意味着对Bourdieu理论的否定，“惯习观念及其相关实践的一致性不再有效”。Bryson的研究指出，通常情况下，社会阶层与教育水平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高社会阶级通常也代表着高教育水平，而高教育水平可以增加一个人对各类文化的宽容度。这显然与Bourdieu提出的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就越会对底层文化产生排斥的理论相左。由此可见，持有“对立论”的学者们基本认为，Peterson的杂食论是一种不同于同源论的全新的区分方式。Peterson的杂食论并没有否认区分的存在，然而，Bourdieu的同源论是一种将趣味高低与阶级相联系的区分模式，Peterson的杂食论则是一种以杂食和单食来进行区分的模式，由此构成了对Bourdieu的挑战。

以上论述的立场皆是以杂食论来批判同源论，但是也有学者试图将同源论和杂食论统一起来，认为Peterson的杂食论观点其实与Bourdieu的同源论观点是一致的，更有甚者认为可以用同源论来解释杂食论。

Atkinson强调，尽管支配阶层表示会欣赏摇滚音乐等通俗文化，但他们欣赏的是具有独创性和艺术性的摇滚音乐，其杂食取向本质是“形式大于功能”的一种表现。而中下阶层即使表现出对古典音乐的欣赏，往往也只了解演奏家而不是作曲家，因为他们关注功能而不是形式。由此，文化杂食实质与Bourdieu阐述的支配阶层和被支配阶层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主流群体中出现的杂食音乐取向产生的方式完全符合Bourdieu最初对趣味区分根源的阐述。另外，Lizardo等从审美性情这一角度出发，指出支配阶层的文化杂食现象实际是美学迁移的结果，他们在欣赏不同的艺术产品和参加不同的艺术活动时，将自身的审美能力运用其中。而Bourdieu曾提出支配阶层的审美性情是可以迁移的，这种将审美倾向迁移到新的物品的能力正是社会区分的关键标志。由此，Lizardo等认为，Bourdieu的论述可以解释支配阶层的杂食现象，Bourdieu的初始发现和文化杂食是互补并可能融合在一起。Friedman通过对英国喜剧文化参与的调查发现，从低层阶级向支配阶层的流动的人，是文化杂食者的一个重要类型。这类文化杂食者受家庭、教育的限制，想要模仿支配阶层对高雅艺术的趣味但无法应对自如，同时又对自己原本所属的中下阶层的低俗文化感到不满意，Friedman也将这些流动人口称作“文化无家可归者”，他们脱离了一个可识别的文化栖息地，永远被困在两种不同的趣味文化中。Friedman的研究实际是使Bourdieu的社会轨迹和惯习理论来解释Peterson的杂食论。Bourdieu的理论指出，中产阶级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对出身阶级的文化表现出排斥和割裂，而在Peterson的杂食论中，文化杂食在社会流动性强的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一类人群会同时接受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由此展现出杂食倾向。

Lizardo等认为，支配阶层更熟悉和掌控自身的审美性情，因而更容易接受大众文化，其杂食取向呈现出一种从高向低的流动。Friedman则认为是社会流动性强的人，尤其是由下向上流动的人体现出文化杂食性。前者的理论可以解释支配阶层的杂食倾向，后者的理论则解释了向上流动者的杂食倾向。尽管对杂食者的内涵各执一词，这些学者基本持有Bourdieu的同源论与Peterson的杂食论是统一的观点。

六、结论

通过对国外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本文着重探讨了以同源论、个性论、杂食论为主线的三种理论发展趋势。其中，同源论认为，文化分层和社会分层是相对应的，文化趣味的高低区分阶层的高低，不同阶层受趣味的影响选择与其阶层相吻合的文化活动；个性论则认为，个人的文化参与倾向、生活方式以及趣味并不由其所属的阶层来决定，而是受年龄、性别、教育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而杂食论提出，中上阶层的趣味广泛且多元，对于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杂食论已发展成为同源论与个性论之间的“中间道路”。这三种关于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理论虽然在研究实践中受到了诸多批判，但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分析力，广泛应用于音乐、体育、教育、阅读、艺术、休闲、美食等社会文化领域。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不断引介“文化区隔”“文化个性”和“文化杂食”等理论概念，并开始尝试针对具体群体的文化参与领域展开实证研究。但总体来说，目前还仅停留在对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上，并不系统，缺乏有深度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成果，也缺乏相应的国际交流与对话。本文通过阐释同源论、个性论、杂食论三种理论的源起、研究领域、争论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国内学界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参

照。

文化参与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目前已普遍被纳入政府公共文化政策议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局限于物质层次，文化参与正在走进大众的视野，人们进行文化参与，除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享受需要，还利用文化参与来体现社会身份，文化参与同时也关系着个人的阶层归属。国外对于文化参与和社会分层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不论是探索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还是探究文化参与和阶层的关系，都有了比较完善的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国外研究旨趣从早期的同源论转向现在的杂食论，这些论述也在不同的国家中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对于国内学界研究而言，从社会分层角度来探讨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参与现状和行为，可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将多元化的公共文化资源向社会均等化供给，使城乡居民能够享有高品质的文化参与资源与途径。政府通过加强城乡居民文化参与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文化参与的需求表达反馈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满意感与幸福感。同时，通过将文化参与和人民群众的内在品质表达、审美诉求表达相结合，在全社会营造丰富多元且有益和谐的文化环境，也有助于使人民群众在和谐共生的文化参与环境中完善自我、涵养趣味，从而整体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注释：

①虞满华、卜晓勇：《马克思与韦伯：两种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②封莹：《文化视域中的社会分层——布迪厄的文化分层理论述评》，《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③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参见［德］诺贝特·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⑤See H.Gans,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Basic Books,1974.

⑥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⑦Gerry Veenstra,Class Position and Musical Tastes:A Sing-Off Between the Cultural Omnivorism and Bourdieusian Homology Frameworks,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2015,52(2),pp.134-159.

⑨M.Mutz,Johannes Müller,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Leisure Time Sport and Exercise Activities:Comparison of Ten Popular Sports Activities,Leisure Studies,2021,40(5),pp.597-611.

⑩G.Tampubolon,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es Hierarchy Among the Omnivores: Evidence from the Arts Council England Surveys,Sociological Review,2010,58(1),p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