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浚 丞

(宁波诺丁汉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模型，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中所构建的“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线形理解，强调了对于受众主动性的研究，赋予了话语传播中阐释意义的多样性。该理论被整理成《编码，解码》一文，作为霍尔的经典理论供后人研读。就理论本身来讲，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下，霍尔诠释了符码在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宏观来看，整个理论受到马克思资本模型的启发，“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的思维模式被应用于电视话语的传播过程中。两个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是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深刻所在。

一、“编码/解码”理论模型概述

在“编码/解码”理论中，编码指信息传播者将所传递的信息转化为具有特定规则的符码；解码指信息接受者将上述符码按照特定规则进行解读。受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主导意义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意指传递的，取而代之的是隐含的、自然化的编码。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是不透明的，不会被受众自然而然地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只有借助解码，才能获得意义。霍尔将整个传播过程视作一个复杂的结构，其由许多实践环节所构成，这些环节相互影响而又能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运作条件。

其一，编码过程。霍尔把大众传播生产意义的过程定义为“编码”，即“这些实践的对象(信息)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352。霍尔的这句话不仅阐释了编码的含义，还表明了编码的过程，即信息的建构及其符码化。在编码者对于信息进行筛选后，信息(所要表达的意义)将被符号化，而只有信息符合规则，意义才能更好地被表达。而“意义得以产生和循环的最具优势的一个媒介，就是语言”[2]。所以只有信息符合语言规则才能更好地传达意义。换句话说，只有通过语言规则的运作，信息的意义才能顺利地表达，让人明白。

其二，传播过程。编码过程结束后，话语在正式进入传播环节之前还需要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使得意义得以表达，如广播电视结构、生产网络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霍尔认为，“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1]353。也就是说，编码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文本在进入流通领域时，会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

其三，解码过程。当编码阶段完成，传媒文本通过各种媒介送到受众面前时，会“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意识形态或行为导向结果”[1]354。在霍尔看来，解码过程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信息与接收信息，而是信息再生产的一个过程[1]354。相对于编码过程来说，解码过程是决定信息能否顺利被接收的重要过程，所以解码阶段是举足轻重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一环节却没有被传统的符号学家所重视。不同于传统符号学家，霍尔在这里更关注于解码过程。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受众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解能力作出进一步解读，这一解读是受到社会身份、价值取向、成长环境等因素所影响的。因此，由于编码者与解码者自身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之间所传播的信息并不会完全地对接，甚至会出现误读与错位的情况。另外，在解码者完全理解了编码符码的内涵意义后，也不一定会全盘接受编码者的思想。基于此，霍尔为解码者提出了“三个假象”，也被称为“三个立场”：主导—霸权的立场、妥协与协商的立场和对抗的立场。

二、“编码/解码”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影响

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语言学和符号学转向”的代表性人物，在包括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理论中都体现出了符号学对霍尔的重要影响。单就“编码”“解码”二词来看，就体现出霍尔对符号学的重视。纵观整个模型中的传播过程，不难发现符号学中的“符码”概念对于整个理论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理论中，霍尔认为信息都是通过符码的运作而传播的，只有符合符码运作规则，信息才得以准确清晰地传播。霍尔理论中所阐释的图像符号学、文化符号等概念，都体现了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传统思想。其中，以对索绪尔和罗兰·巴特的思想继承最为关键。而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框架下，除了将符号学作为工具导入“编码/解码”的理论模型，霍尔在话语生产视域内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叛离也体现了其强烈的批判色彩。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

首先，索绪尔将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本质的观点。以“狗”举例，“狗”这个词本身的文字形象可以被认为是“能指”，而人头脑中狗的形象和与狗相关的观念便被认为是“所指”，即看见“狗”的符号就能构建出狗的模型，想到狗的概念就能重新构建编码出“狗”的符号。而且，索绪尔还大胆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本质”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成不变、必然的关系，各种符号也不具有固定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意义的确定并不是凭借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而是通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差异来决定的。符号依存于符号系统中，符号的意义也是在和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中获得的。“狗”本身的意义并不能被确定，而必须在其他具有相同属性的名称中，如猫、鼠、大象等等，根据它们之间的区别方能定义。

索绪尔指出，“这一语言内的差异的标志，对意义生产是基础性的”[3]。也就是说，尽管一种文化内的语言由众多的“能指”所构成，但这众多的“能指”必须被置于一个区别的集合中去才能够完成意义生产，正是众多“能指”之间的区别承载着这些特殊的意义。 此外，在索绪尔看来，“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由不同文化所决定的，它始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霍尔沿袭了这一思想，并认为“利用指称对象的概念清晰地表达一个任意的符号”[4]。另外，在“编码/解码”理论中，霍尔在谈及次符码对于主导符码的影响作用时，肯定了符号在不同语境下可具有的多重含义。不难看出，“霍尔认同了索绪尔认为符号意义仅仅是一个区分问题，任何一个符号或话语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符号的差异与对立”[4]。

(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影响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罗兰·巴特将“能指”“所指”等概念应用到大众文化领域，用以对不同文化进行阐释。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同样将符号学的研究延伸到了文化层面，这是他们较索绪尔语言研究的进步之处。巴特将符号分层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直接意指(外延)是符号的表层含义或字面义，通过直观观察即可获知；而含蓄意指(内涵)则是指符号深层的文化历史意义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它需要联系特定历史语境来理解。巴特使用这种思想分析了众多广告和商品，显示了它极大的可操作性。对于含蓄意指层，巴特认为“它既是一个系统，也包含着能指、所指和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这种过程就是意指作用。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的所指的形式”[5]。

在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中，巴特的思想也有较为明晰的体现：符码由于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特征而具有诸多意义。与外延上比较确定的意义比起来，内涵层次上往往指向更多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含义。而当编码者将富有多重意义的符码体系通过媒介传播给解码者时，符号的内涵意义是否能被掌握同样符码规则的解码者所理解和接受，同样涉及文化身份、价值观等问题。不难看出，文化符号的背后有很深远的研究意义，因为编码者传送的例如政治话语往往具有模糊性，所以也需要解码者首先对其政治或文化的身份进行认同。这之间必然涉及一系列诸如文化价值观念等问题[6]。

(三)霍尔式的文化主义修正

符号学来源于文本，自然就要把重心放在文本上。而文化中心主义作为符号学研究的预设立场，虽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忽视受众的感受能力，但确实要求更高程度地聚焦于文本和上下文的联系。忽略读者的能力和感受的视角是精英主义的，而正是因为将文本与符号视为意义的主要载体，才使得符号学获得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独特视角。在霍尔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出现之前，文本中心主义就是符号学的基因。在符号学家看来，虽然人们都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但作为受众时对于文本却是毫无抵抗力的。同时，对于符号的解读只能寄希望于研究者，只能“由符号学研究符号中丰富的意指和不为察觉的机制”[7]。

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符号学在解码阶段注重对受众的分析，强调在电视话语传播中民众的角色。在整个模型中，符码的力量被限制在了文本内容中，也就是说，符号需要面对独立清晰的、拥有相同符码规则的受众解码。虽然霍尔在分析电视话语的过程中仍然征用符号学的传统理论，但他首先意识到，电视话语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受制于解码者的，基于此才有了他的“三种立场”或“三个猜想”。文本中心的精英主义认识旨在将“文化”定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只能为“一小群有特权的人”[4]所使用与探讨。如德里达所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8]，这不得不使文化研究愈发趋向于将精力灌注到文本分析中，钻研文本忽略受众，从而使“文化”逐渐成为符号学的分支。而霍尔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对于符号学工具性导入的分寸把握，凸显了他基于文化主义传统，对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修正。

三、“编码/解码”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

纵观《编码，解码》全文，霍尔虽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但其文化理论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形成于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语境中的，而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消费”“再生产”等概念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些概念随时代变化的流动性。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商品的生产、流通、使用以及再生产的思想。顺着这一层思路，霍尔意识到信息的传播并不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简单的线性流程，而是一种循环。霍尔从意识形态变化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从宏观角度上给予了“编码/解码”模型理论基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一种不作保证的独立性”[7]，在文化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编码/解码”理论模型不仅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次试水，更是“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7]。

(一)霍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

在20世纪50年代，霍尔在牙买加读书和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霍尔最早接触的是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内的一系列共产主义著作。这些思想在存在阶级问题和贫穷问题的殖民语境下尤为显得意义非凡，这对霍尔的学术研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编码，解码》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明确清晰，这一点也可以在霍尔生平思想研究中得以验证，如在其文章《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霍尔便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渊源。

(二)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

传统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消费，其中包括并不限于对于自身主体能力的消耗和对于生产所需原料的消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劳动者通过吃喝等方式“生产”自己的身体，而通过消灭生产的产品来实现商品的人化，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生产”。以上这种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被马克思概括为“直接的同一性”(immediateidentity)，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9]。霍尔完成了这一思想的承递，将其应用到电视话语传播领域中。在文化的生产传播中，生产的对象是在符码体系与规则中所组成的意义系统，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对象就是信息与意义，而不是商品。但在“编码/解码”理论中，它也同样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在霍尔的观点中，编码首先需要编码者对由一系列符码所组成的意义进行生产，需要充分考虑到传送信息的外延与内涵的问题。在这里，编码者最初也要经历作为接受者的角色去分析信息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不难理解，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在此之后，编码者需要将再生产出的产品根据自己所设定的符码规则所承载的意义来传递给解码者。而当编码者将自己希望表达的思想价值，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给受众时，就进入了产品的“流通”阶段。当信息呈现给解码者时，产品又会由于读者的不同解读而产生出多重意义，不一定都归于编码者所设定的原义，而这也又一次完成了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形成了循环体系的完美闭环。也就是霍尔所认为的“一个连续往复的循环”[7]。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霍尔理论模型的深刻影响。而当霍尔概括编码解码的关系时，又指出“编码、解码不构成直接的同一性”[7]。一方面，霍尔承认编码、解码作为生产消费的承载体，在电视话语传播视域中所具有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霍尔强调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性，在编解码构成元素一致的条件下，这种不对称性是由客观的、由不同文化结构背景所影响的。由此，完成了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到编码解码非直接同一性的调整。

(三)霍尔模型的“不作保证”

霍尔的学术思想是开明而洒脱的，从不将自己的理论禁锢在某一学术派别或学术传统中，在许多研究者眼中，这也是霍尔最为令人称道的特点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继承“不作保证”，在传统思想上加以创新、多有取舍与扬弃，也成为后人研究霍尔主要思想的重要线索，这一点在其“编码/解码”理论中也多有体现。就“编码/解码“本身来看，整个理论模型借助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了电视话语的传播体系，摒弃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精英视角，做出偏向文化研究的修正。从宏观上讲，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完成了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性的认知。不难看出，霍尔易于接受新观点同时又乐于思考的学术习惯是值得称颂的，他反对本本主义，这使得他的理论具有永远的流动性，从而使我们得以领略到霍尔文化理论常变常新的动力[7]。

四、“编码/解码”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的价值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以及文化成员相互交换信息，相互沟通并建构意义与身份的过程。每个人对于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的差异又是必然存在的，这就使得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各自的观点和立场难以受到对方理解和接受，从而表现出价值观的冲突。而文化的各种差异性，也让我们感受到挖掘符码背后深层含义的重要性，即再次编码。东西方存在的差异往往集中体现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而当两种文化相碰撞时，往往会出现误读和误解的情况，而这并不是语言上的翻译所能解决的。当人们将注意力放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一系列研究时，就更能领悟到霍尔“编码/解码”理论模型的实践意义。

霍尔曾表示，“西方世界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中国，包括中国文明和历史。英国人虽然曾经熟悉香港和上海及沿海贸易中心，但却没有研究过稠密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更没有了解过经典的和现代的中国”[6]。中西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举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当我们作为顾客在店铺内进行消费，或是作为客人去朋友家里做客，在临走时，店家或友人往往都会说一声“慢走”。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们自然能对这一类生活化的口语心领神会，也能领悟到挽留之意与不舍之情。但外国人很难从中读出除了“行走缓慢”以外的其他含义，无论这句话被翻译得多么精准。作为语言文化的接受者、话语产品的解码者，汉语中的“内涵”很难被外国人所理解，这就体现了再次编码作为沟通桥梁的积极作用。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将“不爱红装爱武装”一句翻译成“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巧妙地改换了西方人熟知的喻体，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何为“红装”，何为“武装”。不仅做到了翻译工作所推崇的“信、达、雅”，更是在话语的消费过程中完成了意义的再生产，帮助跨文化交际实现顺利传播，从而使两边的文化人都能更好地了解其他地域的风土人情，对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有了更好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0]。文化符码是多元的，在跨文化语境普遍存在于大众媒体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符码的解码者与编码者。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国际传播也成为了全球信息化的最大体现之一，它必将对现代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正把人类带入一个全球传播的新时代。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对编码过程的分析，对传播过程中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解码中受众的主动性研究等也同样适用于当下的媒体形式。研读常变常新的“编码/解码“理论，有助于为我国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