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晨伊

摘要：清代文学评论家叶燮在他的文论专著《原诗》中，解释了应该怎样阅读古人的文学创作这一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原诗》反驳了明朝前后七子与清朝前期的狭隘阅读观，认为不应该给阅读设定过多的限制和法则;第二，交代具体的阅读方法论，即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敞开“胸襟”，并且努力提高“识”的能力;第三，分析阅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得出阅读量的大小与创作质量的高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这一结论。

关键词：叶燮 《原诗》 阅读 胸襟

明代前后七子在应该如何阅读古人作品这一问题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汉唐，直言不读唐以后诗，表现出了一种狭隘的阅读观。这种狭隘的理论在后期的不断发展中更是走向了极端，使得文人的阅读视野渐趋狭窄，诗歌创作不求创新而走向了因袭摹拟的道路，对文坛造成了较为恶劣且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文人群体逐渐觉醒，开始反思前后七子的阅读主张，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人对这样狭隘的阅读观进行了激烈的贬斥，拉开文学反思时代的序幕。这正是叶燮创作《原诗》的时代背景。

在《原诗》中，针对古典作品阅读的问题，叶燮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本文将其分为三大问题进行讨论，即阅读前人作品是否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法则”？阅读应该具备哪些素质？阅读前人作品与创作优秀的作品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阅读有无“法”的问题

一是明朝、清初狭隘的阅读观。明初台阁体统治文坛达数十年之久，对文坛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内容空洞、思想贫乏，只追求语言的雍容华贵和内容的粉饰太平，使得当时文坛充斥大量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作品，严重压抑了文坛整体的个性，文坛一片死气沉沉。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学派都在努力寻找改革“台阁”文风的方案，其中就对文人的阅读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茶陵派李东阳提倡学习盛唐，他评价盛唐诗“有难言之测之妙”，而评价宋诗为“宋人于诗无所得”[1]，一时间扬唐抑宋成为文坛风气，开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先。前后七子提出文学复古运动，这次文学改良运动，首先对文人的阅读提出了改良的要求。《明史·李梦阳传》用“诗必盛唐，文必秦汉”[2]概括李梦阳的诗歌阅读观，他要求不读唐以后书，读书和写作师法的对象仅限于汉魏古风和盛唐雄浑。与李东阳相比，李梦阳更加推崇古韵和雄壮的文风。到后七子李攀龙时，他将阅读古诗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认为“唐无古诗”。这种改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台阁体的一些弊端，但是也造成了读者对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有了偏见，形成了狭隘的阅读观。前后七子狭隘的阅读观在后期发展到了极端，如李北地“余谓欲学《三百篇》者，不当读春秋以后诗;学五言与乐府者，不当读魏、晋以后诗;学近体者，不当读晚唐以后诗。”[3]这样的阅读观致使文人目光狭隘，阅读崇唐抑宋，创作因袭成风，严重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前后七子在阅读方面愈发狭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门户之争。为了提升文学流派的社会影响力，前后七子的作家往往为自己的诗风找一个“师法对象”，以此为宗。例如，李梦阳推崇李白七言歌行，并大量模拟，以李白的诗风为宗，这也是让读者的阅读渐趋狭窄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清初文坛掀起一阵文学反思风潮，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许学夷等人都对狭隘的读诗观进行尖锐的批判，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诗焉……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4]批判前后七子在对于阅读前人作品上的狭隘的观点。然而文人在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清初文坛出现了一股“尊宋”“尊元”的文学风潮，其与明朝“尊唐”是换汤不换药，依然以一个特定时代的诗风为标杆，对其他朝代的文学予以忽略，或者加以贬低，阅读观依旧狭隘。[5]

二是叶燮《原诗》正变说与阅读前人创作的“定法”的讨论。以上明清文学家以某一时期的文风为标杆的阅读主张，归根结底是对阅读制定了限制。在《原诗》中，叶燮在正变说中讨论了阅读是否应设定一个规范的问题，即阅读是否有“定法”的问题。所谓正变，意为文学创作会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变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改变，文学的活性主要在于“变”。叶燮详细论述了从《诗经》起，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变更情况，提出了“理”与“势”的概念，认为文学的发展是适应了时代大“势”的结果，没有一种文学创作能够长盛不衰。在《原诗》中，叶燮细致地分析了梅尧臣、苏瞬卿、元好问等人的诗歌创作，发现其中的正变规律，证明宋诗是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和诗歌创作本身发展的结果，并不能狭隘的认为其不可读。[6]另外，他用远古人民击打土垒为乐和后世人们享用音乐的生活情景打比方，以证明时代经济背景改变，而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文学艺术的荒谬性。前后七子推崇盛唐诗风，极力贬低宋诗、元诗的价值，这在叶燮看来就是忽视诗歌发展的“正变”规律而造成的错误。由以上，叶燮通过正变说对李梦阳“不读唐以后诗”进行反驳，认为盛唐诗歌并不是诗歌创作的标准，把盛唐文学作为文学创作的规范是荒谬的，给阅读限定范围是荒谬的。[6]“正变”说不仅仅在于告诫文人不要只以盛唐诗歌为创作学习的楷模，它更是劝诫文人要把阅读的眼光打开，客观地看待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创作，从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佳品中学习。[7]

对于如何阅读的问题，《原诗》并没有专门论述，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创作时“法”的问题，本文将它引申到阅读上面。叶燮将“法”分为活法和死法，又可称为“定位”和“虚名”。叶燮认为创作时不应该有一个限定的“死法”，一个严苛的“法”势必会限制文学创作中“理、事、情”的正常发挥。一篇优秀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有感而成。但创作又不能完全没有规制，需要有“活法”的存在，“活法”包括创作的基本格式、用韵等，所谓“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 [6]。同样的道理引入阅读方面。在阅读古人作品时，一定要提防“死法”的桎梏，“不读唐以后诗”等观点即为死法，这样会限制读者的阅读视野。同时，也不意味着阅读可以完全自由，阅读古人作品时也应当有一些“活法”，而这个“活法”，被叶燮归结为“识”的能力。下文将从阅读的胸襟和“识”的能力两个角度具体阐述阅读古典文学的方法论。

古典阅读方法论

一是阅读的“胸襟”。诗歌创作一定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前人作品的前提基础上，“广泛”是“胸襟”这一概念的一个层面。在《原诗》中，胸襟更多的强调人格的高尚，胸襟思想的开阔，考察的是创作者是否可以打开心胸，领悟世间情感、灵气，广泛观察和容纳当世的事物，在阅读上，表现为诗人能否广泛地阅读、吸收、采纳和欣赏前人的成果，不加偏见地阅读各年代、各类型的文章。在叶燮看来，明朝前后七子以及清初“尊宋”等阅读观念是一种阅读无“胸襟”的表现，对于各个朝代文学的评价不客观。所以他在《原诗》中细致地品评了各个朝代的文学，分析每个朝代文学的价值所在，用以反驳各种极端、狭隘的阅读观，也用以告诫世人不可如此狭隘，要拓宽阅读视野和胸襟[6]。叶燮阅读胸襟说的两点内涵：首先告诫后世创作者在阅读时要打开眼界，广阔胸襟，客观看待各个朝代的诗歌创作，从中吸取养分，博彩大家之长，即所谓“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其次告诫这些读者不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可听人说“唐以后诗不可读”，便不触碰唐以后的书，所谓“夫非必谓人言之不可凭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6]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随风而会，而能转风会”[8] 。

二是“识”的作用。“识”的能力在阅读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原诗》云“无识，则不能取舍”，又云“识为体而才为用”“识为体，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6]。识的关键在于取舍和评估，要求诗人具备鉴赏文学作品基本的能力;反之，就是“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 [9]。历代作品浩如烟海，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的作品产生，怎么从书海中挑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呢？这要求读者必须具备“识”的能力。而如何培养或获得这种能力呢？叶燮将它总结为三点，即判断一首诗是否有“理”“事”“情”。以叶燮对杜甫的评价为例，叶燮认为杜甫诗歌就是“理”“事”“情”的典范，集前人诗歌优点的大成，既有苏武、李陵的高妙，又有建安的豪逸，不失陶潜诗的冲淡、谢灵运的俊洁，又具备华丽的词句，对杜甫的诗评价极高。同样地，一个作品的优劣需要将“理”“事”“情”与才、胆、识、力结合起来，如此才能构成写作、阅读的全部理论。当然，这三者的评判需要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才非学则不展，识非学则不卓”，只有建立在足够量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操千曲而后晓声”。

阅读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是建立在创作者本身的才、胆、识、力和作品的“理”“事”“情”完美结合的基础上，这与作者的天赋、胸怀、知识、阅历、洞察力等因素息息相关，而并非只要足够的阅读即可得。在这里，我们不抹杀阅读在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叶燮也说过：“在我者虽有天分之不齐，要无不可以人力充之。”[3]意思是说在创作方面，大量地阅读和思考就是这个可以弥补“天赋”的短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努力与成就之间存在必然的正向关系呢？阅读量大与创作之间是否必然相辅相成呢？叶燮认为不尽然。“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而求诗之工而可传者，则不在是。”“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剽窃吞剥之病。”阅读只是写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妄图从大量的阅读中学会创作诗歌一劳永逸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没有自己的创新和领悟，单靠阅读，有可能犯因袭守旧的错误。前后七子的诗歌因袭守旧、不求创新，李攀龙大量的诗词创作甚至只是稍微改几个前人作品的字。他们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仅仅强调学习阅读古人的作品，把阅读的侧重点仅仅放在字词、格式的运用上，而对古人作品中的内涵缺乏思考和创新，以致胸襟狭窄。这样以提高自己创作为目的的阅读本身是过分功利的，这种功利的阅读态度，可能帮助读者学识功底深厚，例如前后七子追求诗歌创作“无一处无出处”，但如果在阅读的基础上不加思考，不深入生活，创作始终不能尽如人意。

前文有述，阅读不当设定一个“死法”，同样，创作也不应该有一个“死法”，指望通过大量的阅读，从而可以从中提炼出一条万能的写作之法，在叶燮看来是荒谬的。那么，对于创作者而言，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阅读中的功利作用，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呢？在《原诗》中，叶燮给出了两点辅助办法：一是与现实相结合;二是挖掘自己的气质天赋。首先，阅读时要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保持充沛的情感，对现实世界的一切抱有极高的敏感度和好奇心，使阅读实现深化。其次，《原诗》有云：“其歉乎天者，才见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文学创作确实与作者的天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人要试着去挖掘自己的天资，如果山穷水尽之后依然不能创作出满意的作品，也不必勉强。

在对待前人作品的问题上，叶燮主张平等地看待每个朝代的作品，展阔胸襟，广泛阅读。在阅读的方法上，叶燮要求开放“胸襟”，还要求文人提高“识”的能力，即具备基本的鉴赏能力，叶燮对“识”的建议是体会作品的“理”“事”“情”。最后，我们必须明白，创作出一篇优秀作品的因素非常多，包括天赋、时代背景、作者的学识修养等等，充分阅读古人优秀作品与能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东阳. 麓堂诗话[G]//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 凤凰出版社， 1997： 163.

[2] （清）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3] 蔡景康. 明代文论选[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06+151-153.

[4] （清）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 张兵.论清初三大儒对明七子复古之风的批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5）： 31-35.

[6] 葉燮、蒋寅（注）. 原诗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7-40，77-79，97-100，110-112，335.

[7] 李朝军. 叶燮思想论略[J]. 中华文化论坛， 2010（3） ： 109-114.

[8] 蒋寅. 叶燮的文学史观[J]. 文学遗产， 2001（6） ： 82-94+143-144.

[9] 谭丽琼. 叶燮《原诗》中诗人素养“识”“胆”“才”“力”探析[J].今古文创， 2020（28）：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