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新安吕氏科举功名鼎盛，代有闻人，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中州望族。该家族世代接续编修家谱、兴建祠堂、设立祭田、兴办家塾，努力进行全方位的宗族文化建构。通过新安吕氏个案研究并结合当地其他家族情况，不难看出，明清洛阳地区宗族意识和文化建构，既受这一时期宗族观念和文化发展的普遍影响，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区域特色，如重视祖茔祭祀、绘制或刻制世系图，体现出更多观念性和文化特征，在时间上也相对滞后，等等。这也提示我们，对于包括洛阳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宗族文化，不应立足以往经验简单否定或标签化，而应对其发展历程与形态特征作更多具体分析。

关键词：明清洛阳;新安吕氏;宗族;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1-0111-08

在回顾宗族史研究时，常建华先生指出，近年来，明清北方宗族研究异军突起，山西、山东的研究形成热点，京畿河北地区的研究别开生面，改变了以往南强北弱的研究局面。有关宗族门、房与宗族结构的研究，清代满族认同与地域结构的探讨，在同南方宗族比较中得到一些新认识。① 科大卫先生指出，“我们向来认为，宗族原则对于华北地区的社会组织不甚重要，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②

的确，随着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以往所谓北方无宗族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笔者近年关注明清中原地区社会变迁与宗族文化等问题，在阅读资料和田野考察时也发现了不少证据和线索。比如在洛阳就有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宗族——新安吕氏。“中州旧族，科第名位之盛推新安吕氏。”③ 从明末兵部尚书吕维祺始，直至清乾嘉时期，吕氏家族科甲蝉联，代有闻人，在仕途、理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成就不凡，在河洛一带声名远播：“文章科第甲中州，人各有集，著作衣被海内。”④ 近年来，该家族也受到史学、文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对其家族世系与支派、家风、吕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进行了探究。⑤ 不过，有关其宗族发展和文化建构尤其是藉此对中原家族发展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仍然不够，事实上，通过新安吕氏宗族发展和修谱、建设祠堂等宗族文化建构历程的梳理，不仅可以清晰地了解洛阳仕宦家族文化建构与自身发展的关系，而且可以从中管窥明清中原地区宗族发展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一、中州望族每称新安吕氏

“吕氏自忠节公后，代以忠孝文学闻，中州望族每称新安吕氏。”⑥ 吕明月指出，这个家族自明初由山西洪洞迁至新安，在明末万历年间名望突起，至清代乾隆时期，历时一百多年中，历经六世，不仅科舉功名日渐显赫，有着鲜明的家族特征，而且世传儒雅，代有闻人，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明清时期河南著名的文化世族。⑦

的确，自明万历年间吕维祺中进士、走上仕途始，近二百年间，吕氏堪称科举功名鼎盛，且家学深厚，在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明清中原地区远近闻名的望族。有关吕氏声望影响的记载在碑刻、方志乃至时人文集中屡见不鲜，如方苞为吕谦恒所写墓志铭云：“吕氏系出宋丞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简，其后自洪洞迁新安，至明季大司马忠节公始光显，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为士大夫宗。”⑧ “国朝定鼎以来，深仁厚泽，久道化成，世家巨阀，所在不乏。而中州文献必首推新安吕氏，自太傅忠节公而下，以忠孝、节义、文章、政事表见于当世者指不胜屈。以视夫七叶之中，人人有集，侈为美谈者，不啻过之矣”。⑨

吕氏之所以成为中州望族，首先是科举仕途的巨大成功。自吕维祺开始，吕氏家族连续五、六代科甲蝉联，功名鼎盛。

吕维祺，字介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历四司。天启初，历考功、文选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崇祯元年，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三年，擢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六年，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四年之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大举围攻洛阳，维祺分守北城。城陷不屈，“延颈就刃而死。”后追“赠太子少保，祭葬、荫子如制。福王立南京，加赠维祺太傅，谥忠节。”⑩

新安吕氏在吕维祺之后一直科举不断，凭借科场上的成功，家族仕宦渐多，声名鹊起。吕维祺长子兆璜官至化州知州，次子兆琳顺治十七年中进士，任西乡县知县，升福建道监察御史。其孙吕履恒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历官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督仓场户部侍郎、转户部右侍郎。吕谦恒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历任御史、给事中、光禄寺卿等。此外还有吕复恒（拔贡，仪封教谕）、吕贲恒（武昌知县），曾孙吕宪曾官至溆浦知县。吕守曾，雍正二年进士，累官山西布政使。吕耀曾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历任四川按察使、布政使、吏部右侍郎、顺天府尹等。吕宣曾官至靖州知州。吕公滋为山西介休知县，等等。其中，吕维祺、吕兆琳、吕履恒、吕谦恒、吕守曾、吕耀曾、吕公滋等7人先后中进士，“一门七进士”，约占明清河南府新安县进士的三分之一，足以彰显家族荣耀。其余吕氏历代子孙中举人、为生员者代代沿袭，总数达数十人之多，延续了家族的影响力。

吕氏之所以成为中州望族，也是因为在理学、音韵学、文学艺术诸领域代有闻人。新安吕氏“与孟津王氏，世为婚姻，以文采相尚”，他们“或昆仲兄弟并驰，或父子叔侄相承，有清一代二百多年间，有著述可考者达二百之众，著述则多达四百余种”。

吕维祺师从大儒孟化鲤，崇理学、倡忠孝，精研《孝经》，理学造诣很高，且精通音韵学。吕维祺一生以弘扬儒家孝道为己任，潜心研究《孝经》30余年，著有《孝经大全》《孝经本义》《孝经或问》等书，其中《孝经大全》最负盛名，被当时士大夫誉为重振“孔、曾余绪”的典范，堪称晚明研究《孝经》的集大成名著。他无论在外为宦还是乡居都致力于结会讲学，“群洛人士为明德会”，又与朋友弟子结伊洛会（又名伊洛社、伊洛大社等），“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 他孜孜于讲学传道，力推伊洛贤儒的崇祀，“务敦实以励风俗，一邑化之”。 是河洛乃至整个北方阳明学的代表人物，对推动洛阳讲会和理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后入乡贤名宦祠。

“阐发儒家经典、重视理学在吕维祺之后仍然是吕氏家族的传统。吕维祺的弟弟吕维祮曾著《孝经翼》一卷，以补充其兄的《孝经本义》。吕维祺的孙子吕履恒，任宁乡知县时，修葺学宫，与士子们讲道论学，甚至仿北宋大儒邵雍的孝悌诗体编撰歌谣，传唱以化风俗。吕履恒的儿子吕宣曾亦承接家族传习儒家经典的传统，他精通三礼，考正汉唐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学说，著有《仪礼笺》、《读礼说》等书，自成一家之言。……吕宣曾的次子吕公滋亦承家学，精于考据，有《春秋本义》传世。吕公滋的从兄弟吕公溥，曾主持荆山书院多年……诸多传经兴教之举动，无不透露出吕氏族人深远的文化传统，展现出吕氏作为理学世家的风范。”

“河南吕氏宋时一门鼎盛，史有中原文献之称。明末忠节公以理学德业为文章，临难捐躯，大节炳千古，又不仅以语言文字传。入国朝子孙如侍御、司农、光禄诸公彬彬继起，立朝丰采符人望，而著述宏富和其声以鸣盛。于是天下言中州文者必推新安吕氏”。 吕氏几代人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和戏曲上卓有建树： “中州诗学近代自何李登坛雄视海内，迄今三百年来，俊哲挺生，后先辈望，固非仅梁园风雅、雪苑文社诸人得而尽之，然其最显且久莫如新安吕氏。盖自忠节公肇其端，司农公振其绪，厥后子姓繁衍，著述如林，其为予所及见者，如梦月岩、青要山房、力园、松坪、柏岩诸集，皆卓然度越恒流，无愧于古作者”。

吕氏之所以成为中原望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了为官善政、乐善好施的家族传统，热心地方事务，在修桥铺路、灾荒救济、解民疾苦、建庙修志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吕维祺之父吕孔学虽无功名，但事母至孝，热衷地方事务，曾捐粟一千二百石赈饥，“割地五百亩曰义田、学田”，又捐修廣仁桥“费钱银约二百五十千有奇，费粮约二百三十五石有奇，费人工约八千八百有奇，费灰约七万八千有奇，皆家君自为之，并不募人一钱一米。工始于癸亥冬十月，落成于甲子夏四月。大尹解公题其桥曰‘吕公广仁桥’。”他“与人无争，周贫好施，族姻待以举火者众，所修文昌、八腊、城隍、大士诸祠庙及诸桥路甚多，”“蒙敕旌表孝行”。

无论在外为官，还是归里乡居，吕维祺对地方事宜均热心参与。新安狂口渡北岸有山曰关阳坡，因为山路险峻常发生路人死伤意外。吕维祺“偶携二客经此，恻然念之，遂谋捐金经始”，开凿关阳山道。 其他如黄河险路、文昌祠和文庙等，“先生皆与仁孝公重修。”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多次为家乡的利益呼号奔走，以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新安县、河南府获得了蠲免赋税、减轻差役等福利，“具中原涂炭疏，为民请命。上可其奏，命兵荒量宽酌纾民力。” 他请求免除河南府沉重的负担，以拯民于水火，“河南一府既已被兵，免再供应河北，至额外抛荒补禄，查果无地无人，自当蠲除烦苛，以存孑遗。” 除了折漕、苏驿、盐车轮运之外，吕维祺于天启四年，揭陈兑军河运本色议，“先生条议诸款转达当事，皆为采行，阴受福者不止一方。” “崇祯十三年，先生以新安及河洛灾荒图画成帙，借手当事进呈为民请命。河洛当事者以费无从出，欲暂缓至明春，乃慨然自任，捐费钱一百余千，银二十两，刊板六十余叶，印一百部，又图写绫笺八部上之。” 当政府赈济远水难解近渴时，他拿出自家存粮和积蓄，出卖庄田、书房筹集钱款，并向故友借粮，赈济乡里：“予自客岁春抵，今睹此颠连，不忍置膜外。市山庄林木为炭，鬻田数百亩，书房一区，复贷山左一故友粱菽五百斛，并家存积麦荍柿瓣，大约可值钱三千余缗，尽捐之以活亲族贫士饿民，计二万四千余人。”

此后，吕氏家族周济乡里、关心地方事务，乃至为地方疾苦奔走请命者代不乏人，如吕维祺之孙吕履恒“兄弟怡怡，递衣公食，亲党故人有缓急者曲从所请，笃桑梓谊，倡复中州会馆，栖止计偕谒选者，延誉后进，一言一行必扬于人”。 又如乾隆年间新安豁除浮粮及抛荒难垦地亩的钱粮就是在吕守曾、吕公溥父子接力奔走中解决的：“曩所谓乾隆八年，豁免浮粮者何也？署抚赵方伯据前邑侯刘公详文题请，豁免新安浮粮六百八十三两六钱零。其事固由于先君子先与赵方伯言之，方伯深悉新安浮粮之苦，以故得邀旷典，然非刘公之力请不懈不得也。新安士民感其德政，立碑纪之。吾明府今日辨请之善且力当必更加刘公一等矣”。 他们充分利用自身威望和人脉，与地方官员合作，豁免赔粮，减轻地方负担，赈济乡族，造福一方，必然受到乡里拥戴。

二、家法为中州士大夫宗

“吕氏自明大司马忠节公，家法为中州士大夫宗。” 随着吕氏家族科第奏捷，人才辈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日益增长，其宗族建设也逐渐展开。与此同时，宗族建设和文化建构又是其家学深厚及家族声望影响之长久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过程。

作为一个移民家族，新安吕氏“累世积德，潜光未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积累，从吕维祺祖辈和父辈家族境况才开始好转：“自吾祖赠司农公德益著，吾父封司农始大家声以孝闻，吾兄弟奉家教，始稍振书香。” 从吕孔学“割地五百亩，曰义田、学田，以赡不举火者” 等记载来看，此时的吕氏家族应当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特别是成功跻身士绅阶层之后，吕氏的宗族建设自吕维祺开始渐次展开。吕维祺立始祖墓碑，重辑家谱，其在《始祖墓碑》中说：“而始祖实肇孙谋，旧谱溯始祖自讳鉴始。顷官南户部侍郎，考后开湖属籍。国初始祖讳俊，俊生二子讳献，献生讳鉴。鉴生讳思聪。讳思聪者，祺高祖讳玄父也。今按始祖一墓，其下二墓即讳献祖兄弟。又下五墓即讳鉴祖兄弟。世次最真，爰志于石，以示后人。”

从中可以看出，吕维祺之前，吕氏应当已经有旧谱，而旧谱记载始祖溯源只能到吕鉴。经过考证之后，续上了国初始祖吕俊及其子吕献，从而使新安吕氏的世系渊源有自。这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信息：吕维祺撰始祖墓碑仅提及自山西迁洛，并没有自洪洞迁洛之说。至其孙吕履恒在为父亲吕兆琳所作《先府君行状》中则如此记载：“吕氏系出宋文穆公后，国初始祖俊自洪洞迁河南之新安，遂家焉。俊生献，献生鉴，鉴生思聪，思聪生元，元生景阳，景阳生高祖乡，乡以孙贵，赠户部侍郎。” 这其中涉及到洪洞移民传说、历史记忆与建构的问题，此处暂不赘述。

呂氏宗祠的建立自吕维祺始：“予家来新之初式微，未立祖祠。九传至忠节公，始于邑城故宅创建五栋，中祀始祖，左右配以近四代之主。” 吕维祺所作《先都宪入乡贤祠祠堂祭文》也说明，此时（崇祯十三年）吕氏已建有祠堂并有相关祭祀活动。吕氏还建有梦月祠，据吕维祺《梦月祠乞言》，“先淑人孟氏梦月祠者，志孝思也……其堂也，凡三楹，翼以夹室，有门、有庑、有坊、有闾、有祭田。” 不难看出吕维祺是吕氏宗族兴起的转折点，“吕氏自北宋时即为中州文献，至明太傅忠节公实为新安吕氏大宗。”

新安吕氏的家谱自吕维祺稍加续补，崇祯十五年，吕兆琳续修《吕氏新安宗谱》。他在序言中说：“古者天子重宗子、崇厥德。使司宗事，以联疏戚，以统尊卑，以治贤愚。”其后吕宣曾在《甲辰刻谱原序》中追忆了这一阶段吕氏宗谱修撰情况：“先代在新安者，初式微，谱之传不广。至天启中，先忠节公手订成帙，略无残缺矣。兵燹之后，故籍无存，先王父又辑家乘十四册，义例详备。于家法、典制多所厘正，不愧古来作者。每属稿定，命先予缮写册上，手泽犹新，每一读一泫然也。卷帙繁多，力不克授梓，先刻宗图一册。” 可见这一时期编辑宗谱已不仅限于梳理世系，铭记祖上功业，已开始制定家法规制了，但仍无力授梓，只得先刻宗图一册。

随着明清之际的灾荒与战火，吕氏的发展和宗族建设过程一度中断，特别是吕维祺和其弟等死于明末战乱后，“而维祺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 吕氏祠堂“后为兵燹所毁。及今百余年未能复立。” 吕氏族人辗转各地，至清朝定鼎后才重回故土、复兴家园。

此后，到康熙中后期，随着吕履恒、吕谦恒、吕守曾、吕耀曾、吕宣曾等纷纷科举奏捷并进入仕途，吕氏家族进入兴盛时期，宗族建设也随之进入高潮。吕宣曾是新安吕氏宗族建设的关键人物，“时公致仕里居，方竭力建宗祠，刻宗谱，仿范氏义庄置孝睦田，立大宗法，敬宗收族。”

“历今又六七十年，后死者未进于谱，而在谱者半成古人，何所据为吕氏之世系乎？” 为了详明世系，吕宣曾重纂宗谱，“访诸宗族，朝考夕核，历春秋三时，始得周知其详，遂依旧谱次之，而又区其支派、系居迁，宗图未备者，附录目次于后，虽未敢窃比古人，其忍予三世遗文，残失缺略，不一修补耶。”

吕宣曾还以俸廉所得修建祠堂，“岁辛巳，予经营于后孝慈庄，壬午季落成”，“总大小房亭计二十有三”，“费钱三百二十四千有奇。” 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中间连遭其子及媳的丧事等众多变故，但他最终还是勉力完成了祠堂的建造。

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吕氏家族人口众多，“自吾始祖迁新，迄今历十五世，丁千二百有奇，卜居四乡中，为地二十有四，就近居宜、洛者二，后又迁徙流寓远近二十有二，诸逃亡者不在列。” 因此吕宣曾在祠堂绘制“吕氏上十世传系之图”“大宗传系之图”“十世以下传系之图”，以明世系：

甲申夏初，予编辑宗谱，族众之同名者甚伙，而小字尤多。因粘稿于祠壁，率子弟反覆唱阅，就其音之相同、相近者逐次更订。至五月朔得竣，即作图绘壁间，俾合族远近数十庄，上下十余世，人人皆在目前，当亦吾先人所乐睹也。其图首上世十代，溯自洪洞初迁之祖列上左，次大宗之宗子列上右，又次十世以下子姓以迄于今列堂之两旁。初欲专以尊祖敬宗收族为名，恐其义未显著，遂质书之曰“吕氏上十世传系之图”“大宗传系之图”“十世以下传系之图”，凡图之四周皆围以墨线，于分宗处则界以朱线，分支处界以细墨线，分派处界以细砂线。总在新之族凡三宗九支十有九派，千二百二十七人。宗谱盖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所记（又于仲东益刻二十七人）。其中有立德、立节配享始祖左右者悉用朱线方其外，养子之标硃则用圆，庶可以醒目而示别焉。

后来，吕宣曾又将各支系的方位、住所等情况也补画在祠堂，“但各地之方所未著，仍不能一目了然，故今补绘屏上以为新安吕氏族居方所之总图。”

为了使宗族祭祀按照礼节举行，吕宣曾与弟仰曾、子公滋、从子肃高、公溥、从孙申嗣、宗子从高等订立新安吕氏祭规。又作《祠堂祭规议》详细规定祠堂牌位安置、祭祀周期、祭祀的具体礼节。“约诸父昆弟，凡仕籍者悉出其俸金为积，家居者量力添助，俾目前不至废坠，日后可营田收租立祠奉主，四时蒸尝之礼，渐次修举。”

据记载，宁陵吕氏是从新安迁移过去的，与新安吕氏原本是一家。宁陵吕坤特别重视宗族和睦团结，曾为其族作《宗约歌》1卷。“全书凡劝、戒歌八十五首，七十八事，阐述了治家、教子、做人等应遵循的规范。劝，事合当为则为之，包括劝祭祖、劝孝亲、劝友爱、劝敬长、劝和邻、劝爱身、劝教子、劝勤业、劝节俭、劝忍让、劝恤仆等三十一则;戒，事不当为则不为之，包括戒不孝、戒忤逆、戒贪财、戒赌博、戒酗酒、戒争斗、戒护短、戒争斗、戒欺邻、戒邪教、戒强盗、戒杀生等五十四则。” 吕坤在宁陵所进行的宗族建设也时常让新安吕氏引以为豪，宁陵吕坤等有孝睦田之设，“孝睦田之名，吾族洛来公之所立也，以祭余给子孙吉凶诵读之需，故总名曰孝睦也。洛来公讳成田，洛郡始迁宁陵，为宁陵一派始祖。其考千户公讳黑厮，吾新安始祖之第五孙也，墓在始祖右下二排之第三穴，详列始祖墓碑。其后人有新吾司寇始创立兹田于宁陵，载之宗谱，迄今二百余年，子孙绳绳引之勿替。”新安吕氏一直期望对此加以效仿，“吾新安初未有也，自先高祖、曾祖尝思创为此举，甫肇其端，旋值兵燹而罢。”直到“上年庚午从侄肃高为仲父光禄公立祭田，自为记述其由，曰新安孝睦田，立规则数条质于予。明年又增续规则十二篇，并取范文正公义庄旧新各规考校，取法约十六七。予与向山弟亦均悉心参订。既成帙，肃高即刊印布族众，并嘱其长子燕徵及时毕力焉。予嘉其能为此举，于四礼均有所补。仲父一门之祭先裕，后一切家政之所切可从此无大憾也。”

吕宣曾对此十分赞许，并且积累资金，创立了新安第二孝睦田，自己作记，叙述了创立的初衷：

予父生为孝廉，身后既罄产赔项。予弟及伯兄又皆先予而殁，诸孤莹莹无告，家徒四壁。尝思仿宁陵遗规，先置田数十亩，奉祢庙粢盛，不以累伯季之裔。十年来远为边吏，株守清白，家法较家居时更窘迫，且为宗族乡党所深怜而窃忧焉。去年冬护郡司马，篆例加养廉之半，并数年中所储薄俸，得累足五百金，付长子公路与兄子公迁辈买田若干以供吾父司农公之祭，祭余效肃高庚午初规，又略言因时损益，名之曰“新安第二孝睦田”。以肃高之创始为第一也，更望继此起者由三而四而递嗣其后，且渐上及于始祖，安见吾新安一族不可以嗣美宁陵而远比范氏之家乎哉？又思肃高之续规全规也，非万金不办，若施之一族，非数万金不办。予此田仅仿用其初规，未竟之志，与肃高共勉之，与两人之子孙及族众共期之。

呂宣曾还期望能够推行宗子制，他认为宗子有族长不可代替的优势，“吾豫俗尚族长，由来旧矣，即律例亦用此为名，必易以宗子，何也？盖族长非世传，易代时，事多更手，人多易地，不如宗子家世传嫡子，于宗事相习既久，自觉省便……近闻闽粤间多设族正以辅翼族长……今拟以宗子领宗事，以族长名宗长。” 他强调，宗子应该承担起按时续修宗谱之责，“宗谱之修当以三十年为率，吾家往往逾期，司谱者无人故也。今议归诸大宗，大宗子纵或愚幼，只此一事之倡，始汇纂为力至易，料不当再迁延也”。 吕宣曾对吕氏各门主祭人选也有自己的意见，并上《请定立后主祭呈》，请地方官员给予核定：“宣曾家近支四门，现有屡经私议，不能遽定者，……今逐项开具来由，绘宗图一纸，请贤父母俯赐钧核，饬示俾得遵守无失。”

吕宣曾期望通过修谱、建祠与设立孝睦田等措施，使本族世系井然，互相救济，以收敬宗收族之效，“愿吾族之览斯谱者，相与亲亲尊祖，敬宗收族，毋忘一本之所推可耳。” “览累世之配享，思法、思续，览晚近之一二，不率自省、自克，于某某当加周恤，于某某当施训诫，皆宜代吾先人筹其万全而释厥后怨恫。”

此后，修建祠堂并强化家族祭祀礼仪一直是吕氏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吕氏建有始祖祠、梦月祠、光禄公祠、横山祠和薛村祠堂等。据郭微描述，在薛村老街的东南部有一座吕氏祠堂，该祠堂的兴建始末，吕公溥《薛村吕氏宗祠说》中有详细记载。祠堂的一处墙壁上，至今还镶嵌着一块刻于清乾隆五十四年的“戒石”，上面刻有教育吕氏族人的《孝睦房训词》：“传家两字读与耕，兴家两字俭与勤，安家两字让与忍，妨家两字淫与暴，亡家两字盗与奸……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喜张;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家训似镜，朝夕诵思，身体力行，永怀不忘。” 吕氏定期于宗祠进行祭祀活动，并专门定有祠堂祭规，如《吕氏薛村宗祠祭规序》云：“义有所止，仁有所归，仁义合而礼制出焉，此则薛村宗祠祭规。” 吕宣曾等并拟将此祭祀仪式和规仪也用于墓祭：“祠祭虽今已试行，而墓祭方在筹议之间，期以明年乙酉更始。所有孝睦田续定规则、祠堂祭规二书，颇费苦心，折中于古今时地之宜。”

吕氏还建有家塾，横山祠便是吕氏家塾的所在地，乾隆《新安县志》卷2《营建志》记载，家塾的经费从吕氏孝睦田内定额支取。这种由族田助学的方式，不但解决了吕氏子弟的教育问题，而且对家族科举成功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吕氏关于宗族的建设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从《河南府志》《新安县志》《中州艺文录》等关于人物和艺文的记载中，还能看到一些线索，比如吕宣曾作《吕氏宗谱齿谱祭规》、吕公溥作《宗祀祭规》、吕公滋作《续家谱》、吕肃高有《孝睦田规则》、吕田有《家规》等。此类有关家谱、族规的著作，既反映了吕氏进行宗族建设的情况，也说明其世代对此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理论思考与总结。

“海内阀阅以显官世其家者有矣，至世以文章著述相传，若新安吕氏者则所见亦罕。”吕氏的宗族建设对其长期在地方维持较高声望起到了一定作用，“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为士大夫宗。” 而家族传统也得以延续，直到嘉庆年间，吕公溥“英年为族正，理族事四十余年，允服众心，子姓无贤愚，罔不仰望矜式，循循规矩，无有越思，家法赖以不坠，乡里事有不决者，恒借一言以为定。”

三、明清洛阳宗族发展与社会变迁

至嘉道时期，新安吕氏尽管在文学艺术领域仍保持影响，但功业已大不如前，科甲蝉联、人才辈出的盛况不再。故有时人慨叹：“由明以来，河南甲族推新安吕氏，今吕氏寖衰矣。”

不过，吕氏宗族建设虽不如前一时期，但依然还在延续。吕公滋于嘉庆元年（1796）续修宗谱，他在序中说：“计三十年来，阖族所增者七百二十有二人，可谓盛矣。视其支分派别，若愈远而愈疏。溯厥本原，则皆吾先人一脉之所传也。何以疏远视之乎哉！自兹以往，当再备谱时，更不知如何繁昌。” 其后吕新、吕锡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吕伟、吕锡祥等于光绪十五年（1889），吕锡祥和吕凤歧等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分别续修宗谱，发挥维系族人的作用。

吕新指出，“吾吕宗谱，自嘉庆丙辰重修后，至今已五十年，急当增续，而老成殂谢，主持无人。……缘时势窘迫，世系为重，恐卷帙太繁，锡麟薄俸不给，且恐后之继其事者难以为继，岂敢以意为去取乎哉！” 吕锡麟则在《乙已重修宗谱·跋》中详细叙述了修谱的经过与艰辛，“横山五十四兄新来署，谈及此事，急欲引为己任，苦于砚田谋生，力有未逮，劝麟捐俸，共成夫尊祖敬宗兼寓敦本睦族之意。麟虽不肖，敢不勉力以行。……越二年，始告竣。族人亦有捐资助修者。” 可见至晚清民国时期，续修宗谱已经出现无人主持、资金不足等难题，也从侧面反映了吕氏家族当时的境况。

对于新安吕氏发展脉络与宗族建设的勾勒与探讨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较长时间以来，学界流行华北无宗族或者宗族不典型、不发达等看法。冯尔康先生认为这种宗族发展的南北不平衡性，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这些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的原因，南方宗族活动必会盛行，中原北方则“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迥绝”。黄宗智先生认为华北宗族组织不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生态基础，这些耕作法不足以成为加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

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北方宗族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不少新的见解。如兰林友先生借助社会学残缺家庭的概念，提出用残缺宗族来表述华北宗族的特征。他认为与南方宗族那种共财、集居、庞大族属规模等相比，华北的宗族是表达性的、文化性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性的，其最主要的宗族表现在于内化的宗族理念，如祭祖仪式、家堂、谱图、行辈字、同族相恤等。 科大卫、刘志伟先生指出，宗族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还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关系。 郑振满先生则强调：“在某种意义上说，祖厝、祖墓、祠堂等祭祖设施，实际上也是一种族产。” 因此断言北方中原地区的宗族因缺少族产，所以没有宗族是不客观的。

如果我们追溯明清洛阳地区的社会变迁，便不难发现，宗族发展及其总体特征与区域社会发展的逻辑与脉络十分合拍。洛阳在金元战乱中受到较大冲击，经济残破，人口大量流失，直到明朝前期才不断通过卫所、藩王以及政府组织的移民或者民众自发迁徙等方式得到人口补充，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当是来自山西一带的移民。这些移民多半是无地或者少地的平民，且当时还有分户而迁的政策，因此大部分移民应该是由较小家庭单位组成的，如康熙年间的《庞氏迁洛始祖妣墓表》说：“先世古弘农郡人也，明朝洪武三年均户迁民，故占籍……迁洛阳者一母三男。”冯氏也是“元末盗起，中原大扰，六世祖义脱身跳至偃师，因占籍焉”。经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繁衍人口，逐步达到开枝散叶、家业兴旺的状态。万历以降，一些迁居或者世居洛阳的家族逐渐兴盛起来，人口增长，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有的家族还出现一些士绅和官员。如冯氏迁居后“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儒始以文学知名。”受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特别是家族内士绅群体的出现，使得洛阳地区的宗族文化建设逐渐盛行。洛阳董氏、新安吕氏、孟津王氏等一批家族开始了修谱等宗族活动，与地方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大体同步。

洛阳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乱相对频仍时常打断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特别是明末灾荒与战乱导致宗族文化发展较为缓慢甚至中断。比如偃师马氏“争奈崇祯末季，国运革变，饥馑频仍，遍地贼寇蜂起，村民辗转沟壑十之八九，即我马氏系巨族，传仅存数人焉。”

经历了清初的恢复和发展，洛阳一带宗族文化建设在康熙后期再次兴起，尤其是在乾隆后期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如洛阳袁氏后人 “念先泽之不泯，惧后世之无征”，决定重修袁氏家谱。主持其事者曾“历兵农二曹，出为廉使，”致仕后出资修谱并请吕履恒为之作序。 最初往往由一些士绅推行，后来逐步扩散开来，即便是没有士绅的家族也纷纷修撰家谱，建立祠堂，形成了一种重视家族文化的风气。

从新安吕氏来看，前一时期宗谱修撰、祠堂祭祀等主要由吕维祺、吕兆琳、吕宣曾等家族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承担，而嘉道之后修谱时，往往由族人倡举，并主要靠族众自发进行。始祖墓祭是家族的重大活动，合族大事包括续编家谱等多在这一场合商议决定，“故此于昨岁拜扫时，请命族长三恒、家长公溥及宗子嗣孟，散给族众谱式各一本，令其自为登载，俟今年春拜扫缴还。” “去岁清明墓祭，族人齐集，咸以修谱请命族长嗣珍。族长命伟续修……族长谓世系不续，终属厥然。又命子安、倓润传系绘图告竣，同付剞劂”。 可见每年的墓祭是吕氏家族商议大事的重要场合，族长似也具有更多决定权，续谱的资金以族众捐摊或伐卖墓柏等方式解决：“岁甲子清明墓祭，族长锡祥与族众拟即续修。谱式已下，因乱不果。去春墓祭，族众咸在，族长命将墓柏少伐，权作续谱之资。”

尽管新安吕氏只是个案，但结合该地区碑刻、家谱、方志等资料中的宗族信息，我们仍能得出一些关于明清洛阳地区宗族发展总体情况与一般特征的认识。比如，宗族意识与宗族文化普遍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尤其重视始祖墓祭与宗族宗图世系。总体来看，当地的宗族建设相对华南江南要晚近一些，这应该部分归因于金元战乱与当地移民社会的特征。明后期一些仕宦家族如新安吕氏、洛阳董氏、孟津王氏等开始墓茔维护、家谱编修等宗族建设，明清易代打断了这一过程。入清之后到了康熙后期，洛阳的宗族建设重新兴起，并扩展到宗祠兴修、族田设立等层面，同时逐渐从仕宦家族推广到普通家族，乾嘉以后宗族文化建设在当地已司空见惯，且不少同姓之间进行了联宗续谱等活动。当然，在祠堂、祭田等族产形制规模上，洛阳的确与江南华南相去甚远，在区域社会和地方事务中也难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更多体现于象征和文化层面。总的来说，以上论述只是一些粗浅认识，还需要进行更多个案研究，加以印证或矫正，并在比较中深化理论思考，从而更好了解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原乃至整个华北明清宗族发展的轨迹与面相。

注释：

① 常建华：《明清北方宗族的新探索（2015—2019年）》，《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

② 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③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05，民国退耕堂刊本，第24页。

④ 刘敦：《柏岩文集序》，吕宣曾：《柏岩文集》页首，乾隆五十年刻本。

⑤ 参见王永宽：《明末至清代新安吕氏家族世系与支派考略》，《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孙红梅：《新安吕氏家族及其藏石考略》，《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马凌：《试论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的家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杜培响：《明清之际新安吕氏家族及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姚蓉：《明清之际新安吕氏世族与河洛文化》，载陈义初主编：《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2页;高险峰：《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研究》，河南科技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郭微：《甲于全豫——明清新安呂氏家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居渊：《吕维祺〈孝经大全〉的学术思想特色》，《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3期;张伟建：《吕维祺及其〈孝经大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扈耕田：《吕维祺与明清洛阳学术转型》，《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

⑥ 沈德潜：《皇清诰封资政大夫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吕公墓志铭》，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⑦ 吕明月主编：《吕氏新安文化》，新安县吕氏族务委员会2000年印制。

⑧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10《光禄卿吕公墓志铭》，咸丰元年刻本，第34页。

⑨ 茹纶常：《容斋文钞》卷1《邑侯吕兰浦寿序》，嘉庆刻增修本，第6、1页。

⑩ 《明史》卷264《吕维祺传》。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12页。

徐金星：《河洛文化通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页。

施化远编：《明德先生年谱》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14、37—38页。

施化远编：《明德先生年谱》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21、42、37页。

姚蓉：《明清之际新安吕氏世族与河洛文化》，载陈义初主编：《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2页。

张九钺：《紫岘山人全集》外集卷6《新安吕方伯濯桐斋时文序》，咸丰元年刻本，第21页。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12、22、23—24、2、12—14、27、27—28、23页。

沈德潜：《皇清诰授资政大夫总督仓場户部右侍郎吕公墓志铭》，载民国《新安县志》卷14《金石》，1939年石印本，第33页。

吕公溥：《与王明府论新安赔粮书》，民国《新安县志》卷3，1939年石印本，第50—53页。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卷11《少司农吕公继室王夫人墓志铭》，咸丰元年刻本，第24页。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44《吕太公传》，顺治十年刻本，第5—6页。

吕履恒：《冶古堂文集》卷5《先府封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1《修祠堂记》，乾隆五十年刻本，第12、13页。

陈浩：《生香书屋文集》卷4《祥符教谕力园吕君墓志铭》，乾隆三多斋刻本，第10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3《甲申重纂宗谱后序》，乾隆五十年刻本，第23、23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1《祠堂绘壁二图记》，乾隆五十年刻本，第25、25、25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3《重修宗谱序》，乾隆五十年刻本，第1、1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1《祠堂绘屏图记》，乾隆五十年刻本，第27、27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2《上坟约》，乾隆五十年刻本，第31页。

吕坤：《宗约歌》，载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4·明代编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8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1《新安第二孝睦田记》，乾隆五十年刻本，第6、6—7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2《立宗论》，乾隆五十年刻本，第84—85页。

马正标主编：《洛龙区档案馆馆藏资料集萃》，郑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203、204、204、205、204、205、207页。

吕宣曾：《柏岩文集》卷4《请定立后主祭呈》，乾隆五十年刻本，第65页。

郭微：《甲于全豫——明清新安吕氏家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转引自高险峰：《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研究》，河南科技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皇清诰封中议大夫光禄寺卿吕公墓志铭》，载黄明翰、吕明月主编：《洛阳吕氏金石列传》，偃师相公庄吕氏文化研究组、洛阳吕氏宗亲会1999年编印。

《诰封奉政大夫江苏通州直隶州知州寸田吕公（公溥）墓志铭》，载黄明翰、吕明月主编：《洛阳吕氏金石列传》，偃师相公庄吕氏文化研究组、洛阳吕氏宗亲会1999年编印。

程晋芳：《赠资政大夫吴南长先生传》，载吴玉纶：《香亭文稿》卷9，乾隆六十年刻本，第21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23《北方门族》，乾隆五十八年刻本，第17页。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4—245页。

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刘志伟、科大卫：《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皇明钦赐致仕奉政大夫山西临洮府同知前诰阶奉直大夫山东济南府滨州知州冯公（恂）墓志铭》，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上院马氏历世茔”（现存偃师县邙岭乡省庄），乾隆三十二年立。

吕履恒：《袁太史世谱序》，见《洛阳县志》卷3，乾隆十年刻本，民国十三年石印本，第41页。

作者简介：户华为，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北京，1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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