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 吕嘉欣

（1.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650021）

2019 年 12 月 1 日为《南极条约》签署 60 周年，2021 年6 月23 日则是该条约正式生效60周年。 自1959 年签署《南极条约》后，南极条约协商国又先后签订《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64 年）、《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72 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 年），以及《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又称《马德里议定书》，1991 年），形成南极条约体系。国内研究除了国际法角度分析南极治理各类条约文本概况、实践现状及面临挑战之外，①陈力等著：《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李增刚：“协议合作与避免国际公地悲剧——以南极问题为例”，《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129-144 页。在南极治理和机制化研究中，王婉潞指出1983 年的联合国南极托管提议促进了南极条约体系环保主旨的敲定和成员拓展；南极条约机制化经历了从科研合作向资源开发，再到环境保护三次显性规范更替；南极治理经历了从国家为主导到国际组织，再到私人企业的权力扩散路径；南极治理机制分为标准型、独立型和自我规制型三类。①王婉潞：“南极治理机制的类型分析”，《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12 期，第 77-86 页。阮建平认为南极政治受到基于个体利益的地缘政治和基于规则的治理政治双重影响，两者此消彼长。②阮建平：“南极政治的进程、挑战与中国的参与战略——从地缘政治博弈到全球治理”，《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12 期，第21-30 页。石伟华指出南极治理趋势呈“多极化”，国家权利相对平等，但非法捕鱼、大陆架划界和资源开发对治理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