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原始森林，高大的树，茂密的草，一片死寂，镜头静静地往前推。

突然，出现了快速奔跑的原始人，一场紧张的围猎展开，对象是一头貘。人们密切配合，把貘赶进预先布好的陷阱，以血腥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

在一片调笑声中，猎手们分割了它的肉体，带回去给整个部落共享。简陋的部落聚居地里，老人、妇女、孩子们都非常快乐。

强健的机体，迅猛的奔跑和原始的公有制社会，呈现出在文明的初期，人类自爱而怜悯，天然地自由、平等的蒙初状态。

紧接着，惨剧降临。玛雅帝国的一队武士在首领的率领下到来。他们闯进部落，捕捉成年男女，用竹竿栓成一列列，押往帝国的城市。

女人被在集市上拍卖，男人则全身涂上蓝色的颜料，送上金字塔顶端，活活地剖出心脏，奉献给太阳神。随后他们被砍头，砍下的头颅和身躯，从金字塔前方的阶梯上滚下去，下面无数的玛雅民众，一次次地高声欢呼。武士们则有专人负责捡拾和堆放滚下来的人头、身躯。

在男主角黑豹掌被送上祭台，即将被剖心的当口，日食发生了，祭祀停止。黑豹掌和其它剩下的人牲被武士们带到了靶场，在逃跑中被弓箭射死，或者被标枪刺死。

黑豹掌，一个强健而聪明的野蛮人，逃脱了弓箭和标枪，杀死了挡在身前的首领的儿子，逃入丛林。

一場猛烈的追杀上演。黑豹掌克服了恐惧，利用自己与森林几乎融为一体的野蛮生活经验，把追兵一一杀死。

当身负重伤的黑豹掌逃到海边之时，后面还有两名追兵，眼看已经无法逃脱，海面上出现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船队。追兵被这一个个庞然大物所震惊和吸引，黑豹掌借机逃脱，救出了在武士们入侵时被他掩护在自然枯井中的妻儿，遁入森林。

这是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启示》的剧情梗概。

2006年12月，《启示》上映，收获好评，在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中斩获3个奖项。15年后的今天，该片在豆瓣的评分仍高达8.6分。

大部分观众可能是被剧情以及片中呈现的血腥的玛雅文明所吸引，将其当作一部“爽片”来看。但在15年前上映之时，玛雅文明涉及的区域里的国家危地马拉，就曾有民众抗议该片涉嫌种族歧视。

这的确是一部有关“种族”的电影。全片都披着“玛雅文明”这件巨大的外衣，但在最后，以点睛之笔的方式，展示出“人类高质量男性”的一点内衬。

时至今日，当加拿大教会寄宿学校为了对印第安人进行文化灭绝而虐待、残杀印第安儿童的铁证一再暴露，在累累尸骨面前，原住民后代对历史寻求正义，加拿大民众推翻殖民主义者的塑像，甚至要求取消与原住民的苦难密切相关的国庆日的时候，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反而更为加强。

这部电影，是人们认清人类历史上一场主体最宏大的道德较量的一个合适样本。

玛雅文明，大约发端于公元前1500多年，兴盛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800年，9世纪开始衰落，10世纪，一个个曾经繁荣的城市被遗弃，大部分玛雅人不知所踪。

玛雅文明的历史长达2500年，但都处于石器时代。他们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但完全没有金属工具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的痕迹。梅尔·吉布森在电影里呈现了这一点。

西班牙人抵达玛雅文明所在的中美洲，是在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期，此时的玛雅文明早已衰落，原先以两大王国和诸多臣服的小邦国构成的玛雅朝贡格局已经消失，只剩下丛林里星星点点的部落。

西班牙人到来之后，面对的主要是玛雅文明的后继者——阿兹特克帝国。电影里呈现的规模巨大的血腥人祭，在阿兹特克帝国历史上也有迹可循：1450年至1454年，由干旱导致了大饥荒，阿兹特克国王蒙特马苏发动“荣冠战争”，大规模获取俘虏用于祭祀神灵。不过此时哥伦布还没有发现新大陆，离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在墨西哥湾登陆的1519年还隔着六七十年。

梅尔·吉布森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启示》据说还聘请了专业的历史学家负责还原玛雅人的社会样貌。但他仍然把历史背景错置在玛雅文明头上，大概是因为玛雅文明的神秘性比阿兹特克文明更具有卖点，水晶头骨、死亡瓶、金字塔、玛雅预言，都令人浮想联翩，《启示》在宣发上，也是大力张扬玛雅文明的神秘性。他把阿兹特克大规模活人祭祀与西班牙殖民者最后抵达剪接在一起，显然也是别有深意。

梅尔·吉布森究竟想说什么？这就要回到电影。

电影里的玛雅人是怎样的一种人呢？黑豹掌所属的部落那种原始公有、自由平等的快乐状态，并不是玛雅社会的主体，它只是“邪恶中心”的外围零星分布着的无善无恶的区域。

玛雅世界的核心，是处于权力格局中心的王国（或者帝国），电影里，这里的人们愚昧、血腥、残酷、污秽，毫无同情之心。在被捕获的妇女被拍卖的集市上，人们围观喧哗，电影还用一个镜头，展现了一个形容猥琐的矮子盗窃一个木瓜的过程。

血腥的杀戮对于玛雅人而言就像游戏，不管是捕捉还是祭祀，人们对他者的苦难与死亡无动于衷。尤其是祭祀，一队队的人牲被送上金字塔上剖心砍头，就像是一条工业流水线。看电影的人，只要有基本的良知，都会发自本性地不忍直视，内心愤怒。

电影把愤怒引向了玛雅的中心王国，事实上就是引向玛雅人。人们都知道，玛雅文明（或者阿兹特克文明）最后毁灭了，这种毁灭结局，就会给人带来一种道德上的畅快感。那么进一步引申，就是毁灭是理所当然的，是正义的，是活该的。

梅尔·吉布森究竟是不是想引导这一层思维，不好猜测，但我们可以从电影的名称中获得一点提示。《启示》的英文电影名是《Apocalypto》，更应该翻译为“天启”，天启是圣经中的世界末日。

圣经《启示录》讲的是被“兽”统治的“巴比伦大城”，人们被“兽”迷惑，残酷迫害信奉上帝的“羔羊”，因此被上帝惩罚，遭遇了规模空前的火灾、地震、冰雹、烟雾和硫磺、蝗虫、瘟疫、异常的高温与战争，以及变质的水，但他们依旧不思悔改，最终被上帝的力量毁灭。

电影里，玛雅人正是遭遇了干旱、农作物病害和瘟疫等灾难，才举行了如此大规模的血腥人祭。玛雅文明消失的原因依旧成谜，根据历史学家推测，原因可能包含生态危机、水源污染、人口爆炸、粮食不足、自然灾害、疾病传播、气候变迁、兄弟相残等几种，几乎与圣经《启示录》里的上帝惩罚严丝合缝。

套到电影剧情，“兽”就是玛雅的国王和祭司，“巴比伦大城”就是玛雅王国的城市，被迷惑的人们就是那些在剖心砍头面前欢呼的民众，而羔羊，就是黑豹掌和他的部落。最后，最关键的是，上帝的惩罚性力量，就是那些出现在海边的西班牙人的船只——欧洲先进文明。

有的电影仅仅是讲故事，有的电影目的是讲道理，还有的电影，是为了宣示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启示》无疑是最后一种，它是用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阐释人类文明的“进步”——落后的东西被毁灭，正是进步的一种形式，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理”。

梅尔·吉布森本人，就经常因为种族主义言行而被舆论诟病，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启示》，应当并不冤枉。

玛雅人，或者阿兹特克人，有没有被电影所冤枉？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在历史上的确有大规模人祭的文化。

初民时代，人类对自然缺乏科学认知，泛神论和泛灵论是普遍的意识形态。人刚从自然的一部分独立出来，人和自然还很贴近，人类活动受到自然的广泛而具体的制约，于是人们就会把一切所得，归功于神灵的赐予。作为一种感谢，或者一种交换，向神灵献祭，接受神灵的指示，就是一种自发的反应。

这一点，几乎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初期都无法避免，正如萨满仪式遍布世界。不同之处在于，献祭的牺牲是什么？有的是动物，有的就包含人。

以人为牺牲的献祭现象，在全世界也不鲜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玛雅人和中国的商朝人。

玛雅人认为最好的贡品是人的鲜血，献祭的时候，人牲被涂成蓝色，剖胸挖心砍头，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同为印第安人、作为玛雅人接棒者的阿兹特克人，也一样有活人献祭的习惯，规模甚至更加庞大。

有活人献祭传统的文明体，一般都是通过战争从外围获取俘虏作为祭品。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区域性世界，如果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体有活人祭祀的习俗，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中心——边缘”关系，边缘臣服于中心，而又不会被中心过度接纳，因为中心需要通过保持距离，来保证从边缘获取人性的文化合法性。

这种文化合法性，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不是同类，献祭就不会因为对同类本能的同情心的滋长而无以为继。玛雅的两个中心王国与周边众多小部落之间，正是这种关系。

作为活人献祭的同类，中国商朝也值得一提。

公元前1000多年前，商朝作为东亚最强大的文明体、政治体，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商朝贵族的先祖，以畜牧和商业发迹。畜牧，让他们用一种对待牲口的态度来普遍看待“非我族类”，而商业，则让他们在与“上帝”交流的时候，也是使用一种交换思维——今天我们说的商人，其源头就是商朝人。这两者合体，就导向了活人献祭。

商朝和玛雅人不同，玛雅文明持续时间很长，但始终处于石器时代，而商朝则已经进入金属时代，灿烂的青铜器文化至今辉耀史册。然而它周边的各部落（主要是西边的羌人），则还处于石器时代。这就让商朝对周边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和军事优势，真正是“天朝上国”，被羌人称为“天邑商”。

“天邑商”让周边臣服，同时也捕捉周边部落的人口作为人牲，残酷杀害，以交换“上帝”的庇佑，杀人越多，则获得的庇佑越多。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文明越是像后世理解的那样“残酷无道”，它反而会越持久。玛雅文明的持久性，似乎正印证了这个蒙昧的道理。

从《封神演义》中，人们知道商纣王有很多残酷的刑罚，活埋、火烧、炮烙、煮熟、剁成肉酱、风干成肉脯……梅伯被炮烙，比干被挖心，伯邑考被剁成肉酱，其实都是对商朝残酷的献祭方式的呈现。商纣王是因为得罪了一大批商朝贵族，他们起而配合周文王造反，于是“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评价），整个商朝的血腥传统，都被归集到商纣王的头上。

除了玛雅、阿兹特克和中国的商朝之外，北非迦太基人、南亚孔德人也有残酷的活人献祭习俗，兹不赘述。

阿兹特克人和残余的玛雅部落没有中国人幸运，它们始终停滞在石器时代，因此当它们面临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火枪的时候，几乎完全无力招架，被从世界地图上抹去。

说到这里，我们就面对着一个新的问题：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殖民者，都是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行血腥屠戮，那么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商朝人、迦太基人、孔德人，是发端于蒙昧，也延续于蒙昧。在那样一个时期里，还没有构建起完备的道德体系，欠缺共识的善恶观念，许多文化习惯，都直接来源于自然法则，尤其是群居动物的自然习性。

对内的团结与对外的战争，是早期族群、部落文化的普遍表现，这与群居动物一致。而由于生存竞争，为了保存共同体，外部和内部都可以为此作出牺牲，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动物繁衍本能的社会性体现。

当他们认为献祭是保存共同体的方法之时，那么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商朝人、迦太基人，都会从外部捕捉人牲；而迦太基人和孔德人，还会从内部遴选人牲。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生命可贵、生命平等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是必要且应当之举，是服务于共同体保存这一最高价值的。

所以，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是人类在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和道德发育水平之下的自发反应。

殖民主义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与此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在道德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完备之后，为了获取土地、资源、权力等利益，而刻意抛开道德原则，展开残酷的屠戮。正是因为道德原则早已存在而确定，他们就需要为自身违背普遍道德原则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既从心理上自我说服，又在舆论上把恶行合理化。

把玛雅人（或阿兹特克人）的多面性单一化为一种邪恶的杀戮野兽，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玛雅人（或阿兹特克人）就会在电影里遭受“天启”。西班牙人抵达之后，针对思想单纯的阿兹特克人实施离间计、擒贼先擒王，围城攻战，散布天花、百日咳等疾病，使得阿兹特克帝国的人口从1500万人左右减少到300万人左右。

从西班牙人对中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戮，到后来美国白人对北美印第安人的驱赶和屠杀，到欧洲人把非洲黑人捕捉、贩卖到美洲为奴，再到20世纪欧洲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都是遵循着同样的一条逻辑线索——贬低受害者。

贬低受害者的方式，是从宏观的“人种”上下功夫，以肤色来决定人的高贵与低贱。更加令人脊背生寒的是，这种贬低其实是在屠戮已经发生、奴役仍在持续的背景下进行的“补课”，也就是说，先杀了人，再来寻找合理性，又用找到的合理性，为继续进行必要的杀人辩护。

这个寻找合理性的过程，大致上可以梳理如下：

1684年，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尔尼埃在《学人报》发表文章，区分了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拉普兰人，并且惊讶地承认美洲人可能是第五个“人种”。他的区分是根据人体特征来进行的，其中并没有欧洲人“高贵”、白种人“优越”等观念。

18世纪开始，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继续对人种进行全面系统的生物分类。

瑞典自然学者卡尔·冯·林奈在《自然系统》一书中，分类了四种“正常人”：按肤色分为欧洲人（白人）、美洲人（红人）、亚洲人（黄人）和非洲人（黑人）。林奈在理论上发生了“进化”，他除了区分不同人种，还把它们安置在生物进化链的不同阶段，其中白人高居进化顶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黑人则等级最低，处于人类进步的历史和文明之外。在这里已经闪现了一种观念：人按肤色分等级，黑人更接近于动物。

19世纪，德国人布鲁门巴赫，法国人屈费儿，美国人斯托达尔德和爱德华·米斯特，日本人横山又次郎等，继续推进人种分类。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教授的研究，原本的种族概念，指的是具有共同特征如肤色、骨骼、毛发的人群分类，不带有价值色彩，但它和19世纪中期开始红极一时的生物进化论相结合，就排出了价值等级，形成了种族主义。代表性人物是19世纪法国外交家兼政论家约瑟夫·亚瑟·戈宾诺，他在19世纪中期出版《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把种族主义思想系统化。戈宾诺的身份很清楚地展示了种族理论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有目的的创造，它出现之后迅速被德意志反犹主义奉为圭臬。

其后，种族主义又与基于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联姻，形成了一种“社会——政治”人种理论，并日益成为19世纪影响巨大的一种政治文化思潮。其代表就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的《社会学原理》对东方世界也影响深远。

至此，人种理论就彻底变身为一种具有强烈目的性的伪科学。人种理论最重要的结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

1.由于人群归属于进化程度不同、价值不同的种族，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2.欧洲以外的人种，在形体、道德和智力上均不发达，人类社会一样受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优秀种族得以生存，劣等种族将被淘汰。

3.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

4.人种在社会中的分布严格受制于决定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种族的命运。种族之间的差异是遗传的结果，不仅体质上如此，文明发达程度、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都是遗传的结果。

从中可见，欧洲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或有心或无意，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隔空合作完成了种族主义这一杰作。它罗织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披着科学的外衣，来在最宏观的维度上证明，地球上有一部分人可以合理合法地任意奴役另一部分人，而且被奴役的那一部分人应当放弃挣扎，因为一切都是命定。

转换成大白话就是，杀戮、迫害、抢夺、奴役、歧视，都是因为他们活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没有良心的自由贸易”一样，欧洲在先人一步的现代化过程中，创生了大量“没有良心的学科理论”，以服务于自身利益。单就“人种——种族”理论而言，它不但把杀戮、迫害、抢夺、奴役、歧视在观念上合法化，而且把自身不择手段的谋利行为打扮得宝相庄严。

现代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指出，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这一现象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密不可分。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统治阶级需要将种族间的差异扩大到政治、外交等殖民理论体系之中，于是种族主义开始在国际政治上漫延。

说到这里，我们就应当回到电影里来了。

电影的时代背景——西班牙殖民者抵达墨西哥湾的1519年，殖民主义扩张刚刚发端。此时人种理论并没有出现，西方也刚刚开始挣脱中世纪束缚，正在进行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离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共和国诞生还有63年。

没有理论支持，杀戮、迫害、抢夺、奴役、歧视都已经大规模展开，“人文主义”对异族不适用，“人种——种族”主义只是为了论证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事后建构。一直到2006年电影上映之时，美国的文化霸权仍在继续鼓吹印第安人遭受的种族屠戮乃是“天启”这一“正义观念”。

其实，回顾历史，西方推广“人种——种族”理论最大的成功，也是它要达到的最理想的效果，不是白人接受了“白人至上主义”，而是其它肤色的人也承认了这一套价值观。比如在中国，自从严复以降，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被知识分子奉为圭臬。

历史学者、北大教授罗新在《世上本无黄种人》一文中也指出，原本欧洲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人肤色的界定，最早用的是白色，随着中西发展程度落差加劇，渐渐变成了黄色，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而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和恐怖。但是在中国人眼里，黄色是高贵的象征，明清时期都是皇家垄断的颜色，所以中国人对接受“黄种人”这一赋名毫无价值障碍，甚至是欣然领受，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毫无意识地频繁使用这一名词，而不知它的来处。

今天，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对于殖民主义血腥历史的清算呼声，在非洲、美洲日益兴盛。中国的发展，让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对重塑历史认知和整个知识体系的主体性提出了清晰的需求，但作为弱者时期接受的强者灌输，还需要经历一个自觉的“排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