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新的一年快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遥远故乡的一位长辈。在他乡生活久了，对故乡早就淡忘了。正是新的一年让我突然想起，2022年，这位长辈就60岁了，琢磨着生日那天自己得回去看望和祝贺一下。

想起这位长辈，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年龄越大，儿时的记忆越模糊，很多记忆都残缺不全。但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就像已经烙在心里一样，每次想起这位长辈，总会想起来。事情很简单，是这位长辈讲的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用农村人说法，是“大集体时候”，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在相当一段时间，私人买卖是不合法的。年幼的她按照大人的吩咐，偷偷拿几个刚烧好的烧饼去卖，怕被人看见，就裹在衣服里贴在了身上，见到人就悄悄地问买不买。

“快烫杀我了。”三十多年了，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位长辈说话的神情，我能体会一个小孩子的紧张和慌乱。每当我看相关的历史书籍的时候，看着那些已经高度凝练的文字，这段往事总是会跳出来。

最近又讀到一篇文章，一个留言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提到了过去的“女盲流”，这个留言问道：“女盲流”是想说“女流氓”吗？还是说对一类人的名词？看到这个留言，我顿时有点恍惚，但想想也就理解了。

就像故乡的长辈，她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我是70年代生人，小时候的我听她讲“刚烧好的烧饼”，只是印象深刻，没有太多切身体会。而对于“盲流”，我当然知道是“盲目流动人员”，但这个留言的读者，就像小时候的我，也就是印象深刻，谈不上切身体会了——“盲流”的说法一直到90年代还存在，我猜这个留言读者可能是“90后”或者“00后”吧，那个时候也就是刚出生，而70年代生人的我已经读大学，也曾和所谓“盲流”挤在同一列火车上。

我想，多年以后，就像我一样，这位留言的读者也会忘不掉自己头一次看到“盲流”时的往事吧。

人常说，记忆是不可靠的。但为什么总有些记忆挥之不去？“理性”地想，大约是涉及人的基本生存的缘故，别人的故事会深深烙在自己的心里，很容易共情——毕竟，人有共通的人性。

其实，无论是我长辈，还是“盲流”，他们做的事情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合法也好，戴着各种被歧视的标签也好，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做为了生存要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最终也还给了他们公道：不管是农民的经济自由，还是人的流动自由，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了。

社会的进步不正是体现在千万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不断扩展吗？这个进程还远没有结束，也必将会持续下去。新时代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包括不断扩大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内涵在内。

但是，自由和权利是需要守护的。比如新冠疫情，两年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感触，我的想法是来自2020年春节在湖北被禁足的切身体会。那段经历，让我在书本上读到的“消极自由”变得鲜活起来。

所谓“消极自由”，指的是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这里的强制或者限制，就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含义）。非常时期，当然得有非常之策，但“禁足”也让我切身感到：原来人可以自由地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对人来说是如此重要啊。习以为常了，就容易忘掉可能会有失去的一天。

有时候，原因会来自人为。最近，几起基层治理乱象引发了关注，比如乡政府封了烧柴取暖老人的炕、村支书用高压水枪驱赶商贩、官员威胁上访者“100种方法刑事你”。基层治理乱象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只从基层治理者身上找原因肯定是不对的。并且，绝大多数基层治理者都是实心办事、很辛苦的。

只不过，这些事情也提醒我们：权力对老百姓的“温情”是可能会丧失的。对治理者来说，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必须记挂在心上，小心翼翼地呵护。对媒体来说，更是如此。不去维护老百姓的自由和权利，文字再“花团锦簇”，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愿意把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称之为“共同价值”，就是无论思想再多元、利益再多元，都是以之为底线共识，也就是那些维系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事实上，我认为，在各种歧见不断加深的当下社会，“回到共同价值”的迫切性远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

这就是新年来临之际，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发自内心的郑重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