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可馨

杰出的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先生于2021年12月26日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了，令人痛惜。

他生前是耶鲁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因为《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一系列中国近代史著作，享誉国际，在海外汉学的版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费正清之后，海外汉学于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精英史之外，在社会史和地方史方面开拓新路，成果丰硕。如李孝悌博士在史景迁自己相当看重的《王氏之死》一书的代译序中所说，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不说完全空白，也实在乏善可陈。

回想起来，确乎如此。海外汉学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不仅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他们于宏大叙述外，把目光投向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极大地拓宽了历史书写的地图。如，与史景迁并称美国“汉学三杰”的孔飞力和魏斐德。孔飞力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清末一场席卷各地的妖术大恐慌及随后的除妖运动如何把社会搅得昏天黑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挖掘地方叛乱怎么导致地方军事集团的兴起；《华人在他乡：中华近现代海外移民史》关注华人的移民史。魏斐德先生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写外国人闯入广州的历史，《上海三部曲》系列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的激荡风云。可惜他们三人现在都已去世。

他们之外，著名者，还有孔飞力的弟子，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教授，书写了20世纪上半叶的华北农村和近代中国的秘密会党；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于近代上海的罢工、共产党人在安源发动工人运动的历史、华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都有著述。

史景迁的书写对象也不拘一格，从帝王到奴仆，从小人物到来华的传教士，把人物和故事放在结构和理论的前面。与大多数汉学家更板正的学院派风格相比，史景迁在写作风格上更偏重文学性叙事，文笔优美流畅，故事性和现场感很强。许倬云曾说，给史景迁一个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个人名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据说他还曾被钱钟书戏称为“失败的小说家”。无论如何，这一点成为评价史景迁作品绕不开的特征，他的著作的传播和影响力，也因此远远超出了一般学院派的学术作品，而成为畅销书，引起了英语世界里很多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据史景迁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郑培凯先生说，在史景迁执教的耶鲁大学，他的本科生课堂，学生太多了，找不到助教还时常令他感到很苦恼。

史景迁以文入史的写作方式，一直持续了一生，虽然在不同时期，因为学院偏好和史学方法变化的影响，受到的评价不一，被重视的程度也有起伏，但更长程地看去，他的选择可能是明智的。就像历史学家姚大力先生说的，无论选择什么理论，可能都会在短时间内被淘汰掉，所以不主张以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更可能长命。

历史也本来如此，历史是静观的，润物无声，它的作用是启发，而不是指导。如乐黛云教授说的，史景迁的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这种治学与书写态度，也与史景迁的生命处事融合一致。郑培凯先生是从台湾去美国读书的，接触史景迁之后，发现他和以前的老师很不一样。“小学、中学、大学老师好像什么都知道，但史景迁说，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我的英文是好的，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这个没问题。”

真正的大家总是谦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