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仪婷, 赵炎秋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2.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3.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和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让这一体现了中国大国风范和世界格局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除了在于思想本身具有积极性和包容性外，也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全人类的精神养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学者都曾提出过与“共同体”相关的思想，西班牙黄金世纪作家巴塔萨尔·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 1601—1658)的寓言式小说《漫评人生》(1)此书名借用海南出版社2010年同名译著的译法，因为该版本为国内目前唯一的中文译本，译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张广森教授。(ElCriticón)就是一部蕴含有“精神共同体”思想的作品。“精神共同体”是在“共同体”基础上延伸和发展出的概念，是共同体的一种独特形式。在书中作者对于人自身、人类这个群体以及国家这个群体该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阐释，这三个方面共同构建了作者对于“精神共同体”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与格拉西安其他作品蕴含的思想相互呼应和印证。从“精神共同体”这一角度解读《漫评人生》不仅能了解格拉西安思想与其他学者思想的异同，也能进一步肯定正面的“精神共同体”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纵观《漫评人生》几百年来的研究史可以看出，学界对该作品的解读从未间断过，研究角度非常广，研究者也遍及世界。叔本华曾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WorldasWillandRepresentation)中称赞该作是由“一个又一个富有道德说理性质的精妙的寓言”联结而成的“无与伦比的”作品[1]296，而他生前还尝试将其中的部分章节翻译成德文，对格拉西安作品在世界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学界对书中个体“精神”层面的研究多，对“共同体”的指涉少，完全从“精神共同体”角度的研究尚属空白。然而，从个体视角到共同体视角的扩大，从个体修炼完人到全人类精神共同体构建的升华，才正是《漫评人生》这部能与《堂吉诃德》齐名的作品的价值体现(2)将《漫评人生》与《堂吉诃德》相提并论的观点常见于两部作品的研读者们，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将这两部作品以及《格列夫游记》作为其最熟知的寓言小说进行了比较。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Amorós, Roberto Mansberger: "El Quijote y El Criticón como antiquijote a la luz de la doctrina del juicio y del ingenio. Apuntes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Anuales cervantinos. Vol. 33.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Instituto de la Lengua Espaola, 1995;Abós, Antonio Armisén: "Admiración y maravillas en El Criticón (más unas notas cervantinas)", Gracián y su época: actas de la I Reunión de Filólogos Aragoneses: ponencias y comunicaciones.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86.等。。加上国内目前对于《漫评人生》的研究除文学史和译作中有少量的介绍外尚无其他成果，因此从“精神共同体”这一角度对该作品进行的深入解读就更凸显其创新性和研究价值。

一、巴塔萨尔·格拉西安对“精神共同体”的探索

“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联系”，是“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2]87。笔者认为它首先是由多个个体的人构成，因为人无法离开群体而单独存在，只有在群体中，个人的利益和追求才能得到保护和实现；其次共同体里的整个群体需要拥有同样的精神追求，它可以是为着实现某一种目的的信念，也可以是为了维系这个共同体存在的公共意志，但总而言之是这个群体共同遵循的一种精神信仰；最后只有当这个“精神共同体”的存在能为包括个体、群体、国家在内的各个成员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它才能巩固和壮大。由此而论格拉西安的“精神共同体”思想，首先就得了解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格拉西安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十七世纪，西班牙王公贵族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底层的人民则因国内手工业、农业的没落而纷纷破产。社会上弥漫着重金钱轻精神的风气，因此格拉西安“在面对世间的伟大和壮丽时、在面对一切尘世的诱惑和美好时，都充满了悲观的预测和回响，甚至是深深的不信任”[3]938。同一时期西班牙其他作家的笔下也有过这样的反思，弗朗西斯科·克维多(Francisco Quevedo)的代表小说《骗子外传》(ElBuscón)就描写了西班牙底层人民的生活，主人公一生坑蒙拐骗只为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社会中生存下去。但作者的失望仅停留在勾勒社会浮世绘，并无直接的批判，也未像格拉西安这般寻求出路。因为“克维多把西班牙的灾难比作自己的痛苦；格拉西安把自己的痛苦延伸为人类的痛苦”[4]285。人生充满痛苦，但格拉西安偏要在这样的世道闯出一条适合所有人走的路，这也就是他“精神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他的思想既有耶稣会教育训练的烙印，又有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因而对古典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在早期作品《审慎》(ElDiscreto)中就曾借古希腊文明来批判世界的混乱，“他们让城邦变得文明，不仅体现在建筑设施的规整上，还体现在居民的素质上……他们知道如何成为完人，因为他们有文化且遵守秩序”[5]159。这里格拉西安强调的古希腊的秩序其实就是其“精神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但格拉西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以一种乐观和平的方式面对现实中的悲剧”[6]。这种积极的处世态度也让格拉西安的“精神共同体”迸发出新的正能量，因而也拥有了传世的价值。

现在学界普遍认同的“精神共同体”的核心“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义为“共同的”(common)。[7]71与之对应的西班牙语单词为“comunidad”，这个词在《漫评人生》中多次出现，但表达的意思和内涵却各不相同。首先是政权共同体意义上的“comunidad”，中文理解为大区或者城邦，是无可争议的政治、地理共同体。在《政治家》(ElPolítico)一书中，格拉西安就明确表达过“在一个行省内部建立一个特殊的同质化的城邦和缔造由不同的行省、城邦共同组成的统一帝国不可同日而语”的观点[5]51。透露出内部越复杂，共同体则越难形成的现实。而作为精神共同体意义上的“comunidad”，在《漫评人生》中有两类指涉。第一种理解为社会团体。格拉西安认为凭借个人的美德、良言、才华为社会团体做出贡献的老者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物[8]749，这种社会团体就是一种用美德、良言等构建的精神共同体，作者肯定了美好品质对这个共同体的积极意义。第二种理解为宗教团体。作者讽刺生长在某些宗教团体中的年轻人就像有多个妈妈的孩子，被内心的各种欲望、想法而折磨得早衰(BG: 543, 2016)(3)文中对《漫评人生》原著的引用皆出自西班牙天主教王费尔南多出版社2016年评注版(Gracián, Baltasar. El Criticón:I[M].edición crítica de Luis Sánchez Laílla y José Enrique Laplana Gil, anotación de Luis Sánchez Laílla. José Enrique Laplana Gil y María Pilar Cuartero,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2016)，该版本于2017年获得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年度图书奖，是评注最丰富的版本之一。文中引用之处将该书缩写为BG：页码加上出版时间标出。原文为西班牙语，所引译文皆由笔者自行翻译。。这里“多个妈妈”比喻的就是宗教团体内多样化的思想和习俗。[9]43格拉西安在此强调了精神共同体内部精神统一和健康的重要性。

基于“精神共同体”中“共同”(común)(4)Común 一词和前文的comunidad为同源词，都有公共的，共同的之意。在西班牙语中común是形容词，而comunidad为名词。因此comunidad可单独形成某种共同体的概念，而común则需和另一个名词搭配来形成概念。后文的引用中体现了común的这一词形特点。这一核心概念，格拉西安还构建了范围更广的精神共同体。在《漫评人生》中，作者将充满邪恶与谎言的尘世比喻成人类“共同的迷宫”(laberinto común)，它是“一个阻止人类朝着真正的幸福前进的禁锢空间”，呈现出“绝对的混乱”[10]121。如果人类群体“共同的认知”(opinión común)建立在一部分人误导而另一部分人盲从的基础上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将陷入虚假混乱之中。在此基础上格拉西安又提出人类“共同利益”(bien común)的支柱并非手握权杖的帝王或者主教，而是真正具有美德和社会良知且为社会负重前行的人。(BG: 525-794, 2016) 格拉西安在《智慧书》(Oráculomanualyartedeprudencia)中也说过，“即使是君王也得依靠内在的品性来获得民众的尊重而并非外在的权势”。[11]402这就是在倡导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都得为公共利益而努力，遵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德行，这样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才能真正成为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核心。

二、《漫评人生》中“精神共同体”的基本架构

除了对“精神共同体”概念的探索，在《漫评人生》中格拉西安还构建了更完整的思想体系。《漫评人生》讲述的是两位男主人公在经历人生路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最终顿悟，获得“永恒”的故事。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作品之所以传世，其“精神共同体”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共同体”从个体看指的就是“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追求的人们为了满足主体心理、情感、意志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所结合起来的共同体”[12]32，如果从群体和国家的角度看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型和实现方式”[13]97。这部作品中作者的理想共同体是从个体、群体和国家三个方面进行构建的，它由个体推及群体，再从群体中单独分离出特殊存在的群体形式——国家。一步步在命运共同这个框架下提出了适用全人类的精神共识。这一时期西班牙作家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出版了一部同样以“命运”为主题的巨作。他在《人生如梦》(Lavidaessueo)中借西方的俄狄浦斯和东方佛陀顿悟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命运跌宕起伏的王子的故事，表达了他对人生如梦幻泡影的感叹。尽管最后主人公得以打破命运的禁锢，但这个理想却暗合了作者“放弃宫廷生活而皈依宗教的心境”[4]336。相较之下，格拉西安从构建“精神共同体”来反抗人生痛苦的命运的途径就要开阔和积极得多。

(一)共同的命运——归属群体的个体

为了说明“精神共同体”的可行性和普适性，格拉西安首先论证了不同的个体有同样的命运。他将人放置在人类这个群体中，将其划成一个“类”，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共同体里面个体间相互认同的问题。在对于人被归为“人类”的理解上，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内在无声的共同性“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无法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的差别性、丰富性和具体性”。而人之所以能归为一类，“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能自主地通过实践去改造对象。[14]4人作为个体能归成类除了有自然的共性外，还会有社会的差异性，但这并不妨碍人成为一类。因为即使有差异性，人类最终的目的和命运也仍然是相同的。这样的观点在《漫评人生》中同样有所体现，书中的人物从人个体的自然属性来看，他们都有着“纯粹自然”的普遍性；而从他们的社会属性来看，虽然性格和行为因人而异，但最终却又归于同样的命运，这无疑透露出所有个体的人都是具有“共同性”的一类。

格拉西安首先从个体自然属性的角度入手，对人体的器官进行了一一的介绍。虽然他看重的是上帝设计它们的主观目的，但也承认这些器官形式和功能上的客观性。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认为“人体的近目的是灵魂及其活动，因为质料是以形式为指归，工具是以主动者之作用为指归”[15]242。意思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之时，是按照目的去设计人体各个部位的，因而不同个体的同类器官都有着同样的功能。这也是格拉西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的第一层内涵。他将人的一生比喻成水流，孩童时代就是“潺潺源头”，慢慢汇流成青春的“奔腾大江”，等到了壮年时期则成了“静水深流”，最终谁都得汇入暮年的“深邃苦海”，饱受病痛的折磨直至死亡。(BG: 250, 2016)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会经历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中途可能遇到瘟疫或者传染病，不论处在哪个年龄段也无论是谁都避无可避。这是所有个体的人都要经历的人生过程，它是由人生命的自然特征所决定的。通过器官和生命这两点，格拉西安论证了不同个体的人也拥有共同的自然属性。

此外，格拉西安在作品中也通过第三视角表达过个体命运共同的观点。在“生命的婆婆”一章中，两位主人公和无数的看客共同围观了一场一个人在一根极细的钢丝上行走翻飞的表演。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像是在脆弱的生命细线上冒险的杂技演员”(BG: 799, 2016)。不论钢丝上行走的是谁，维系的都只是那个叫生命的脆弱的丝线。从这个角度看，全人类的命运也都是一样的，不论人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命悬一线”。格拉西安在此也是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同类性统一了起来。他有意让书中无数的人物形象“既没有具体的样貌，也没有对应的原型”[16]175，目的就是为了无一例外地将所有人都划归到没有差异的同一类。至此，格拉西安从个体先天的自然属性、后天形成的不同社会属性中将个体间的共性论证出来，这些共性无疑像“类”的定义一样成了不同人类个体却能形成“精神共同体”的基石。

(二)共同的追求——依赖个体的群体

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城邦论”基础上提出“公民团体的优良生活最终是由公民个人的优良生活所构成”[17]95。指的就是任何一个牢固可靠的“共同体”都依赖个体存在，只有每个个体都遵循所在“共同体”的统一原则，这个“共同体”才能稳定地向前发展，“共同体”之下的群体更是如此。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8]199这样一个精神共同体要实现就必须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体系，适应社会发展，促进个体人格发展完善和道德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满足个人需要和个性施展的”[12]33。如果将这个精神共同体的要求放置全人类，则意味着这个共同体内的不同个体应当树立同样美好的人生追求，而全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也应团结一致朝同样的目标努力。这些对个体和群体精神追求的具体阐述构成了格拉西安“精神共同体”的重要部分。

“人在认知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自我认识。(人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在)认识自己；要去了解自己、剖析自己”[19]3。人在确定个人的追求前就得先认识自己，格拉西安对人体器官功能的解读就出于这个目的。在他看来人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因为它对于人体的地位就像是“原动力天对于宇宙”(6)原文是“primer móvil divino”，指的是托勒密“地心说”体系中最高一层的“原动力天”，在但丁《神曲》的“天堂篇”中对此有过进一步解释，它是上帝降下光与爱的第九层天，是推动其他八重天运转的最初动力来源。这一学说在中世纪得到了天主教会的全面认可，因此作者在书中将头脑比作人体的“原动力天”。，能主宰人体其他一切器官的正常运行。伊拉斯谟认为“在人那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大脑，控制着一切，而在头脑中最高级的部分，也就是理性，居于主导的地位”[20]49。这实际也指明了“理性”对于人的重要性。格拉西安认为在人体诸多器官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它是人体的“生命之源”，同时还调节着人的情爱。它生来是为了“净化”人的“精神领域”，让人不断趋于“崇高和完美”(BG: 152, 2016)。作者将器官的功能与人的道德品性相联系，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将这些道德性的功能发挥出来，那么离完人就更近了一步。尽管这样的联系有些主观和唯心，但将人应当具备的不同的美德与这些器官对应起来，以鼓励每一个普通人都努力去修身，这一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此外，让人体各部位的器官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功能，以实现人灵魂的趋于完美，也对应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除了发挥器官的功能，格拉西安还强调个人对自身美德的修炼。书中象征智慧的阿尔特米娅女神能将“轻浮的人”变成“严肃的加图”、将“侏儒”变成“堤福俄斯”、将“盲人”变成“阿尔戈斯”(BG: 120, 2016)。这是在说即使是先天不足的人，也能通过智慧的加成而改变命运。而两位主人公在“世界集市”中流连时，发现了一种依人估价来进行赠送的“能让人名垂青史的无价之酒”。一个人付出多少汗水和劳动就能换取“与之相当的荣耀与不朽”。(BG: 227, 2016)所有普通的个体只要通过努力都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最终获得“永恒”的名声。 孔子对于个体的追求就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要求。意思是人生在世应当有崇高的理想，要修炼好自己的德行，不能违背仁义，同时还要努力获取不同的技能。由此看出，格拉西安要求个体通过培养美德、修炼智慧而成为完人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修身而达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异曲同工。在这个层面上，格拉西安理想的“精神共同体”内的所有个体也就有了统一的具体的目标。

格拉西安还认为人类群体生来就具有共同的追求，因为“所有的邪恶都宣称人类是它们共同的敌人，因为只有人类具有智慧”(BG: 97, 2016)。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指明了人类本就是一个共同的群体，其二则是指人类因有智慧而受到邪恶的攻击，因此人类也就有了一致对抗的目标。这一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当下，显得格外的有说服力。格拉西安曾在《审慎》中提及过一类生性狂妄之人，他认为“个体有这表现就已经让人发笑了，如果是整个群体就更无法想象了”[5]152。此观点印证了群体中积极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在人类这个大型的精神共同体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形成共同抗击“恶”的意识和决心，那么整个共同体才会呈现出健康的状态。基督教文化中人类群体最初共同的目标是建造巴别塔，尽管后来因为语言、文化、地理等各种原因而无法成行，但在格拉西安笔下，人类群体通过追求共同的积极健康的精神目标而团结在了一起。

由此可以看出，格拉西安笔下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是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真相的追寻”[21]7，虽然格拉西安接受的是耶稣会教育，但他倡导的这种追寻与天主教本身并无关系。因为“耶稣会学校并不试图帮助人成为自由的个体，为自己进行选择；它的选择是雷打不动的：试图将人变成忠于教会的受过良好武装和训练的战士”[22]71。这种一心献身上帝的追求与格拉西安在书中的倡议并不一致，后者虽然深深受到天主教思想的影响，但他相信人类自身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个体自身的益处。他认为个体的人单单通过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全人类的精神上的共同目标，认为人类“精神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个体去修身、需要群体去抗恶、去追求名声永恒。这种思想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因而也更有稳定性和活力。

(三) 共同的原则——特殊形式的群体

作为人类世界中一个特殊且相对稳定的存在，国家自形成以来就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群体形式。“精神共同体”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其中的“共同利益”必须要满足群体成员的需求，而在国家当中也依然如此。法律对于一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和手段，因为它能从精神层面使同一个国家的人们“彼此的行为互相一致”[23]249。在国家这个精神共同体中，法律是这种精神体现的底线。在格拉西安同时期，学界对于谁才是国家中真正能制定法律的人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一个是以阿奎那(7)阿奎那虽然是生活在十三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但他的代表作《神学大全》在第十九届特伦特大公会议期间得到批准，被允许与《圣经》一起放在祭坛上，可见其在十六、十七世纪时在教会和神学界的影响力，因此在这里也将他的思想作为格拉西安同一时期的主流观点进行讨论。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们的观点，“掌管万物的天主之理，有如宇宙的首长之理，具有法律之意义……因为是天主预定用以管理他先已认知的东西的”[24]9。经院派认为一个国家之中维持精神共同的应当是天主的法理。而另一派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认为“主权者本身(也就是国家)所订立的法律，他自己却不会服从”，因为“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是错误的[23]253。他将世俗权力拔高到神权之上，虽然肯定了人本主义，却将主权者置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律所维系的精神共同体必然不会长久。格拉西安认同人们“不能触碰和跨越理性的底线，要牢牢遵守上帝的法规”(BG: 189, 2016)，但也重视人后天的努力，因为“没有人力的帮助，(上帝创造的)世界就会处于野蛮荒芜的状态”(BG: 119, 2016)。格拉西安同样肯定世俗权力在维系社会公共利益和引导社会精神健康发展方面的功能，他认为“正义才是治国良方”，好的君王就应当“首先是属于大众的……是所有人的公仆”(BG: 490, 2016)。只有这样他才会有为国家的良性发展而奋斗终生的责任感。而国家所需要的精神内核并非只有君王可以决定，这个国家中所有的“伟大人物、杰出人士、完善之人”都是这些精神的贡献者(BG: 777, 2016)。格拉西安这一观点与孟子的“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十分契合。这种将上帝、君王、民众三者的理法结合以形成国家精神的观点，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独特且具有先进性。

除了在各个国家内部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原则来维持国家这个精神共同体的稳定外，在国家之间同样也需要一种类似于“国际法”的制度来指导国家间的交往。国际法就是“地球上人类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行为标准的总和，不受各国法律的制约”。[25]10而此时欧洲很多国家正处在战乱之中，马基雅维利所宣称的“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的方式大行其道[26]37。然而“当这种军事行动的成本达到新的高峰时，冲突必然无限期地拖延，导致任何军队都不可能实现彻底的军事胜利”[27]111。西班牙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此时正陷入因战争而负债破产的境地，因此崇尚武力的这种精神并不能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格拉西安在《漫评人生》中就明确反战，他不仅直指马基雅维利的主张是“裹着糖衣的恶癖和罪恶”(BG: 113, 2016)，还通过时间的视角阐述了过去各国间的历史，证明了只有和平才能带来富足，企图发动战争的最终都会为失去和平而悲伤(BG: 768, 2016)。尽管格拉西安并没有直接提及建立“国际法”，但宣扬国家间的和平交往实际上就为国家间形成精神共同体指明了建立的基础。

这一时期国家间的交流除了军事战争外，最主要的是贸易往来。中世纪开始，西欧城市慢慢兴起，这就是私人经济活动市场化的标志。发展到十七世纪，这种商业越来越成熟稳定，且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济活动。国家“从压制市场转而为市场运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和知识产权等公共产品”[28]116。《漫评人生》中提到一个跑马帮的商贩为了赚钱，把酒“这种新产品运到德国”，之后“灌点水”又“送往法国”，最后“抵达西班牙”并“大量兑水”(BG: 570, 2016)。不同国家的人因为同一样产品而经由贸易这样的方式被串在一起，形成了国家间的经济互动。西班牙人“用镜子、铃铛、发夹还有(不值钱的)玻璃串珠从印第安人处骗来的无数的珍宝”，又被法国人“以同样的方式用梳子、发簪、口琴骗走了”(BG: 296, 2016)，说的就是西班牙人付出巨大代价从美洲获得的黄金轻而易举地就被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给赚走的事实。在这里西班牙与美洲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间实现的则是政治经济的多层次互动。世界性的市场在慢慢形成，各个国家也认识到这种交流的重要性。因而格拉西安也强调在国家精神共同体中应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8]404这一论述阐明了国家间“精神共同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也因此要求国家间必须彼此尊重、相互包容。格拉西安对世界各国必须整齐划一的观点嗤之以鼻，因为“否定了多样性就等于否定了审美与品位”(BG: 708, 2016)。在《智慧书》中，他也明确表示“完美的标准不止有一种，品味和相貌一样，因人而异”[11]399。这不单是一种审美思想，更体现出作者对各国、各民族独特性的尊重和认同。在他看来尊重彼此独特性的国家构建出的共同体能放大各自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交往的国家形成的精神共同体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和价值。

结 语

格拉西安《漫评人生》中的“精神共同体”是从个体、群体及国家三个层面进行论证和构建的。他不仅倡导每个个体要通过修身成为完人，还指出全人类因为有同样对抗邪恶、追求永恒等的目标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精神共同体。国家内公民应遵循的共同原则由倡导美德的天父、全身心为民的国家主权者以及所有为社会精神做出贡献、为改善社会而努力的国民共同制定，且必须为全体民众所遵守。国家之间同样需要类似于“国际法”的原则来形成世界范围内健康的精神共同体，因此这个原则应当是和平反战、倡导公平公正，且能让各国彼此尊重包容的。人类的命运早就因为主客观原因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要形成积极健康的“精神共识”是完全可行的。所以从“精神共同体”角度研究《漫评人生》的出发点虽是文学层面，但作者形成的思想体系却可发挥社会层面的价值。作为一部写于十七世纪中叶的小说，《漫评人生》在经历了打压和抨击之后，还能成为流传于各国读者和学者案上的经典的事实，也证明了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存在的文学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审美，而这种由作品与研究者、读者共同构建成的正是一种世界级的文艺美学上的“精神共同体”。它从外在影响力和内在思想性上都印证了构建全人类联合的“精神共同体”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当然，格拉西安的“精神共同体”虽将全人类都囊括其中，且超越了他所在时代唯王权或神权为尊的主流观点，重视和推崇普通个体的精神力量，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王权的影响，构建出一个真正让所有成员有归属感的能跨越国界和阶级、带给每个成员以自由的精神共同体，而这才应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