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庚，吴 迪

(1.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15)

一、引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新型城镇化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回顾历史发现，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1978年至今，城镇化水平实现三次“超越”：第一次是1980年达到19.4%，超越低收入国家19.1%的水平；第二次是2009年达到47.9%，超越中等收入国家47.2%的水平；第三次是2014年达到54.3%，超越全球53.5%的平均水平(1)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线上数据库。。尤其是1994年达到30%之后加速发展至50%(2011年50.5%)，中国仅用了17年时间，而中等收入国家用了37年时间(1977—2014年)，全球平均用了56年时间(1951—2007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为推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期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在缓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关键驱动力。基于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我国开始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呈现出城镇化速度降为中高速、城市发展转向规模和质量并重、城市病潜伏、城市社会结构变化、城市发展方式不足等特点。[1]437-43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2]590新型城镇化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局。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对于稳步推进新时代城镇化、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功能定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589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3]

(一)城镇是新时代生产力空间布局调整的基本生长点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2]589在城镇化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不断向城镇聚集，释放巨大需求，有效推动社会扩大再生产。[4]9从生产力空间布局来看，新时代经济发展正在由以地区经济竞争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城镇为生长点进行系统布局的发展模式，生产力布局特征从“生产的空间”转变为“空间的生产”。

从微观的空间单元来看，我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实践在空间形态上大体经历“乡镇企业—开发区—新城新区—特色小镇”的发展历程，这实际上也是各地区产业的空间结构升级过程。[5]18-29,132然而，中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始终远离均衡点。生产力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和城市群，进一步助推了周期性、大规模的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务工现象，同时还产生了交通网络运输压力较大、局部交通堵塞不畅等结构性问题。新时代城镇化不但要求小城镇、中小城市加快发展，而且要培育和发展有区域影响力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大城市和城市群，实现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新时代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相匹配，构成生产力空间布局新的生长点。

此外，没有农村的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2]605合理的城镇化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在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薄弱环节就是农业现代化。[6]1庆幸的是，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质量兴农提供了新的机遇。正确合理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不仅关乎农业经济基础，更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因此，新时代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优化了农业生产力布局、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实现了城乡产业共同发展，推动了城镇与农村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共同优化。

(二)新型城镇化是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同志强调，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2]589。目前我国区域发展较不平衡，新时代城镇化有利于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向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迈进。为适应新的城镇化发展形势、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过去的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划分方式逐渐被经济带、经济区等形式的空间载体所替代。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区域发展要求在完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改革举措的基础上，重点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为引领，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相互补充。[7]37这一过程显然离不开城镇化的稳步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推进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更是有效弥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因此，新型城镇化成为新时代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新型城镇化催生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内生动力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发展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8]356高质量的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是相匹配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农村分工不断深化，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为城乡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提升收入提供了充分条件。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同步推进的过程，有利于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经济复兴(2)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定义为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恢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水平，即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9]5-10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匹配性特征。在城镇化中后期，工业比重逐渐降低，工商业经济占主导，进入工业化后期，城镇在空间形态上呈现网状，城镇化减速而更加追求质量，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在城镇化后期，经济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农业实现现代化，城乡人口、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基本达到均衡状态，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空间形态呈现为均衡网络状，经济更加成熟发达。[10]13-22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的崛起，实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复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推进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2]590若中国能完全破解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一个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的经济体，不仅有利于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梦想，还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表率，世界经济也将从中受益。

(四)城市(群)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具象化表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城市群既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区域，也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的重要平台。[1]194

开放型经济的全球化竞争日益体现为各国大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城镇化带来极强的经济集聚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规模经济总是与空间集聚相伴随的。[11]189-192城镇化在推动经济集聚发展、农村人口流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城市层级和经济影响力。实际上，这也是各国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等大城市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原因。一些城市已经利用动态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专业化分工体系中，部分城市即便没有融入全球价值链，也实现了国内的工业化集聚(3)城镇化不能单看人口迁移和城市规模，部分国家存在“过度城镇化”和“弱质城镇化”现象以及较严重的城市病问题，详见后文。。一些地区依托高度发达的产业和交通网络体系，成为高度同城化、一体化的城市群体(4)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是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目前全球比较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主要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等，它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格局中都具有独特的定位，并成为各自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一个缩影。国家“十四五”规划共布局19个国家级城市群(5)国家“十四五”规划共布局19个国家级城市群：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5个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5个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9个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构筑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将有力引领新时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

三、基本规律：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集中体现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四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2]59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的高度概括。其后，习近平同志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倡导四个“更加注重”(6)分别是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8]197-198与四大基本原则一脉相承。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目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大城市病”日益严重、“空城”肆意蔓延、历史文化保护遭到漠视等一系列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建设缺乏经验，[2]602亟须探寻科学可行的城镇化道路。纵观近三百年的全球现代化史，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城镇化浪潮，稳步推进新时代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我们“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12]唯此才能尽可能少走弯路，加快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一)城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发展过程

习近平同志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13]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14]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大多需要经历一两个世纪才基本完成。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进并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其城镇化进程开始于18世纪上中叶，在随后一个多世纪之内率先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美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南北战争以后加速发展，目前则处于“郊区化”的城镇化新阶段。日本城镇化始于明治维新后，二次世界大战后加速发展，目前城镇化率达到90%以上。并且，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按顺序进行的“串联式”发展过程。尽管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并联式”发展态势，需要尽快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8]197-198，但新时代新型城镇化也应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而不能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

城镇化的自然历史性要求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势利导，实现城镇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

(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避免“过度城镇化”的根本

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城镇化最基本的趋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2]593这就要求农村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城市加速推进工业化。

“过度城镇化”(over urbanization)是指城镇化水平大幅超越经济发展(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表明，其城乡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大多形成良性互动。英国的城镇化主要由工业革命带动，工业化使得其城镇化加速发展并率先完成。在农业发展方面，英国充分汲取工业革命之前的圈地运动的教训，强调农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并制定相关法律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尤其是1948年生效的《城乡规划法案》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主体地位，农业的稳步发展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基本动力；同时，还大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一方面推动了一批小城镇、新工商城市的出现(7)英国很多新城市的兴起都是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例如伯明翰成长于“黑乡”制铁工业区；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兴起于兰开夏棉纺工业区；利兹是西莱丁毛纺工业区的中心；谢菲尔德兴旺于约克郡西南部的“哈兰姆郡”制铁工业区。，另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压力，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习近平强调“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12]

相反地，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则出现了城镇化大幅超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过度城镇化”现象。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80%甚至90%以上的水平，但这是一种“虚假城市化”现象，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相联系的城市灯光地图数据并未反映出与其城镇化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20世纪中叶以后拉美国家实现经济较快发展、城市化水平得到提高，但随后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使得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人口被迫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甚至无法找到就业岗位而失业，从而在城市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城市人口生活较为贫困和艰难，集中到特定区域，形成规模巨大的“贫民窟”，导致城市内部贫富差距极大。新时代的中国城镇化应当充分汲取拉美国家“过度城镇化”的深刻教训，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欠缺导致“弱质城镇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594-595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是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目前我国农民工基本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两栖”状态[2]593，难以在城市“扎根”。

城镇化过程中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甚至生存需要，就会出现“弱质城镇化”(weak urbanization，或称“滞后城镇化”，lagging urbanization)问题。从国际上来看，南亚和一些南部非洲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城镇化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证，主要表现在无法满足居住需求或非法占地栖身、缺水、医疗卫生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在缺乏必要生活基础设施、环境恶劣的贫民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栖身在非法侵占的土地上。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马德拉斯等城市，约有1/4～1/3的人口居住在未达到生活标准的环境中。[15]4-22,157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其城市人口的增长几乎都来自贫民窟，这些地区的新城市居民面临着过度拥挤、供给不足的居住(甚至只能称为“居留”)条件，同时缺乏最基本的供水设施和医疗卫生设备；[16]123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的道路密度在城市中心10公里左右出现断崖式的降低。[17]156目前，对于南亚和南部非洲国家来说，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为规模巨大的非城市“土著”人口提供体面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挑战。相反地，英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推行福利制度，包括基本救助、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以此弥补自由放任的城镇化模式所导致的社会阶层断裂。[18]13-19,[19]3-12新时代城镇化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需求问题。[2]594-595

(四)城镇格局立体化推动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认为，城镇建设水平不仅关系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中国人多地少，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2]600-601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7]45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重申“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问题。[20]36

发达国家的城镇空间布局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教训和经验。一方面，一些国家城镇化存在城市“虚胖”或巨型城市问题。全球几乎所有城市的人口增长都可以归结为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16]179-183一些城市存在与经济集聚程度不相符的“虚胖”问题，例如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墨西哥城、开罗、达卡等城市。越南则是全球城镇化率最低但城市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胡志明市和河内的居民占到全国城市人口的1/3～1/2。[15]4-22,157巨型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辐射状交通体系或这些城市的政治中心定位。[16]128另一方面，很多成熟的城镇化国家都形成适合国情的城镇空间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少城市受到破坏，重建规划时普遍倾向于在大城市周围新建一些独立性较强的小城镇(卫星城)。其中，德国成为城乡均衡发展的典范，形成以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三级配套的城镇体系建设管理机制，其典型特征是中小城镇实现了较好发展：德国百万级人口城市仅有4个，仅约30%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7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中小城镇。[21]97-101日本、韩国的城镇化则几乎由大城市主导，侧重大城市(群)的发展，这主要是由其自然地理条件及“大城市为主”的政策导向所决定的。

一般来说，城镇化发展应当尊重基本国情，在国土空间广阔、自然地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既要发展大城市(群)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又要发展中小城镇以缓解大城市压力，逐渐形成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立体格局，这样更有利于缓解巨型城市的“城市病”，弥合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城镇空间治理现代化。各城市群要结合城市定位和功能，有序疏解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强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弱化虹吸挤压效应，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8]256

(五)统筹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可持续城镇化”的保障

生态文明是城镇化应当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习近平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曾指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要‘翻烧饼’”；同时，他还对承载能力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做了不同的开发保护要求。[2]600

一方面工业化消耗更多的资源能源投入，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或造成生态破坏；另一方面城镇化人口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暴露出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地污染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等重大空气污染事件带来了深刻的历史警醒。值得庆幸的是，上述国家及时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制度，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提高，资源环境问题趋于改善，并逐步走上一条集约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发达国家促进环境保护法制化、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强化环保宣传和监督等的经验值得借鉴。总之，新时代城镇化要充分处理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城镇化。

(六)文化传承和地域特色是城镇灵魂的体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603-604西方世界将城市和建筑称为“石头的史书”，可见其对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视。当然，城镇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涵盖了历史建筑、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址、民间艺术和技艺等诸多方面。在广义上，一些地区的城镇化还需突出产业特色、地域自然和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等。英国和德国成为历史文化传承和特色小城镇发展的表率。英国城镇化过程中专门制定法律、划定特别保护区来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和地域文化特色资源。德国十分注重特色小城镇的发展，目前在法兰克福—莱茵—美茵大都市区域周边形成物流及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小城镇，在莱茵—鲁尔大都市边缘地带形成城镇网络集群特色，重点发展服务业，在南部与瑞士交界地带形成一大批孤点分布的生态型特色小城镇。[21]97-101文化和特色是城市的灵魂，新时代城镇化要严格治理城市建设漠视历史文化保护和“劈山填海”等行为，注重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2]592

四、政策路径：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道路

习近平对推进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这两对关系[2]456-457。推进新时代城镇化，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优化政府顶层设计和规划管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实现基层自主探索和顶层设计试验相结合，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二是要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绝不矛盾，二者共同推进、融合发展，才能实现城乡真正一体化、共同繁荣。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全面认识新型城镇化的功能定位，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在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全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城镇化，走出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见图1)。

图1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是继续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夯实城镇化根基。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产城融合的基础。新时代城镇化要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契机，在城市和农村继续深化分工，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重点解决好城乡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问题。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强化民生导向。新时代城镇化要适当汲取城镇化的国际经验及城市病教训，审慎处理好城镇化的各种矛盾，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解决城市病的思路应当是，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这两个“供给端”着手，赋予城乡居民更好参与市场经济的权利和能力。

三是优化城镇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空间正义。城镇化与生产力空间布局是内在统一的，优化城镇格局对于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中国幅员辽阔，完全有条件综合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城镇化布局经验和各类型城镇发展长处，全面促进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新时代城镇化应根据国家城镇化相关规划安排，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尤其要防止“翻烧饼”“一任领导一张图”，进而减少规划的多变性。应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结合综合承载能力，完善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土地利用规划等配套制度设计，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四是推动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实现可持续城镇化。高质量城镇化要求实现工业化与“两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协同推进，促进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有机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促进资源节约、低碳环保。促进生态环境和宜居城镇的绿化美化，实现环境友好、生态美丽。尤其是旅游型城市以及依托农业、康养、旅游等资源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其城镇化建设应更加注重提升人、物与大自然的亲和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是注重城市文脉保护和传承，增强历史文化自信。有“记忆”的城镇，才会有历史厚重感、文化底蕴感。加强文化保护和传承，是突出城镇特色的关键一环。应加快完善优秀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法律法规体系，厘清城镇化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原则性标准，坚持保护先行、划出保护“高压线”；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等机制，充分盘活各类历史文化、地方和民族特色资源，有效避免“千城一面”，增强文化自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根本上遵循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自成体系。习近平新型城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发展方位的格局定位，全面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律，由此衍生出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道路及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是客观审视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形势、深刻认识中国和世界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主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成果在理论视野、思想体系和方法论等方面具有重要创新价值，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习近平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根本指导，它服务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大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