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聪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伴随着20世纪政治社会背景起伏，柳宗元研究的主题几经变迁。近些年来，从儒释道三教关系视角研究柳宗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成为了这一领域新的趋势。张勇教授对此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于2017年被推举为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的副会长。《柳宗元儒佛道三教关系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年)是他积十余年研究之功而撰写的新著。全书以30万字的篇幅，全面研究了柳宗元的儒教观、佛教观、道教观和三教融合观，同时分析了上述内容形成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影响。该书的出版，不仅是近年来关于柳宗元研究的一部高水平力作，而且有助于深化和推进学术界对唐宋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

一、 三教融合视阈中柳宗元思想的研究

无论从方法抑或是对象上说，思想史研究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即学者通过逻辑思辨的方式研究特定个体的观念创造过程和结果，而对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准确定位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条件。本杰明·史华慈指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课题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这里的“环境”，不仅是指一个人所处的时空环境，更主要是他身处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思想潮流等。因此，在研究历史上思想家的“意识反应”时，我们不能单纯研究他自身的思想活动，而是要在兼顾外部环境和主体意识的同时，更多着眼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着重在人类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意识反应”。(1)[美]本杰明·史华慈著：《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虽然柳宗元所处的“环境”极为复杂，既有宏观的唐代政治和经济背景，也有微观的家族和个人境遇，但是从思想文化上说，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唐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归一、三教合一，主张在理论上相互包容。”(2)洪修平：《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可以说，儒释道三教融合是柳宗元所处的中晚唐最重要、最独特的文化环境。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一书是在唐代三教融合的环境中，聚焦于柳宗元对这一“环境”的“意识反应”，通过研究他对儒佛道三教的理论认识、基本态度和价值判断，揭示出柳宗元思想的理论特质、发展脉络、历史定位等问题。具体说来，该书对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该书立足于学术界对唐代三教关系研究的成果，确定了柳宗元在唐代三教融合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是唐代文化的基本特点，宗密和杜光庭分别是佛道两教中践行“三教融合”的代表人物。对于宗密在唐代佛教三教融合中的地位，《中国佛教通史》指出：“宗密对三教的批判会通……体现了广阔的文化视野，代表了当时佛教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3)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八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对于杜光庭在唐代道教三教融合中的地位，孙亦平认为：“杜光庭积极顺应时代潮流，通过融会与吸收儒教和佛教的思想来诠释《道德经》，发挥老子之旨，以‘三教合一’推进了唐代道教的思辨化、哲理化。”(4)孙亦平：《杜光庭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佛教的宗密和道教的杜光庭分别是中晚唐时期佛道两教中“三教融合”理论的代表，而柳宗元与他们相呼应，提出了以“儒”为基点的“三教融合”观，完成了其儒教宇宙论与心性论的建构，成为中唐“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教代表。虽然这一观点尚未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尚永亮在本书《序》中说：“有学者认为此一观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是我们看到，该书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从个人视角研究三教关系的传统做法，在与佛道两教的整体比较中，凸显柳宗元的三教观在唐代儒释道三教融合中作用。这一做法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柳宗元思想的历史价值。

其次，该书在论述柳宗元对儒释道三教观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柳宗元的三教融合观及其历史地位。该书的第二章至第四章用历史考据和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柳宗元的儒教观、佛教观和道教观。如第四章《柳宗元的道教观》中，先考证了柳宗元对《老子》《庄子》《列子》等道教经典的态度和评价，然后分析其对道教理论的批判、吸收与发展。其他两章对柳宗元儒教观和佛教观的研究方法与此相似，展现出了作者史论结合的研究态度。以第二章至第四章为基础，该书又用了两章篇幅，进一步研究了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融合观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影响，提出柳宗元在儒教的立场上，在吸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儒教的宇宙论和心性论，为宋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 宗派佛教视阈中柳宗元与佛教的交往

宗派叙事是近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基本范式。汤用彤曾概括隋唐宗派佛教的基本特征：“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教理阐明，独辟蹊径；门户见深，入主出奴；时味说教，自夸承继道统。”(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03页。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质疑这一宗派佛教叙述模式。有学者提出宗派佛教是日本学者根据历史上日本佛教发展情景概括出的发展模式，近代中国学术界在研究隋唐佛教时借用了这一说法，但这一叙事模式夸大了宗派在隋唐佛教史当中的重要性，扭曲了真实的历史图景，甚至可以说隋唐宗派佛教是“后人附会构建出来的历史图景”(6)孙英刚：《夸大的历史图景：宗派模式与西方隋唐佛教史书写》，朱政惠等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73页。。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完全否定隋唐宗派佛教的做法。

笔者认为，完全否定或无条件承认隋唐宗派佛教的两种做法都值得商榷。隋唐佛教既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完整意义上的宗派模式，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宗派佛教。事实上，隋唐宗派佛教的形成表现为一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在中唐禅宗南北论争之前，宗派佛教已经出现，不过在这一阶段各宗派重在阐发各自的独特教义，并未产生排他性的门户之见，不同宗派僧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障碍，如吉藏与天台宗关系极为密切，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三论宗的祖师。以滑台大会为标志的禅宗南北两派之间的论争，不但使禅宗内部出现了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而且这一争论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其他宗派纷纷效仿禅宗，制定各自的传法谱系，让门户之见扩展到整个佛教界，至北宋年间中国佛教形成了完整的、普遍的宗派意识。(7)王黎芳，刘聪：《禅宗南北之争与天台宗传法谱系的形成：兼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问题》，《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一书在第二章《柳宗元的佛教观》中详细考证了柳宗元交往僧人的宗派归属。这一考证结果在说明柳宗元与佛教交往具体情况的同时，也有助于回答隋唐宗派佛教是否存在的问题。

首先，该书研究了柳宗元撰写的《大鉴禅师碑》与王维和刘禹锡撰写的慧能碑铭的差异问题，提出柳宗元之所以没有像王维和刘禹锡那样强调慧能“顿悟”和授受“法衣”事迹，原因在于滑台大会后禅宗南北两派之间激烈的法统之争，不但造成了禅教之间的矛盾，而且儒佛关系也因此紧张起来。为了调和禅宗南北之间、禅教之间以及儒佛之间这三大矛盾，柳宗元在《大鉴禅师碑》中有意避开“顿悟”和“法衣”字眼。这一结论从儒教的角度说明了在禅宗南北之争以前，唐代佛教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宗派之争，滑台大会开启的宗派意识不但对禅宗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让宗派意识扩展到整个佛教界甚至儒教之中，对此后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该书考证了柳宗元交往的僧人的宗派归属。对于柳宗元一生中交往的佛教僧人，学术界已有考证研究，但少有学者细致分梳他们的宗派归属。该书依据详细的文献资料，考证出柳宗元交往的佛教僧人中，属于禅宗南宗的有文畅、文约、浩初、玄举等；属于天台宗的有重巽、觉照、琛上人、怀远等；属于净土宗的有承远、法照、日悟、景秀、无姓和尚等；属于律宗的有濬上人、澈上人、方及、元暠、无染、诫盈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柳宗元交往人数较多且归属不同宗派的僧人，说明到唐朝中期时宗派佛教已经初具规模，具体表现为各派都培养了一定规模的僧人群体，这使得柳宗元与各宗派僧人的交往成为可能。二是柳宗元与这些僧人交往的文献中，没有显示交往过程中出现过理论或宗派上的争论，这说明此时唐代宗派佛教主要表现为理论上的“教理阐明，独辟蹊径”，至于“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则是在此后逐渐产生出来的。

三、 理学起源视阈中柳宗元思想的影响

佛教是隋唐学术思想中最富思辨性的部分，理学则是宋以后数百年间学术的主流，因此近现代学术界常用“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来分别作为这两个时期学术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追溯宋代理学的起源时，吕思勉说：“理学者，佛学之反动，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8)吕思勉：《理学纲要》，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页。佛教和理学是有着截然不同价值导向的学术思潮，在形成过程中两者却有着明显的因果联系。吕氏所说的“(理学)佛学之反动”，当首推韩愈；而“(理学)兼采佛学之长”，则滥觞于李翱。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构建出尧舜至孔孟的儒教道统说，以抗衡佛教在唐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而他的学生李翱则借鉴佛教的思想资源，提出了“复性说”，构建出后世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心性论。对于理学的这一起源论，陈来曾提出韩愈和李翱“先导说”，即“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提出的复兴儒教的基本口号与发展动向，确乎是北宋庆历时期思想运动的先导。”(9)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虽然韩愈和李翱被称为宋代理学的“先导”，但是随着近年来柳宗元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柳宗元是“宋明理学的先驱”逐渐称为研究的主题之一。(10)刘真伦，岳珍：《柳宗元思想研究百年述评》，《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一书对理学起源视阈中的道统论和心性论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道统论上，该书认为虽然柳宗元提出的道统论与韩愈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不失为当时重建儒教道统的一种尝试。该书在第二章《柳宗元的儒教观》中提出，柳宗元以孔子为准绳来匡定儒教的“道统”，同时他的道统观中，周公和孟子没有享受到韩愈道统观中的位置，而这一区别是由两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策略的差异造成的。不可否认，柳宗元的“道统”不像韩愈那样接近宋代理学的说法，但从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倡导儒教“道统”的做法看，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韩愈视为理学道统论的源头。事实上，以儒教的“道统”来反对佛教的“法统”是中晚唐儒教学者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柳宗元、韩愈等人共同倡导的唐代儒教道统，开启了复兴儒教的先声，启迪了理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次，在心性论上，该书认为柳宗元以儒教思想为主体融合佛道思想而提出的心性理论，与韩愈、李翱的论述较为相似。该书在第五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融合观》中专门论述了柳宗元三教融合视阈中的心性论，其中与理学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他的“性静说”和“复性说”。就“性静说”而言，自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以来，“性静”就一直是理学中的重要话题。(11)翟奎凤：《“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书中指出，柳宗元不但赋予“性静”以“性善”的内涵，而且还以“性善”解释佛教的“性净”，从而以“性静”为纽带沟通了儒佛道三教的心性思想。就“复性说”而言，书中指出，柳宗元将《论语·公治长》中的“乘桴浮于海”中的“桴”诠释为“复”，认为“复者，圣人之桴也”，从而提出了类似与韩愈“复性说”的思想和方法。

总而言之，《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一书是张勇教授多年从事柳宗元研究成果的结晶。虽然柳宗元研究一直是20世纪以学术界研究热门话题，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柳宗元研究不断产生新的课题。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近十年，在‘柳学’研究方面又积累了一些新材料、新体会。融‘新知’于‘旧著’，即为这本《新论》的由来。”确如作者所言，该书虽然以柳宗元为研究对象，但将柳宗元研究纳入三教关系、宗派佛教、宋明理学等广阔视野中，使柳宗元研究具有了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理论价值。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新论》再多一些，作者在学术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