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靖峰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7)

一、 引言

翻译研究的范式迄今为止经历了两大演变，分别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在这两大转向的沃土中，翻译研究先后展现出蓬勃强劲的势头并取得了繁荣显著的进展。然而，“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引向漫无边际的文化框架里，使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的同时逐渐模糊了对重心的把握，研究的进程也就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因不知所向而迷离徘徊。初创于世纪之交的生态翻译学，在经历了二十余载的发展后，逐步建立起了其理论话语体系，为翻译研究的“生态转向”打下了基础。在这一全新范式中，对于“翻译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是：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5页。。由此可见，“翻译生态环境”可谓生态翻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范畴，对该词的把握将直接影响对生态翻译学整个学术体系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本文首先追溯“生态翻译学”产生的哲学背景，再通过对不同时期诸学者对“翻译生态环境”所下的定义进行动态对比以揭示其真谛，然后围绕该概念涉及的两大循环模式进行深入阐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从多方位、多维度和多层次发掘论证影响“翻译生态环境”和谐稳定的内外因素，以期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重建和动态平衡维系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 哲学依归——“翻译生态环境”之渊源

在具体研究“翻译生态环境”这一对象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构建生态翻译学的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基础进行简要把握，这也与生态翻译学“从整体切入以分析局部”的理念契合。生态翻译学是一个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视角，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归，是一项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第11-12页。对以上定义进行归纳提炼，不难发现“圆整”“尚生”“中和”和“人本”是生态翻译学的灵魂所在。“四方上下谓之宇，古今往来谓之宙”(《文子·自然》)描绘出我们的宇宙四方延伸而开放旁通，古今错综而创变合一，这与“圆整”对应；“生生之谓易”“万物化生”和“生生不息”呈现出对一切事物本能、功用与趋向的认识，都应回归于对生命本体的思考和崇尚，这与“尚生”呼应；“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道明了“尚中尚和”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寻求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努力，也代表着人们对“允执其中”这把标尺的永恒追求，此乃“中和”本身；“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点睛了“人类”作为拥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群体，被赋予“主导角色”，发挥着“主导作用”，对构成世界的一切成分要素进行着协同调试以促进千万矛盾朝着和谐统一的方向演变，正谓“人本”。

质言之，生态翻译学学科的“圆整”“尚生”“中和”和“人本”的特点，恰不偏不倚地落足于华夏传统生态智慧整体观、综合观和有机观的先天范畴(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外语研究》2010年第4期,第62-67、112页。。可以说，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在一个新新相生、开放创进的世界里发挥“人”的根本要义，来实现“物”与“我”、“整”与“零”、“动”与“静”和“思”与“境”的平衡归一了。

三、 概念透视——“翻译生态环境”之要义

胡庚申教授最早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术语，并赋予它的最初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4)胡庚申：《初探翻译适应选择论》，香港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2001年。。之后十余年里，随着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学术本体研究的循循深入，胡教授对最初的定义进行多次丰富和调整，并最终将之划分为翻译生态大环境、中环境和小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语言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等(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第18页。。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学者也积极参与到“翻译生态环境”的意义建构中。韩巍将之定义为：和翻译有关的各种环境的总和(6)韩巍：《对“翻译生态环境”、“适者生存”的重新审视》，《外语学刊》2013年第1期,第122-126页。。许建忠在其著作《翻译生态学》中将之定义为：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的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7)许建忠：《翻译生态学》，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方梦之给出的定义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构筑起来的与两种语言文化相关的主客观因素互动的总和，包括四个关键因素：译者、原作语境、译语语境、要素互动(8)方梦之：《再论翻译生态环境》，《中国翻译》2020年第41卷第5期，第20-27、190页。。

对以上不同学者赋予的“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核心术语的意义进行考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间推移和学理精进，该词所展现出的蕴意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即它的外延和内涵不断得到调试、拓展和加深。但这样的缤纷变化总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那就是维持翻译生态的动态平衡。不管是大中小环境、内外环境、主客因素，还是互联互动、制约和调控，这些划分标准都无不体现出如道家阴阳学说中对立制约、互根互用、相互转化乃至消长平衡的态势。质言之，“翻译生态环境”一词的精髓要义，就是描绘出了一幅各大翻译主体(如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商、出版社等等)、翻译客体(如源入语文本、译出语文本等等)和外界环境(如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等)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动态平衡和和谐共生的宏大图景。

四、 平衡建构——“翻译生态环境”之维系

生态翻译学是经对生态学进行系统综观和概念移植后而形成的，两者体现出高度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因此，正如自然界中的生态环境有内外之分，翻译生态环境也可大致分为以翻译主体和客体为代表的内环境和以一切作用于并影响着翻译主客体生存状态的因素为代表的外环境。内外两个环境之内和之间都时时刻刻进行着充分的信息转化、物质交换、精神交流和思想碰撞，该过程映射出两个新新相续和生生不息的循环机制，我们姑且将之命名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下文分别简称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下面，将分别以这两大循环模式为主线进行阐述。

(一) 内循环——以“人之本”建构平等均衡的努力

1. 内循环从平衡到失衡的过程

“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内循环，因其囊括了众多有生命且生命经历不一的翻译主体群落，所以是极具生命力、多样性和易变性的一个过程，也正是这样的特性，让内循环无时无刻不处于不稳定的运动中。一方面，翻译主体各自的状态背景、工作性质、教育层次、文化高度、翻译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翻译主体面对的对象，即翻译任务在外环境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作用下，也呈现出复杂性和衍生性，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的认知把握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这种情况下，倘若翻译主体与其周围的翻译生态场之间、“诸者”之间、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宏观中观微观思维之间、语言与文化之间、内在与外在因素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不适应、不配合、不适宜、不顺畅、不稳定、不协调的状态，其中的组成成分和比例不再相对稳定，生态平衡则会被破坏，生态失衡现象就会相应产生。(9)张其海：《生态翻译学之思辨》，《外文研究》2016年第4卷第1期，第82-87、107页。这样，内循环的进行也会被置于乱流之中。

2. 内循环从失衡到再平衡的构建

内循环的进程一旦受阻，各种不和谐的现象便如野草丛生一般，疯狂地蔓延于和占据着翻译生态的内环境。翻译之难在于“隔”(10)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中国翻译》1999年第4期,第3-7页。，译者对原文的体悟之“不全”，译者对译文的表述之“不达”，译文对原文的反映之“不切”，以及读者对译文的阅读之“不应”等等，都是“隔”在不同情境下的缩影。再建平衡，需要在参与内循环的翻译“诸者”间将“人之本”的精神内涵发扬光大。

一方面，“人之本”倡导我们要人人平等，以雨露均沾的方式将翻译群落里的“诸者”尽收眼底。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极其复杂多维的有机体，它的正常运作需要处于各个位置的“诸者”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在狭义语境里，“人之本”又可以被理解为“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要义就在于把所有的“人”都平等地视为“本”来对待。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翻译活动里，我们都应平等地关注活动实施过程中所有的人，涉及到原文作者、译事赞助者或委托者、译者、译品审查者、刊发者、营销者、读者、评论者等，因为他们都是在各自权责范围类活动实施的主导。(11)张其海：《生态翻译学之思辨》，第83页。例如：在译事前阶段，原文作者这一群体作为翻译活动的源头位置，承担着建构源语文本的内容、形式、思想的工作，换言之，源语文本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与这一群体直接相关；在译事中阶段，译者处于“中心位置”，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具体的翻译操作层面起着决策作用；在译事后阶段，审校者将译者的目的语文本和原作者的源语文本进行对比考察，通过后由出版商负责，将合格的翻译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上述举例只是内循环中“日常状态”的一个微观缩影，其复杂程度较之完整的循环流程不过是“冰山一角”，但足以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理道明翻译群落中“诸者”各自职责工作的平等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特性，所以我们需要以体谅性、支持性和建设性的姿态去把握他们的生存状态(例如根据翻译环境的供需关系适当调整就业政策导向)、正当需求(例如出台法律以保护原文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成果)、职业发展(例如职业译者、出版商的技能再训问题)和心智健康(例如为翻译群落提供道德规范教育)。一言以蔽之，对于任何一个翻译活动，如果我们希望“译有所成”或“译有所为”，那么我们对全体翻译“诸者”都应权责分明、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使之能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也正如陈水平所述：“生态翻译学应该提倡译者、读者和作者等所有群落与文本的共生共存，尊重所有参与者的权力和利益。”(12)陈水平：《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中国翻译》2014年第35卷第2期，第68-73页。

再者，“求同存异”构成了“人之本”的另一个维度。简言之，“求同存异”就是呼吁将“翻译群落”中的“诸者”置于同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翻译道德、操守和伦理底框中，从而实现对“诸者”作为独立个体存在而表现出的差异进行充分的尊重、理解、规范和保留。翻译活动是文化间交往的社会实践活动，应受到道德理性的制约，没有道德理性作为基础，这种社会交往活动就会失范，就会被歪曲或被恶意地利用，从而造成不平等的交往关系。(13)许建忠：《翻译生态学》，第52页。因而，作为翻译活动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环，内循环的正常运作更是离不开翻译伦理道德所展现出的规范性、约束性和教导性作用。内循环中，我们所谈及的伦理道德底框，多是涉及到对译者的动机和效果的行为判断，即忠实与背叛的问题以及真、善、美伦理价值问题等。(14)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当然，上面论述中我们把译者单独从翻译群落里提取出来，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翻译生态系统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15)方梦之：《论翻译生态环境》，《上海翻译》2011年第1期,第1-5页。，而不是因为其他翻译“诸者”就不处于道德底框的作用范围之内。种种对于翻译的行为判断和价值判断，都是围绕着“忠实”与“背叛”而旋转的。在翻译群落中，各方认识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广度和深度将对内循环的稳步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以读者这一特定群体为例，对于同一部译作，一些读者认为译者对原作的“悉照译，以存真”是最起码的尊重，一些读者坚信目的语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或缺的现象，也有甚者认定译作应该是对原作在语言、审美和思维上的全面超越，因而中规中矩的翻译根本就不能叫作翻译。主体林林总总的判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对客体理解的偏离、认识的脱轨和交流的断层，这就需要将“异”的概念引入道德伦理框架里，从而对翻译群落的行为判断进行规范和引领。“异”集中表现为“非同一性”或“我”与“他者”的关系，法国哲学家萨特曾对企图消除“异”的努力作出了逻辑上的批判。简言之，对“非同一性”的消除意味着“我”与“他者”的统一重合，而后者正是前者存在的证据。所以，一旦要消除“非同一性”，“他者”这个概念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我”也随之消失(16)过婧，刘云虹：《“异”与翻译的建构性》，《上海翻译》2020年第4期，第7-11页。。由此看来，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各种“异质性”也是不可能被消除的。翻译之“异”的存在，造就了翻译的多样性、适应性、复杂性与非线性。(17)罗迪江：《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生态翻译学视角》，《中国翻译》2019年第40卷第4期，第34-41页。语言之异，所以有翻译；译者之异，所以有原作唯一，译作无数；译文原文之异，所以有超越和进步。一旦翻译活动中的“异”被抹灭，那么翻译本身也将化为水中明月和海市蜃楼，可观而不可及。因此，建立一个翻译道德伦理底框，让位于底线以上的“诸者”在行为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得到充分认识、承认和接受，真正做到在克服并表现“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并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18)罗迪江：《翻译研究中的问题域转换:生态翻译学视角》，第38页。。这样，方可使内循环在“异”与“同”及其辩证统一的环境中获得动力，进而在乱流中获得稳定，再建平衡。

(二) 外循环——以“物之性”促进和谐共生的写照

1. 外循环从平衡到失衡的过程

外循环代指由翻译主客体所形成的内部环境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外部环境之间进行的双向循环，即外部环境的各种影响因子作用于内部环境，内部环境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充分内循环之后又以成果输出等方式将信息反馈到外环境的过程。如果说内循环是翻译群落中“诸者”在策略选择、沟通协调和欣赏批评等“操作”层面上的微观循环，那么外循环就是自然经济、社会政治和语言文化对翻译活动“塑造”层面上的宏观循环。自然经济环境催生并改变着翻译，如地理上的隔断使翻译获得存在的必要性，经济的发达程度把握着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社会政治环境制约并规范着翻译，如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制度，所营造出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气息大不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译什么”和“怎么译”的问题；语言文化环境滋养并丰富着翻译，如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让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同一认识客体产生了有远有近、有深有浅的认知理解，而这种错综复杂正是触发翻译多样性的决定因子，也是翻译生生不息延续下去的前提条件。以上各大外部环境通过其合力维系着外循环的相对稳定，一旦其中任何一个环境的作用力度发生较大变化，例如经济环境过于落后、政治环境过于严苛、语言环境过于单一等等，超过了翻译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范围，那么外循环的进程就会出现紊乱，导致翻译活动的成果难以被人们理解，或者根本不被人们接受。

2. 外循环从失衡到再平衡的构建

外循环的“再平衡”工作，要求我们从全面把握各涉事要素的本性特征入手，即以“物之性”为切入口。首先，自然经济维度上，翻译“诸者”应当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便会形成与此地域相一致的对事物的看法，会形成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19)董晓波：《翻译概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而一个翻译活动所处的经济环境，会对小到翻译动机、大到翻译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重建自然经济维度上的平衡，关键在于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去填补地理位置上的疏远和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翻译重点主要是集中于苏联的思想作品，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成果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这样的环境下，因为种种鸿沟和差距，人们难以理解“守口如瓶”为何在英语中的表达是“as dumb as an oyster”，更不能想象“green power”为何代表着“具有经济实力的”的含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和经济发展的跃进腾飞，翻译事业一方面将外国文本“请进来”，另一方面积极把中国读者“送出去”，成就了当前我国翻译生态环境的绝好时期。

其次，翻译活动绝不是在“真空”的环境里进行的，社会政治因素从未停息对翻译的影响和作用，并使之成为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当代“权力思想家”福柯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学说，他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20)秦文华：《翻译——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外语学刊》2001年第3期，第73-78、112页。。而以话语为主要研究和加工对象的翻译活动，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于“权力”，并受之支配。在当代社会，这具有多重意义。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审校者、出版商等群体应该对不符合社会政治主流的内容大胆弃“信”而投“不信”，即对这些内容或轻描淡写，或更正删除(21)董晓波：《翻译概论》，第114页。；在翻译题材的选择上，各群体应该时刻保持对所处社会政治环境气息的高度敏感性和觉悟性。以当前我国外宣翻译为例，选材环节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家利益、发展理念、政治立场、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回应时代需求，为以中国自身的视角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中外贯通的对外宣传体系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最后，对语言文化维度上的修复也应被我们当作一个重点工作来落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多措并举。第一，保护“语言竞争”，反对“语言扩张”“语言兼并”或“语言同化”。“语言竞争”是指语言功能不同所引起的语言矛盾,属于语言本身功能不同反映出的语言关系。(22)戴庆厦：《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第1-6页。当今的口译活动中，多是普通话译外或者外译普通话，而中国不同地区的方言与外语或者普通话之间的互译活动开展得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许多地区的方言翻译就有可能被外语和普通话翻译逐渐同化、兼并，这不利于语言多样性的发展。这一点上，可以借鉴澳大利亚NAATI(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的做法，以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来协调通融。以中文相关翻译资格认证为例，NATTI口译考试分为普通话口译考试和广东话口译考试，而笔译考试又包含简体中文翻译和繁体中文翻译，参试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同的语言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将各种语言的命运交给它们的使用者去决定。第二，打造文化共同体，做到文化层面的双向输出。前半句的意义在于在翻译活动中，我们要在宏观上明确各种文化呈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微观上清楚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异质性”，从而做到对不同文化内涵的传递、解释和理解。而后半句的内涵在于翻译活动在将国外文化引进的同时，也要本着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将本国优秀文化积极输出，即需找到中译外和外译中在文化层面上的平衡点。以上两个举措，共同促进着翻译环境中的多语言、多文化共生共存的和谐局面，维系着翻译系统中的语言文化安全，使翻译循环朝着平衡均匀的方向流动。

针对以上论述，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本文对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外环境和内环境、外循环和内循环进行了区分讨论，这种看似泾渭分明的做法只是为了更形象直观地说明问题。在生态翻译学整体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下，各组成成分时刻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态势，它们虽在外在表象上有所区别，但在内在实质上辩证统一，因此，两大环境及其相应的两大循环相互交织，有机融合，和谐一体，生生不息。第二，本文研讨所涉及的“平衡”是一个相对的、短暂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永久的概念。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因为绝对的“平衡”即意味着以形而上学的姿态去观察这个运动的世界，况且如果没有“失衡”，也就没有了“平衡”存在的前提和证据。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遵循“冲突—融合(/聚合)—新冲突—新融合(/聚合)……”的基本模式(23)吴志杰,王育平：《论“和合”本体的非实体性特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卷第6期，第62-67页。，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发展。翻译生态环境也不是例外，当循环里出现冲突时，翻译“诸者”就会企图去克服、消除冲突从而达到一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是暂时的，“诸者”又会因关联互动而生成新的冲突，由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永不停息。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逼近“平衡”的过程中，翻译活动得以延续，翻译生态获得新生。如果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哲学的观点，即“以过程的无限性去看待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来理解翻译生态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说翻译生态系统正是在无数个“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循环过程中稳步提升自我调节能力的，从而在发展的车轮里得以存续。因此，生态翻译学中的“平衡”，实则是一种总体的动态平衡。

五、 结语

生态翻译学是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24)思创·哈格斯：《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进展与趋势》，《上海翻译》2013年第4期，第1-4、20页。在这一全新范式下，对术语“翻译生态环境”的探讨也必定是绿色的、生态的探讨。总体来说，翻译生态环境作为翻译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视域，是朝向翻译生态平衡的前提性条件(25)方梦之：《再论翻译生态环境》，第26页。。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一鸟，无不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释放出平衡和谐的气息，谱写出生生不息的图景，这正是对“翻译即生态平衡”的最美诠释。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体现在“内”和“外”两个空间维度上。它首先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外在描写和反映，这让人们能够根据这些固有属性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从而以一种更加精准形象的方式去认知世间万物。其次，概念也是作为以逻辑推理为代表的抽象思维活动之产物而存在的。这种推理的力量让研究者们能够对事物进行内在的逻辑梳理和精神把握，完成从“知”到“做”的实践转向，从而使既有概念成为我们从“认知个体”转向“分析社会”的一个理性角度。对生态翻译学中“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把握也不例外，只有达到对这个概念的“内外兼修”，才能由本及末，以见知隐，进而为译学研究谋得新途径、新角度和新视野。在这种新的概念论的思想指导下，本文以“平衡—失衡—再平衡”为主线对翻译生态环境所涉及的“双循环”及影响其平衡状态实现的内外因素进行了阐述，从而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深层次发掘，并提出了翻译事业应当在人人平等、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导下，以及在开放的自然地理环境、平稳的经济社会发展、鲜明的政治意识导向和公正的语言文化氛围中去实现翻译生态环境的总体动态平衡。正如其名，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生生不息、动态持续的环境，这一范畴在新时代只会展现出更广阔的阐发空间和发展愿景，等待着各位学者去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