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玉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引言

德国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中后期步入风险社会时代，“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1](P.2)。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变迁是现代性的连续扩张和具有矛盾性的内部自我断裂的产物。基于此，贝克区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现代性，即工业社会时代的第一现代性和风险社会时代的第二现代性。风险社会肇始于西方，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因而非西方社会也都被裹挟进风险社会时代，形成了一种世界风险社会。“跨国间的相互依存进程的速度、强度和意义与日俱增，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话语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任何关于第二现代性挑战的分析都应当包括非西方社会，而且意味着需要对全球性的折射和反映在这些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社会的不同方位进行检验。”[2](PP.3～4)

“风险社会所需要的是切实有效的行动以及对现实存在形态的把握。”[3]风险意味着可能的混乱和无序，因而在风险社会时代如何建构良性的秩序是一个居于核心层面需要予以关注的重要论题。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疫情”构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这场危机对正视现代性的后果以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提出迫切要求，也意味着世界风险社会的凸显。吉登斯在谈到此次“新冠疫情”与历史上其他大流行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新冠疫情”是一场由于世界高度相互连接而导致的数字化大流行病，“‘新冠疫情’是我和乌尔里希(贝克)都认为的一种风险形式，它和以往的大流行病不同，因此我把它称为一场数字化的大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