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文达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文化生态理论”在历代学人的借鉴和反思中，逐渐内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生态理论体系”，并予以实践——2007年6月以来，共建成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下简称“保护区”）23个①，将“孕育发展非遗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1]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同样视为关注的保护对象。保护区的实践体现了对文化生态理论的创新性应用，其整体性区域保护非遗的路径逐渐成为我国未来非遗保护的重要趋向，也势必成为未来学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尝试从文化生态学理论出发，描绘我国对文化生态理论体系的构建脉络，通过梳理十余年来保护区的相关学术成果，总结出保护区未来研究态势，以期为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区建设及研究提供依据。

一、借鉴：基于文化生态和生态博物馆理论

“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及付诸实践之前，我国对文化生态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借鉴文化生态理论来构建中国文化生态理论框架；二是通过我国对生态博物馆引进的实践研究，为文化生态理论的中国实践提供参考。

（一）从文化生态学理论出发

20世纪以来，学界对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观及其盲目开发行为的深刻反思、讨论，刺激了生态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理论》一书的出版被普遍视为“文化生态学”的起点。在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生态环境二者相互影响并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