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浩然于达红

(1.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2.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

“循吏”是我国历史上官员队伍的特殊群体，他们具有的良好的儒学训练，获得了相应的执政能力，更容易为民心所向，当然这也是上述人能够获得历史名声的原因，他们的成长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他们所承载的部分价值观是需要解构的，从而认识其中固有的标签的，分析其历史变化过程，发现其在当代文化价值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作用，这也是为了“期待”能够更好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分析和解释。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些人训练和培养的过程对于当下干部队伍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本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对循吏的文化人格进行探讨，认为历史上的“循吏”有其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是也需要摒弃部分内容，就其当下发挥而言，与现在干部选拔标准是存在一定差别，现在干部不能满足于做“循吏”。

一、学术史回顾：循吏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循吏作为一种特殊群体早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主要从文化特质解剖，产生循吏的社会系统原因对其进行解读，并分析循吏在其中的作为和心态，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始为循吏作传，学界对于循吏的系统化讨论也随即开始，林存光引证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指出司马迁心中的循吏最早应该是“汉初文、景之世黄老无为式的治民之官”，并非西汉“昭、宣以下‘先富后教’型的循吏”[1]，同时作者也指出“孔孟儒家的仁爱政治观及其治政为民的政治价值信念”是“循吏”产生的思想基础。彭新武指出班固所推崇的是“儒家教化型”循吏,他们更注重“化民成俗”,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尽心为百姓谋福祉，与司马迁倡导的“黄老之道型”循吏[2]，并指出，“后世之循吏是指那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且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官吏”，这基本上是千年以降循吏的标准。

总的来说，循吏执政呈现出“注重教化,不尚严急”的特点，这反应在传统地方社会治理中的“风俗齐同”的治理风貌，也就是由具有儒家文化理想的循吏通过移风易俗达成的。李世众指出循吏的这种特征即是所谓的 “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3]。对于循吏的施政成就，也是在这种整体风貌之下达成了部分共识，比如王志玲认为循吏的施政措施都是符合“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准则，比如教化施德，兴利除弊，兴修水利等[4]。尹选波以循吏在“仁宣之治”的表现为例，指出了大批的循吏的出现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兴利除弊,发展了生产,安定了民生[5]。循吏需要维持一种文化秩序，廖荣谦分析了永乐年后流官在贵州开展治理的历史事实，一方面“遵循朝廷法令,保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地方教化工作,培育人才、传播文化”[6]。王树声等认为循吏是构建地方文思空间，“进求于精神之地”的主要力量[7]，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空间的打造，也是对循吏文化贡献的一种认同。凡此种种，对于循吏在恪守国法、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中的作用是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的。陈金花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治理效果，认为循吏治国相较于酷吏而言，效果显著，也深入民心[8]。

而制造这种循吏文化产生的原因需要从循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来寻找答案，循吏本身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雷戈认为循吏往往长处于地方，构成了官场生态重要变量[9]，谷宇将循吏当中的吏道信仰继承做出分析，认为这是国家运作的必然反映[10]，都说明的了这点， 陈梧桐关注到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而中后期数量锐减的事实，并认为这是政治环境和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11]，也从侧面说明了循吏与整体国家制度的不可分割。但是循吏的内涵是流变的，这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除了对前述的儒学的继承，时代精神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比如吕家慧基于对中晚唐文学领域中的“循吏”书写，指出在初唐时代，轻视实务，儒者多不愿任州县官，中晚唐时郡县凋敝，百废待兴，以“古‘循吏’或‘良吏’建立自己的身份及价值认同”观念随之复兴[12]，可见哪怕是一个朝代，但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样有可能造成循吏观念和期待的差别。

成为循吏也在于该群体的自我追求，达成这种素质，需要自己不断的“反求诸己”，徐国华基于对蒋士铨戏曲内容和人生历程的分析，认为蒋士铨虽然积极争取，但仕途不得志，但始终以“循吏”为己任，关心世道和人心风化，其人以“忠雅”留名，以“但为循吏死亦足”为人生追求，[13]是知识分子心态的一种写照，其求而不得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成为“循吏”的客观过程的反应。杨银权以清代甘肃地区循吏群体的出现为例指出的循良的养成除了依靠“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完备法令的约束与激励、家庭教育的培养”等客观环境，也循吏“自我约束、自我期许”的追求有关[14]。

从上述过程来看，制造循吏产生的国家制度，社会环境以及循吏个人追求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三元互动，循吏对国家制度和社会规则的遵守和执行是其个人成长的必要步骤，王子今所分析的汉代“得民和”理念即是儒学政治原则，也是大一统体制下政治经验[15]，谭平认为做文豪与做循吏的两种追求，认为文豪必须高度个性化，而循吏主要是为别人活，必须高度“去个性化”[16]。而循吏的执政风格也在回馈和推广这种影响，对于执政思想而言，苑秀丽认为循吏既是儒家伦理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传播者和弘扬者,对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行政伦理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对于社会风气而言也同样如此，宋娜、巴新生指出循吏致力于在民众中树立孝义礼让等价值观念,追求伦理和谐[18]，都是这样的说明。

不过关注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造就了循吏的时代特征和行为模式，从这种对循吏文化构建的纵向过程来看，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记忆批判和建构的过程，比如史书记载，孙正军分析了“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两种良吏书写模式，并指出其弊端在于“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19]；比如为循吏立祠的传统，贾艳红认为“是出于对造福一方的循吏的感激和怀念，也是希望通过祭祀沟通神人，以期得到保佑庇护”[20]。

从循吏的产生过程而言，是个人追求与社会系统的积极作用的结果，但是循吏文化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每个时代的循吏面临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治理内容的差异性，但评价循吏的标准却趋于统一，因为循吏所回答的根本治理命题和人文情怀是历久弥新的，我们也可以判断，循吏是一种社会关系性的存在，其追求的多重社会关系在个人修为上的平衡，而判断一个循吏的在多大程度上“合格”的标准也要看他多大程度上实践了这种社会关系。不过也正如林甘泉所分析的，无论“循吏”“酷吏”，对其政绩和操守都要具体分析[21]，不能以一种概念上突出，掩盖具体工作的不足，这是中肯的。

但从上述的研究过程中，循吏的构建过程存在着两个过程，回答如何在多重社会关系的个体修养上的平衡，这种结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但不是刻板的流水生产线，这种互动结构对循吏的执政风格雷同性是有影响的，并不是对循吏文化人格的立体塑造。实际上循吏的个性差异是非常显然的，而且区别这种历史时段的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体制和干部教育内容对干部培养是与前人不同的，怎样实现对历史经验的扬弃，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循吏文化建构的二重维度

循吏是一种文化建构的选择，这种建构过程体现在当事人自我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的积极入世，同时也在平衡不同社会系统间的规则和规范。这种建构也同样存在身后，后世情景化的实验和仪式过程是循吏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的基本方式，个人社会化进程需要经过社会结构的考验，是当时诸多政治仪式的选择和塑造的结构，而通过仪式构建将社会记忆转化为社会事实，循吏形象更加完善。

(一)横向上的选择：循吏人格的文化决定因素

循吏的文化构建存在着双向构成的路径，一方面是是个人的自我社会化，另一方面是进入官员系统后的社会化的情景的筛选，这两个双向构建过程是成为循吏的文化人格构建的两个阶段性步骤，按照根内普的解释，需要经过不同的阈限才能实现自己身份的过渡[22]，大卫·科泽[23]开始将仪式理论研究政治过程，隔在制度和个人之间的则是许多具有普世和传承意义的价值观念。

我国的古代个人修身标准和管理选拔标准存在着高度契合，许多传统文化对循吏价值取向产生了影响，也为有志于成为循吏者提供了参考标准，比如成为士大夫、大丈夫、圣贤等，传统的儒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中关于至善追求和理想境界既是成为循吏之前的必要准备，成为循吏需要合格的道德修养，许多家训(这是古代重要教育模式)中就有这样的教育[24]，也无形中影响了官员选拔标准，从官方有相当多的经验和总结，比如《贞观政要》[25]，这种个体社会化过程与社会体系是息息相关的，我国历史上存在着多重官员选拔制度，孝廉、九品中正制，还有一系列辅助系统，成为幕僚，而后经受选拔，再或者由权贵恩酌，与社会系统的的互动过程，无论是成为循吏的准备阶段，还是进入官方系统以后，循吏的对社会规则的自我训练是需要一以贯之的，经过这种仪式过程也就取得了自己身份合法化，进入国家干部梯队。

进入国家干部梯队以后，循吏就将面临多重的社会化结构因素的考验，如果就其制度的影响力的可以把握力度，可以将显制度和隐制度两个部分，显制度的包括国家体制、法律制度、官员制度、公共政策等，隐制度则包括了地方信仰、家族势力、特殊政治群体。循吏一方面在忠实有效的执行的国家既定制度，维护国家意志在体制系统和整个社会秩序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是在治所实现有序治理，对不同社会系统的平衡，而这种治理秩序的评价，评价标准是不一致的，是多元学说共同塑造的。正如贾金易分析儒家、道家、法家对我国官德的完善时指出，比如儒家提倡的“修齐治平，正己修身，为政以德”，道家强调“从政者要生活俭朴、勤俭持国，反对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法家则更强调制度建设，包括“为政操守、官吏选拔标准、官德养成方式以及德治与法治关系”等[26]。而这种多元的思想环境，这就造成了公共行政环境“差序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27]。这是我国治理格局的历史底色，如果展开论述是不一而足的，但却是循吏治理风格的差异的重要原因。

按照人类学中文化建构人格的观点，循吏的成长是得益于传统的社会体系中文化和制度的支撑，尽管循吏包涵的内涵是随着历史变化的，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都需要回到所在的社会体系寻找依据，对循吏治理才能的理解就是要这些文化和制度的逻辑，从历史上来看，文化和制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差别在于具体的时代精神，除此之外的关于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等许多集体共识是亘古不变的，这包括群己关系、义利之辨、理想人格等。当我们的先辈在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只能给出当时的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意义是基于宏观的治理问题为这个话题破了题，上述具体问题的回答是所有朝代的官员都要回应的，作答者回答风格不同决定了其作风差异，也决定了其在民间口碑和评判标准，对循吏、酷吏、良吏的评价多元化，没有固定标准，但是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恰恰能说明自我选择在其中的作用。

而在仪式学家的眼里，在成为循吏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不同仪式过程，是个体社会化与社会制度的双向互动过程，通过了仪式过程就赋予了循吏个体的合法性，通过循吏的造就和选拔实现了对权力秩序的分配和调整，循吏个体对仪式文化的内容体会也会回馈到社会制度上，这其中有循规蹈矩、萧规曹随者，也存在着不少改革家和有改革愿望的人，循吏群体也并非制度的机械执行者，不能做脸谱化的说明。

(二)纵向上的建构：成为循吏的集体建构路径

但是循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一种历史学、文化学意义上标准。这具有时代限制，循吏所带变的许多关于制度的价值和治理理念的评估是需要经过历史考验的，关于民间与循吏的互动也需要被表达，循吏的部分事迹是其生前，综合的多元的体制塑造了这种文化综合体。循吏身前的个体社会化和进入社会系统的作为固然重要，除了被当时人认可，也要经历一个文化建构和传播的过程，按照中国历史的评判标准，有些循吏的价值并不能在身前得到认可，或者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传播，其形象就有可能不丰满，甚至失真，这有赖于多种仪式过程的建构起社会记忆，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

在景军的记述中，孔家人复修祠堂寻求族谱的文本[28]，循吏文化的发展也依赖正史的详细记述，有“循吏第一”之称的孙叔敖以廉闻名，《史记·滑稽列传》：“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后汉书·后汉书卷二十七》 “宗正刘匡对曰：昔孙叔敖相楚，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孙竟蒙寑丘之封”，后世记录也日趋全面性，比如《宋史·列传第五十七·陈希亮》：“希亮为人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诛。然出于仁恕，故严而不残。少与蜀人宋辅游，辅卒于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养其母终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诸子学，卒登进士第……希亮为政严而不残，其良吏与”。

文学的民间的建构应该是一种补充，而从民间来看，则出现更为复杂的态度。《淮南子》中记载孙叔敖的后代“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其墓地保留至今，《宋书》卷九十五：“引众向寿阳，自青冈屯孙叔敖冢”，《魏书》卷十九中：“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其民间祭祀之盛也是其形象跨越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原因。广立生祠似乎是最为常见的办法，《宋史·程师孟传》中记载，程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生立祠。”于成龙也享受了这种恩遇，《清史稿·贤良祠》载：“雍正八年诏曰：‘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列祀典，受明禋。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春、秋展祀，永光盛典。’自是先后赓续入祠者……总督赵良栋、于成龙、……”，

至于歌咏循吏，也十分常见，《明史·方克勤传》记录了其治下百姓歌咏方克勤的歌谣：“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这种跨越历史的建构方式是多样的，还有大量诗歌文艺作品不及详列，这是历史人物形象构建的常用方法，比如关羽形象建构和传播就有多重主体建构而成，余者如地方神祇、妈祖等形象建构也都是这般模式。至于循吏，及至现代，如前所述的地方政府结集出版的文化图书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建构过程，也是促进循吏形象成为一种社会事实的重要保证，这是一种集体行为的选择，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特定社会范围内的共识，这种共识通过建立祠堂，形成文艺作品，集体仪式行为最终成为了社会记忆，并得以流传，通过记忆寻找循吏的文化心理特征，实现古今对话，这其中传承的则是前述循吏优良的品质，经历这样一种纵向的文化选择才能达成文化上的圆满，其实也是促进被列入的循吏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对于民间生活(历史的、民俗的)而言，就成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这种纵向的历史建构反映的是更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循吏互动，也可以看出，政治仪式对权力的生产是持续的。

循吏文化的构建大致经历了这种过程，循吏与酷吏、良吏一样都是蕴含了深刻文化含义，在历史书上具有了浓重的加工色彩，这恰恰说明了其在社会系统的中的深度互嵌关系，如何建构的过程反映了百姓的内心期许，国家制度和百姓运用仪式的方式对循吏理念实现塑造，对循吏标准进行筛选，确定其在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生活中的秩序，而循吏本身也在塑造这种文化加工程序，几乎所有的循吏都十分重视对乡贤文化的建设，供奉先贤，直到他们自己也被供奉在庙里，这样的过程的完成，也就宣布了新循吏文化的形成。

三、循吏文化在当下干部教育中需要改良

循吏以贤良闻世，其风范让人长久的怀念，在当下的干部教育中也有启发意义，但时过境迁，对于循吏文化的和精神品质的抽象继承，同时，对仪式对干部训练中的重要作用也需要调整，试详述如下。

(一)传统循吏文化要适应当代干部发展规律

如前所述，社会制度的张力促成了循吏文化的构建和传播，历史上的循吏群体的文化特质通过身前生后等一系列构建，循吏反应了许多核心命题包括国家制度的构建与执行、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等问题，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和实践，形成了循吏的执政风格，再加上部分文化作品的渲染和人民群众的口耳相传，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其中的优良品质，甚至是让人向往的，但是要考虑到具体环境的变化，步入现代社会以后，政治系统发展与农业社会时代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产业分类也日趋复杂化，治理难度和复杂性都空前的加大了，现代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史学意义上循吏所处时代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循吏文化展现出来的最为人称道的治理能力显然是不适合的，就干部所处的治理环境环境，不可能只以满足“劝课农桑”为目标了，循吏所固守的“忠君”“道统”更是需要抛弃的，尽管对干部要求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仍然是有现代价值的，但客观环境的复杂化，许多传统概念都需要重新理解。此外，就干部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干部发展和配备的依据也需要多元化发展，“循吏”式的干部未必适合所有岗位或者地区，这也证明了现代制度的发展对新时代的干部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一往无前的，我们面临的治理环境，有志于追比圣贤，追求做循吏应该契合这种社会发展大势，这与前人似有大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心态对这种文化中的复古心态，文化复古主义存在很多不良倾向，容易把循吏文化精神做庸俗化解释和脸谱话理解，对循吏的解释容易产生诸如守旧的印象，这一方面是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从前辈循吏从事的管理工作与现代环境对比而言，确实是单调，不会脱离农业时间定下的基本轨迹。我们需要把相关生成结构分析清楚，制度影响文化，文化决定人格，尽管发展环境发生变化，但是宏观社会系统没有变化，许多命题也是经久考验，需要给出新的回答，比如加强廉政建设，增强社会治理本领，强化为人民服务意识，是把这种传统主义的分析模式解释清楚，对带这种传统的态度也要杜绝风险，这位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做好准备，这需要有志向的人自己辨析，总的来说，在一往无前的美好向往中，和日益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该满足保持阶段性的稳定，对于前辈的根本精神要加以继承，比如爱国、爱人民、忠于职守，但是具体的工作经验需要自己积累，放宽历史的视角，这些经验会影响后来人，正如我们如何继承前辈，这是华夏文脉传承给当代有志向的人的要求。

(二)当代干部教育的中需要重视仪式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早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就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为官之道，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我体会到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为官之本。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二是为官之理。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三是为官之德。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四是为官之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里讲的义，不是指江湖义气，而是指维护公正，伸张道义”[29]。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建设的要求越来越深入细化，如对干部能力问题的要求，“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30]。如强调干部担当，“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保持定力、一往无前，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奋勇当先、实干担当”[30]。如强调干部法治意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要严守政治纪律，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31]。这些论述的要义一以贯之，显示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治党治吏的深刻认识，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国情的重要判断。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干部的期许是对传统官治文化的一种扬弃，同时也重视了干部自修与履行国家制度的关系。

新时代的制度和要求下，干部教育模式需要多元化发展，社会教育也是重要一环，促进干部群体，尤其是领导同志的自我反思，敦促干部群体围绕现实国情，反思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学习，贴近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优良传统，也是当代干部队伍在回答治理关系中必须坚持的立场。这是适应干部队伍多元化发展的必要，也是培养新时代干部新政治人格需要秉承的圭臬。从循吏文化构建中来看，需要关注到多元情景化模式的重要作用，其中仪式的作用在于“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内驱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能， 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的感染性场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接受效果”，现代的仪式作用也在于推动新的时代认同的文化逻辑，殷冬水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国家象征的表达是“法治化的、仪式化的和技术化的”，并认为这种构建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家认同建构[32]，党员干部在这种奋斗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度认同，坚定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总而言之，传统意义的循吏在当时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精神品质具有历久弥新的可贵特征，这是需要我们继承和怀念的，同时对循吏文化的继承需要重新审视，认识到历史差异性，把握其意义生产的社会结构因素。联想到当下，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干部成长面临着制度环境的更新、治理内容的变化、新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更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的变化促使我们反思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干部队伍的养成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