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级会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前言：“贵州苗疆”的提出

“苗疆”，其构成主要有两个重要文化元素，一是作为文化主体的“苗”，另一则是“苗”生活的地理文化空间，从字面上来看，主要是指苗族居住与生活的疆域，实则，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苗”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不同的涵义；“疆”，按其字义是指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疆地区。“苗疆”跟苗族生活的地理空间紧密相关，但又是在一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生成。苗族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主要集中于两个省份，一是湖南，主要是毗邻黔东北的湘西地区；另一则是贵州省诸地，其中，黔东南是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苗疆”也主要指这两个地区，后代学人把二者分别称为“湘西苗疆”与“贵州苗疆”。贵州地处西南边疆，又因为苗族最多，因此，外界常用“苗疆”代称之。 “贵州苗疆”也不只是个概念，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涵义，它对于今天贵州地域文化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史料:开启苗族先祖的书写

“苗疆”中的核心对象是“苗”，是理解“苗疆”文化内涵的切入点。今天我们多理解为“苗人”或“苗族”，然而，“苗”从外延与内涵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苗”可以从追溯苗族的先祖开始。上古时期，苗族先祖居于东夷地区，即长江下游地区，史称“九黎”，其首领蚩尤与炎黄二帝角逐中原战败后，“九黎”部开始南迁，从此也开启了苗族漫长的迁徙史。随后，他们渡过黄河散居于江淮一带，史称“三苗”。尧舜之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放驩兜放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史料中的“驩兜”“三苗”，皆为苗族的先祖，苗为三苗的后裔[1]。从中，也可以看到从蚩尤部落到九黎、三苗，再到南蛮与西戎的一部分，他们之间存在的一定承继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夏商周时期的荆蛮，与三苗一脉相承[1]。楚人有一部分也是三苗的后裔，苗族的先祖[1]。也因为战争，苗族先祖的一支不断西迁。秦汉时期，迁到武陵地区，与当地族群如瑶、畲等先民们，一起成为“武陵蛮”的主要部分。至沅江上游的五溪地区，又被称为“五溪蛮”[1]。唐代始称“苗”，这里的“苗”与今天之“苗族”有一定差异，但从史料中不难看到“苗”人发展迁徙与称呼变迁的主要脉络。称呼在苗族迁徙过程中不断变化，但在对苗人的描述与书写上大抵相同。

因为蚩尤的战败，其后的“九黎”“三苗”“驩兜”等在《国语·楚语》《史记》等史书中，也多被视为“不服”“为乱”者，如《尚书·虞书》记载：“苗民逆命”。《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记载了大禹同三苗征战激烈，而后三苗集团惨败情形。又有《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有苗氏负固不服。”《国语·楚语》：“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汉代刘向《说苑·君道》中有：“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西晋时的《帝王世纪》有：“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荀子·赋篇》：“干戈不用三苗服”。类似的书写颇多。从中可以看到，上古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征战，通过不同书写使得苗族先祖们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好战的印象，也为后来三苗后裔的书写打下基础。

苗族给外界留下的又一印象是“神秘”，这与其自先祖以来的文化信仰紧密相关。苗族在信仰上主要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名目众多的神，体现为在生活中信巫尚神，这在古代已有记载，如《国语·楚语》中有：“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家为巫史……”。《尚书·吕刑》中也记载有：“三苗昏乱，相尚听于鬼神”。就祖先的起源，苗族认为其先祖也与某动植物相关，或者源起于某动植物，如《后汉书》《水经注》等史书中记载有关苗族先祖盘瓠之说，或者蝴蝶妈妈说等等。这些信仰传统体现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与仪式活动中，表现为图腾崇拜与仪式祭祀等。如嘉靖时期的《贵州通志·风俗》中提及的苗年通过椎牛以祭祀鬼神的情景：“十月朔日为节，乃椎牛祭鬼，大集种类，男女食酒，吹芦笙。”类似的仪式活动还有牯藏节、椎猪、祭盘瓠、还傩愿等。这些神巫信仰，虽然至今广泛见于各民族的祖先祭祀、节庆活动及日常生活中，以祈求祝福保佑平安。充满着浓郁的神巫信仰色彩的仪式与文化活动，再加上竹王、盘瓠等传说，为黔地蒙上了一层原始神秘的色彩。

苗族先祖作为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主体民族，在上古时期，因多次参与政治集团的争夺战且多次战败，在史料中留下了“不服”与“好战”之名。其原始性的神巫信仰特点，因猎奇性的书写，给外界留下了神秘性的印象。这些具有文学性的文字书写，在身份态度与文化特点上为“苗”的角色书写奠定了基调，也为后来一些史料书写、民间传说、他者想象奠定了基础。

二、矛盾冲突：在“中心—边地”互动中强化“苗疆”

如果说古代史料的书写为“苗”的角色书写奠定基调，那么，明清时期的地方矛盾则是贵州“苗疆”概念生成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期，贵州主要辖于夜郎集团。东汉及以后，苗族陆续西进，分别于今湖南湘西、四川南部、广西北部等地迁入黔东北、西北与东南[2]，入黔后的苗族得以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并逐渐成为黔地重要的文化主体之一。然而，自元朝以来，朝廷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加强，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引发了土地与经济利益分配等诸多矛盾，尤为明清时期。

明朝时期，卫所的设置和军屯制的兴起，需要占据大量的良田沃土，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再加之有官兵们依仗权势施行残暴统治，更会激化矛盾。如《明实录》记载：“湖广、贵州苗……共来为乱，其祸始于频繁征伐云南，往来供役，不胜其苦。又因……互争田土，有司受其贿赂，判与不公。亦因边将及有司剥削侵凌，激其变变。”又如，正统六年(1441年)，行在户部员外郎高佑奏：“又贵州、云南二都司各卫所军职官员，不思保障军民，科敛土官、土民财物，以致逼迫非为。”在如此状况下,各族人民的抗屯起义不断出现，并延续几百年。这些起义，因为主要在苗族聚居区，并以苗族为主，所以史料中多称为苗民起义。明朝此类有规模的抗屯事件就有20余次，平均13.5年即有一次[3]。清代改土归流以来，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引发了更为频繁的苗民起义。有些大规模的起义，延续几年甚至十几年，例如，乾嘉年间，以石柳邓、吴八月为首，发起的以“驱逐客民，夺还苗地”为口号的乾嘉苗民起义，长达十一年之久，朝廷前后动用了七省近十万的兵力镇压，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物力，折损了不少朝廷要员，包括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咸同年间，陶氏兄弟领导的苗民起义前后延续七年，最后朝廷集五省之军力镇压；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民起义，前后延续了十八年之久。这些起义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对朝廷与当地诸多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明代 276 年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事的年份共有145 年，占明代一半以上时间；有清代267年历史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争的年份长达227年，占清朝年份的85%[4]。期间，不乏湘黔一带的苗民起义联合起义，或此起彼伏。几百年高频率大规模的苗民起义，对朝廷与湘黔一带的诸民族无疑都是重创。这些重大事件也进一步影响着外界对苗民的认知。

自上古时期以来，苗民先祖都被贴上了好战的标签。元明清时期频繁的苗民起义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说法。自元代以来，苗民便成为朝廷关注的对象，明清时代，“苗患”“苗乱”等词成为《明实录》《清实录》等史料中的高频词，云贵总督鄂尔泰也曾提出“苗患大于土司”。苗民被视为野蛮无教的蛮民，叛乱的隐患，因此，湘黔一带的苗区管理，也成为朝廷开辟西南边疆历程中一个重要问题，受到朝廷高度关注。“苗疆”在频繁来往的官文与治苗方略中，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不断被提及与被强调，并在相关书写中不断得到强化。

明清时期频繁的地方矛盾，可以说也是长期处于羁縻状态的多民族西南边地进入中央朝廷统一管理的转变历程的反映。也因此，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与地方流官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并积极了解湘黔一带以苗为主的多民族地理人文，分析事件原因，积极探索建设苗疆的方法，并拟定了系列“苗疆”管理的策略，包括提出“华夷一家”，恩威并施，办教育开民智重教化等，尤其是傅鼐与严如煜等人提出了系列治苗方略。总体而言，这段开辟苗疆的历史，虽然有矛盾冲突，但在客观上推动并强化了“苗疆”作为一个特殊地域文化空间的存在，并推动着外界客观地认识与了解苗疆。

三、交融互动：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对苗族的认识，从远古直至明清时期，都是他者的表述。不同时期的表述因为受夷夏观的影响，不免带有他者的想象与主观看法，难免有失偏颇。内在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方为“苗疆”核心。要了解“苗疆”，不能只看他者的书写与外界的传闻，要深入“苗疆”内在去探究。“苗疆”中的“苗”并非仅指苗族，而是以苗族为主的多民族的统称。自古以来就有多个民族在黔地生息繁衍，他们在文化生活上长期互动交融，共同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苗疆”社会。

(一)历史上的多民族文化主体

贵州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是个多族群联盟的政治集团。苗族分别于秦汉、三国以及南北朝等时期迁入黔东北、西北与东南，与当地多个民族交错杂居，其时，黔东北有仡佬族，黔西北为彝族和仡佬族，黔东南有侗族和水族[5]。早期对贵州诸民族的称呼，多被纳于西南族群的统称中，秦汉至唐宋有诸如“蛮夷”“西南夷”或“西南蛮夷”等称呼，再有僰、濮僚等专称。苗族也在不同时期被纳入这些统称中。唐始有“苗”称，元明清至民国，诸民族多被称为“苗夷”“苗蛮”等，其中之“苗”，并非仅指今天的苗族，而是包括以苗为主的多个民族。如明代《广志绎》中有：“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百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虎犵狫，曰花犵狫，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总之盘瓠子孙[2]。这其中，称为“仲家苗”即为今天的布依族[6]。“罗罗”即为今天的彝族。其中所提及的苗，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苗、侗、彝、布依等诸民族。又如《百苗图》列举的贵州八十二种民族支系中，第一幅“猓玀”即为古代汉族对彝族的称呼[7]。明代因屯兵入黔的汉人(今称“屯堡人”)也曾被视为苗人的一种，被称为“凤头苗”等[8]。可见，古之“苗”包含着多个民族。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苗”才专指苗族。

贵州多民族，除了当地土著外，还有不同时期从中原等地迁徙入黔者。春秋战国时期，夜郎已与巴蜀建立了南北互通的僰道；秦时便有五尺道；这些通道的开通，为早期不同民族的往来提供了便利。西汉时期，有大量巴蜀“吏民”“罪人”“板楯蛮”等进入夜郎[9]。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西南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之时，百越向北迁徙，南蛮向西移动，皆在贵州高原会合。当时入境的汉人不多，他们在当地民族的影响下逐渐“变服易俗”被同化[10]。元代以来，中央朝廷对西南管理加强，不断有官兵及各色人等入黔。明清的“调北征南”和“改土归流”使大量中原人士入黔。今天安顺屯堡人就是明代屯兵随军入黔者，主要来自江苏、河南、安徽、江西等省[11]；元明清时期的移民除了在当地作官任职、屯兵戍守外，还有就是贬谪或犯罪流放者，以及一些因贸易或战争等其他原因迁入者等。现当代以来，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就更为频繁。

虽然“苗”包含着多个民族，但“苗疆”概念的产生离不开苗族的迁入。秦汉时期，苗人入黔并逐渐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主体民族。外界对苗的认识是被纳入对西南族群的统一认识中，西南族群的奇风异俗多因猎奇性的书写广受关注。可以说，明清之前，名义上的“苗疆”还未形成，但在文化主体及身份意蕴上形塑着其多民族的文化内涵。

(二)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

不同时期的入黔者与当地诸民族长期和平共处，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动交融，并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同民族也以不同的方式记忆与表达着对彼此的情感，如苗族古歌中就有对苗汉兄弟之情的永恒记忆与深情表达：“松树栽哪里?杉树栽哪里?……枫树枝桠多，枫树枝桠长，栽在山坳上，苗家来歇气，汉家来乘凉。”[12]这些古老的口头记忆，根植于苗族人的古歌传统中代代相传。再有，黔东南从江县占里侗寨与付中苗寨都共同传承着“祖公上河”到“占里定居”的历史记忆，历代保持“兄弟村寨”的关系，至今仍通过“月也”活动以保持友好往来与和谐共处[13]。类似的美好记忆在多个民族间广泛流传。不同村寨之间共同的历史记忆，生动体现了各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建立的深厚情感，也展示了多民族村寨处理不同族群关系的人生智慧。

多民族文化是“苗疆”建构的重要内在条件。多民族聚居推动民族文化的交融，这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就苗族而言，漫长的迁徙历史使苗族各氏族或部落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并形成若干支系，从而产生文化的多样。我们常看到的“红苗”“黑苗”“白苗”“花苗”“长角苗”“短裙苗”之说，实为外界用不同颜色与服饰对苗族进行分类。尽管苗族支系繁多地域分散，但其根本的文化传统并未因此而有差异或消失，包括语言、节庆与信仰祭祀等。苗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跟农业生产与精神信仰紧密相关，表现在祭祀、节庆与娱乐等活动中，如大型祭祀活动“吃鼓藏”，隆重的“苗年”，热闹的“四月八”“姊妹节”等。很多活动都围绕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的祖先崇拜与神巫信仰等展开，这些精神信仰也广泛根植于贵州其他少数民族中，并体现在不同的节庆仪式、生产生活、服饰建筑与审美绘画等方面，在史料中常被视为野蛮落后与神秘的表现，如彝族的毕摩文化、水族的鱼信仰、布依族的地戏、侗族的萨玛节与鼓楼文化等等。系列神巫信仰色彩浓郁的民族文化传统，赋予了“苗疆”古朴自然、丰富多彩而又瑰丽神秘的文化特征。

其次，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汉文化对当地各民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等。近现代以来的考古也说明，秦汉以来，汉文化从不同方向的传入对当地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14]，诸如巴蜀与中原铁器陶器等的输人、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的推广、家畜家禽的饲养[15]，王阳明思想的传播等等。外来思想与技艺的传入，对贵州诸民族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屯堡人”为明代屯兵迁入贵州，穿青人也是明初随军入黔，自称来自江西。二者都有各自标志性的文化活动，即屯堡人的“地戏”和穿青人的“庆坛傩戏”。经历几百年的发展，这些文化活动既保留有中原文化特点，又已融合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特征。近百来年，贵州几次成为重要的文化交汇之地，抗战时期，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根据地，多家机构单位迁至贵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上万知识分子走进贵州。这些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全国各地的外来者不断在增加。千百年来，不同的入黔者与当地民族，既各安所居又共生共融，在黔地这一地理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他们在文化上彼此独立却又不断互动影响，创造彼此不同却又共融共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作为贵州“苗疆”的文化基础与核心，内含着不同的思想与精神追求，外化为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呈现给世界一个多民族交融互动、多类型文化共同发展的精彩苗疆世界。

四、苗疆世界：贵州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

(一)夷夏观下的历史书写与他者强化

根据表述者与表述对象的关系，表述类型可分为自表述与他表述。表述者的表述受到时代背景、社会政治、语言文化与身份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会有表述的差异[16]。“苗疆”这一概念便是在他者表述中不断强化而形成。春秋时期的《国语·楚语》，汉代的《史记》《汉书》，南北朝时期的《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再到宋代的《太平寰宇记》等史料，对苗族先祖以及西南诸民族的记录，多为对其野蛮无教或奇风异俗进行妖魔化书写。这些书写，是长期以来的夷夏思想观背景下文化中心自持者对于边疆族群的表述。他者的书写，不但在社会政治与文化身份上强化了“苗”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贵州”作为一个独特文化地理空间的存在，为外界以及后人对“苗疆”展开丰富想象与多样化表述提供了基础。

(二)文化自觉下的自我表述

民国以来，随着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展，国内对西南各民族的研究越发客观与深入。继国外传教士及学者诸如鸟居龙藏等人之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吴泽霖等人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不同于以往他者带有明显偏见的书写，以一种人文科学的态度力求客观地呈现贵州苗族及其他诸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揭示“苗疆”真面目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民族政策的推进，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系列民族文化、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当地各民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不少本地人积极投身到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调研，以“我者”的身份向外界介绍本土文化。与古代他者书写不同的是，本地学者更倾向深入挖掘与广泛展示本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优秀文化传统与文化智慧。可以说，本地人正积极地以“自我”表述的方式向外界展示贵州“苗疆”多民族文化的内核意蕴。

(三)苗疆世界：多民族融合的贵州文化形象建构

当代以来，黔东南甚至贵州多地都有以“苗疆”来指称本地地理文化空间，如2020年雷山县的苗年庆祝活动中，多处可见用“苗疆”来指称当地。再者，本土诸多文人作家都以不同方式进行“苗疆”叙事，讲述儿时记忆与家乡情怀。同时，“苗疆”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与文化符号不断用于进行文化生产，很多文化产品的宣传推广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标注“苗疆”，以吸引外界的关注，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可见，今天的“苗疆”不只是一个概念，同时，也成为了一个被当地人积极使用以聚焦他者眼球、满足他者远方想象的文化品牌，一个地方的代称。

总体而言，“苗疆”是在不断表述中建构出来的一个文化概念，是在夷夏格局思想背景下，由上古时期蚩尤战败及苗族迁徙开始，从秦汉时期苗入黔地到明清时期，再到现当代，经历了由他者书写到自我表述，再由自我与他者表述相结合的过程。“苗疆”也在多元表述中得到不同的诠释与丰富，并逐渐生成与不断发展。对于他者的表述，历史上多带有猎奇性或歧视性、妖魔化的偏见，如苗疆族群的奇装异服与粗鄙装束、令人毛骨悚然的百虫巫蛊传说、各种魑魅魍魉的惊恐传言，等等。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平等观与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民族学与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对苗族等西南多个民族不乏客观的书写。近几十年来，本土书写日渐丰富多样，表述者打破“他者”的表述视角，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对本土文化进行自觉呈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上的他者表述在客观上形成某种对话。近期，“古苗疆走廊”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贵州“苗疆”之说。可以说，由古至今，在“中心-边地”互动的背景下，在以苗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他者”与“我者”的多元表述，从不同层面共同建构了多民族融合的“苗疆世界”这一贵州地域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