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槟硕

守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旧法治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新法治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标志我国法治建设的升级，同时也表明党和国家对法治建设有新的理解，是新法治理论对原有法治理论的升华与发展。(1)参见范进学：《“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载《法学》2018年第3期。其中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强调“全面守法”，一方面，这表明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心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法治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与重心应转向包括守法在内的法律实施。另一方面，也表明法治社会的建成主要不是依靠执法、司法。尽管人们对法律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他们对执法与司法活动的直观印象与间接经验，但有序的社会秩序表明，社会总体符合法律秩序的框架安排，呈现为整体守法的状态。社会中的大部分主体都选择守法，只有少部分主体会进入到执法或司法视野。若大部分主体选择违法，则法治建设可能面临溃败的风险。因此，防患于未然，探究人们守法或违法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守法环境、推进法治教育，比描述社会整体守法的实然状态更重要。只有更多主体选择主动守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减少法律资源的事后投入，保证法治建设在社会治理的末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