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烨，李艳萍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一、引言

著名的华裔女作家闵安琪，其代表作《红杜鹃》一经问世，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被《纽约时报》评为当时的畅销书。此外，闵安琪还出版了《狂热者》《成为毛夫人》《兰贵人》等著作，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是性格鲜明、勇敢坚毅、具有宽恕豁达思想的人物，如杨柳、赛珍珠、卡罗琳等。曾被《每日邮报》誉为“一首爱和友谊的赞歌”[1]的《中国的珍珠》，以二十世纪初巨变中的中国为背景，并以杨柳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一段她与赛珍珠之间刻骨难忘的友情。虽然历经种种磨难，遭遇暴乱等残酷迫害，却始终没有因为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曲折而放弃这段姐妹情。通过对杨柳和赛珍珠的坎坷一生的细腻描写，使一个富有善良、真挚、宽恕等美好品质的中国人的形象呈现在中西方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本书中儒释道对“宽恕”思想的阐释。尽管有关儒释道文化的书籍中没有与“宽恕”一致的对应词语，但各家却以其核心思想进行诠释。儒家以“仁爱之心”表达宽恕思想，释家将宽恕概括为“慈悲为怀”，道家运用“报怨以德”传递宽恕的内涵。

二、儒家的宽恕思想：“仁爱之心”

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于1833年携妻子卡罗琳来华传教，先后开辟了镇江、清江浦、宿迁等传教站。赛兆祥对待信仰虔诚、传教热忱、不避艰难、不辞辛苦，深受教徒及村民的爱戴，并使美南长老会在江苏北部的城乡深深扎根，而赛兆祥所具有的“仁爱之心”的宽恕思想是推动他公而忘私的关键。

儒家文化注重将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相结合，以修身养德为基础，以实现王道与仁政为目的，即“内圣外王”。儒学的“内圣”体现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等方面。“外王”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上，表现出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内圣”与“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关系，只有通过修身养德，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的标准，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外王”目标。而“仁爱之心”是实现“内圣外王”的前提。在华传教期间，赛兆祥以仁义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身行为，面对教徒及村民时，他一视同仁、待人以诚、爱人如己。他与无所事事、以偷窃为生的杨柳的父亲成为至交，并将管理教堂与教徒的重任交予杨柳的父亲，而自己却跋山涉水、不畏艰险、不远万里到各地传教。在传教过程中，赛兆祥兢兢业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常为村民及教徒奉献陪伴家人的时间。他的仁义与诚意深深地获得村民及教徒的信任与拥护，在他即将因为杨柳的父亲的失误而失去传教士的职务时，是村民及教徒的集体反抗，使得赛兆祥免于惩罚。而他的“仁”与“修身”，促使了村民与教徒的团结与和谐，真正地实现了“外王”目标。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以“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以“爱人”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并以“忠恕”而一以贯之。“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将其作为实现“仁爱”的根本准则。倡导“亲亲”，即对亲人之爱推及到“他人之爱”，做到“推己及人”。杨柳的父亲为揭发赛兆祥及其家人的藏身之处而深感愧疚时，赛兆祥并没有责怪他，而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鼓励他一起面对所处的困境，并且依然信任地将教堂和教徒交给他管理。而“忠”则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即尽心为人，在培养自己品格的同时，也给予他人启发。对于残暴的乡巴佬皇帝，尽管他险些杀掉赛兆祥及家人，可心怀“仁爱之心”的赛兆祥也给予其同样的原谅与包容，没有丝毫怨恨，用宽恕将其引入正途，让他成为基督教的一员，拥有信仰，成为仁人。赛兆祥以“仁爱”的方式实现“宽恕”，并深深地影响到每一个教徒及村民，致使这个集体更加地团结与和谐，共同应对所有困难与灾害。

三、释家的宽恕思想：“慈悲为怀”

佛家文化将宽恕思想植根于“慈悲为怀”与因果业报中，即“慈悲为怀”蕴涵着宽恕思想，而因果业报是为了实现“慈悲为怀”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佛家文化强调普渡众生、以慈悲为首，并将其作为佛家思想的根本精神。“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力，弘益众生”[3]。倡导人发扬博爱精神，扶贫济困，救人于危难之中，给予他人普遍的关爱。不怨恨他人的伤害，要心怀慈悲，倡导人们培育良好的道德品质，不去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赛珍珠的母亲卡罗琳救人之急、解人之危、心怀慈悲，虽然卡罗琳目睹杨柳偷吃煎饼，但为了保护杨柳及其家人的尊严，极力维护杨柳，否认她的偷窃行为，选择以包容宽恕的态度解决冲突，而不是怨恨或者当众指责。事发之后，卡罗琳依然温柔地对待杨柳，帮助她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把杨柳当成亲人。在杨柳的奶奶病危时，是卡罗琳的及时援助，才使得奶奶的病重状况得到好转；并且帮助杨柳走出被丈夫虐待的不幸婚姻，资助她去上海求学，追求知识，使自己的人生得到升华。

根据佛法的缘起论与因果业报理论，缘起论主张一切诸法皆是由于因缘而生起的，即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对的，都有互相存在的关系和条件，否则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将无法生起，并且组成的因缘一旦散失，事物本身也将归于乌有。因果业报理论主张“因”就是一切事物的成因，“果”就是事物的结果，“因”即“业”，受到的“果”即为“报”，凡果必有因，怎样的因便产生怎样的果，因果必相应。缘起论与因果业报理论共同阐释因、缘、果三者是相依相待而存在的关系，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倡导人们心怀慈悲，造就善果。卡罗琳所拥有的心怀慈悲的美好品质，对杨柳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杨柳与赛珍珠的成长提供有利的指导。卡罗琳的慈悲精神造就了善果，在赛珍珠返回美国后，卡罗琳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为使大洋彼岸的赛珍珠能够安心生活、完成学业，与之毫无血缘关系的杨柳陪伴卡罗琳走完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在卡罗琳的影响下，赛珍珠拥有与母亲相同的慈悲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赛珍珠为一个乞丐及其孩子提供住宿，使其母子免受风雨与寒冷的摧残。由于这一慈悲的善举，换取了乞丐誓死保护赛珍珠及其家人生命安全的决心。卡罗琳与赛珍珠以“慈悲为怀”阐释“宽恕”思想内涵，并用一生诠释万事皆缘起、宽恕待人获得善果的“因果业报”等慈悲思想。

四、道家的宽恕思想:“报怨以德”

杨柳和赛珍珠之间的友谊，从孩童时期就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期间经历过几次分离，但她们的感情却有增无减。她们都经历过不幸的婚姻，杨柳十四岁时嫁与他人，时常遭到丈夫的虐待，赛珍珠面对的则是丈夫对她的漠不关心与责备，因此只能将自己投入到写作当中，以求得心灵上的慰藉。感情受到创伤的杨柳，内心渴望一份真挚的情感，徐志摩的出现却成为她与赛珍珠之间的一次考验，而宽恕则是化解这次友情危机的契机。

道家文化将“宽恕”与其核心思想相互融合，倡导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的不公正与仇恨。“道”是万事万物的最终归宿，是最简明又最深邃的事物规律。道家的核心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成为探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准则。“无为而治”并不代表着无所作为，而是要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遵循客观规律而为。“道法自然”倡导人要以自然的态度对待自我、对待他人，遵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发展。赛珍珠所帮助的乞丐的儿子“先锋”因权力的诱惑加入江青的队伍，当杨柳因公然维护赛珍珠而被江青囚禁长达数年之后再次回到家乡时，“先锋”毫不念及昔日赛珍珠给予他与母亲的恩惠，对杨柳施加惩罚，命令她打扫公共卫生间，走上街上游行，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对赛珍珠进行抨击，用暴力的语言对杨柳进行侮辱，在杨柳的精神与身体上施加折磨。但忍受屈辱的杨柳并没有憎恶或者报复“先锋”，而是尊重客观规律与事情的发展方向，顺其自然，不给予干涉，最终“先锋”因江青的倒台而获得应有的惩罚。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老子主张“为而不争”，“为”包含“既以为人”即一切为了他人,和“既以与人”，将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给予他人。“斗争”是指在名利地位面前，不与人争名，不与民争利。体现出宽恕、包容、平和的处世态度。杨柳在未见到徐志摩之前，就已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深爱着徐志摩。然而，徐志摩却对赛珍珠一见钟情。当“杨柳把徐志摩和赛珍珠的见面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并目睹他们之间感情不断升温时，杨柳觉得自己是个偷窥鬼”[4]。她虽然内心十分挣扎，充满对赛珍珠的嫉妒，对徐志摩爱的渴望，但杨柳最终选择祝福赛珍珠，宽恕这段感情，真正地做到了“为而不争”，以“逍遥释然”的态度解决矛盾。

此外，老子还主张“抱怨以德”思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5],即用清静无为的道德来应对别人对自己的怨恨。当赛珍珠与徐志摩的感情出现问题时，杨柳会给予帮助与劝导。杨柳的选择体现了道家所倡导的“抱怨以德”的宽恕思想，在面对感情冲突时，她没有责备或怨恨赛珍珠，而是以宽恕与包容化解矛盾，帮助赛珍珠解决感情上的困惑，使她与赛珍珠之间的友谊更加坚固。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的珍珠》中的宽恕思想的剖析，以及对杨柳与赛珍珠之间故事的解读，一段历经坎坷却又悠远的跨国姐妹情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无疑是一首爱和友谊的赞歌。在打破国外读者眼中固有的丑陋的、自私的、残暴的中国人的形象，塑造具有宽恕思想的、善良的、团结的、无私的中国人的形象的同时，闵安琪也在向中外读者展现了文化自信，表达自己对我国文化及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其中儒释道文化所蕴含的宽恕思想符合21世纪的道德观念，成为为人处事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准则，调节个人心理平衡的重要行为方式，以及促进精神生活提高的力量来源。不仅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培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提供有利参考，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助力国家富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