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昕

《诗经》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超逸于经学范畴，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是古代诗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文学史上当然早有伏笔，例如唐人以“复古”意识重建诗学轨范时，《诗经》就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陈子昂主张以《诗经》风雅精神反拨齐梁诗风，李白感叹“大雅久不作”，杜甫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仿“《诗三百》之义”而作《新乐府》五十篇，都是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但是，该现象系统性的成熟则晚至明代才出现，是经学与文学实现高度融合的重要标志。

在明代立国之初，以浙东、江右、闽中等为代表的地域诗学流派共同收束了元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潮流，并开拓出属于明代诗坛的雍容气象，形成了台阁文学对山林文学的统辖地位。而当宋濂、王袆、方孝孺等浙籍台阁文人在洪武末年至靖难前后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国初诗学的台阁气象便由江右派传承下来，延续到永乐之后，形成了以杨士奇、梁潜、金幼孜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诗学。旨在“鸣一代之盛”的台阁诗学，若探其本质、穷其根源，实与诗法宗尚密切相关。这种宗尚跳出了传统的宗唐抑或宗宋的争论，甚至连汉魏六朝都不是其本原，而是直接将《诗经》作为一种核心的建构力量，安插在诗学大厦的基础位置上。《诗经》不再是一种被捧于高阁却又实质上被敬而远之的“远传统”，而是成为诗人在建构其诗学理念时不得不去倾心切近的“近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