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莎

现当代西方对科学的依赖和尊崇在世界史上无出其右。这一文明特征在19世纪的英国初显端倪。科学在19世纪英国社会所赢得的至高无上地位，历史学家罗宾·吉尔莫（Robin Gilmour）是这样描述的：

在业余层面，科学化身为自然史，差不多成为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全民爱好。在职业层面，科学成为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对古老大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在教育体系中建立科学学科，千方百计争取公共资金资助科学研究，奋力赢得尊贵的专业地位。在新兴的工业城市，科学化身为推进公众卫生运动成为社会改革的前线……1860年以后……科学变成一种日益自信和帝国色彩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开始把手伸到此前不归它管的领域——人类行为研究。“科学”得到广泛认可，被看作是打开所有门户——从社会结构到潜意识的工作机制再到宗教经验本身的魔法钥匙。①Robin Gilmour，The Victorian Period：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1830－1890，London：Longman，1993，p.111.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科学伟力的信心达到巅峰，以至于英国社会学奠基人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感叹：“很难理解，七八十年代最发达强健的头脑无不天真地相信，通过科学，仅仅通过科学，就能把人类的苦难一扫而光。”②Beatrice Webb，My Apprenticeship，London：Longmans，Green＆Co，1926，p.126.她把这种“近乎狂热的信念”部分归因于英国社会对科学家的英雄崇拜：“科学人士是那个时代英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自信的斗士，把神学家们打得落花流水，把神秘主义者打得一败涂地，他们使哲学家们接受他们的理论，让资本家们接受他们的发明，令医疗界承认他们的发现——这些谁会否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