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艳彬

(南昌大学 历史系，江西 南昌 330031)

明清社会开发与环境演变问题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学者们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围绕着气候演变、动植物分布变化、水系河道变迁、自然灾害与水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总结[1-3]。除了区域性实证研究外，也有许多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反思[4-7]。在鄱阳湖流域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围绕水资源环境、土地利用与开发、疾病与自然灾害、动植物分布与变迁、生态文化等方面展开[8]。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鄱阳湖流域整体空间视阈出发，探讨明清时期流域内山地和湖区水利开发与环境演变之间的多重关系，阐述明清鄱阳湖流域环境演变的内涵及缘由。

鄱阳湖流域的地理形势主要分为平原、丘陵和山区三个部分，就水利环境和水旱灾害而言，沿江平原地带多为水潦所困，而丘陵和山区则多苦于旱灾，由于各地农田耕作所面临的水利条件有所不同，于是水利任务和形式也就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在鄱阳湖滨及赣江、抚河、饶河、信江、修水及其支流水系两岸等滨江沿湖地区，由于河湖水系发达，圩堤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影响。如丰城县“为赣、吉下流，地势洼甚，每岁春夏水暴至，方县数十里汇为巨泽”[9](卷五)；而在广大山区则是认防旱任务为重，陂塘等灌溉水利意义非常，如吉安府龙泉县(今遂川县)，同治《龙泉县志》中记载了当地水旱灾害的不同影响：“旱涝皆灾，而旱灾倍于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