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群，方 乐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引言

长期以来，推进海外投资在中国一直被视作重要的发展进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便鲜明地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借由“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模式的落实，海外投资的深度推进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截至2019年末，中国已设立4.4万家境外企业，对外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建设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新冠肺炎疫情等形势变化，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即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对推进海外投资发展进路的摒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为了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而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周诚君，2020）。在强调内需的新语境下，双循环仍提倡对外开放，但要求由原先的粗放式对外开放提升至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然而，鉴于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欲实现高水平的海外投资，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便是如何防范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国内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国有化征收、政府违约、恐怖主义等诸多政治风险，且这种风险具有难预估、难救济等特质。政治风险给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比商业风险更为严重。考虑到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局势尚不稳定，且中国海外投资集中于金融、能源等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行业，政治风险的集中发生会对中国海外投资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