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成县 742500)

生活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普通民众因为现代医学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危害极大的瘟疫多以淡忘。然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降临，整个社会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尽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这场瘟疫远没有离去的迹象，时至今日，也无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背景对这一瘟疫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一时间各种版本的解读充斥学术期刊及网络媒体。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医学从业者对此次瘟疫持谨慎态度，各种疫情拐点预期似乎仍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预期。疫情依然在肆虐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短期内看不到缓解的迹象。面对流行性疾病，学界不遗余力地反思瘟疫这一与人类文明相伴而行的流行性疾病，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学界对流行性疾病的研究，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长久以来，学界对瘟疫这样的流行性疾病漠视，以至于在麦克尼尔看来：瘟疫是学界研究的“漏网之鱼”。但是流行疾病给人类历史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即使在医学高度发达的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灾难，我们感同身受。

据笔者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实践得知，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对瘟疫知识一无所知。疫情期间，如此现象值得深思。就世界古代史而言，诸如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及查士丁尼瘟疫等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但遗憾的是这些瘟疫至今没有出现在现行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而教材之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其意义不言自明。这是造成历史专业学生对诸如此类瘟疫一无所知的主要原因。瘟疫史实在现行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漏网”与世界史教材编写有关。长久以来国内高校世界史教材的编写重放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层面。近20年以来，国内学者逐渐从外在于人的事物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医学社会史在国内兴起，相应的医学社会史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疾病、医疗和健康等问题受到学者的关注。但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忽视瘟疫史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基于瘟疫之于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本文拟选取地中海世界暴发过的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为研究对象，在时人书写的基础上，在医学史视域下拓宽对地中海世界历史的解释维度和向度，进而塑造学生的生命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地中海古代世界的瘟疫书写

自公元前500年至,雅典和斯巴达即为地中海欧洲区域的霸主。雅典和斯巴达衰亡后，罗马人崛起并统治这一区域达千年之久。在这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地中海地区因受到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特点，极易发生瘟疫。在公元前430-公元542年间有史可考的瘟疫有：雅典瘟疫、安东尼大帝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等。

(一)雅典瘟疫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夏季，瘟疫突然造访雅典城。当时，雅典人普遍把瘟疫暴发归因于斯巴达奸细在雅典人蓄水池中投毒所致。疫情初期，雅典正集中人力物力与斯巴达开战，城邦政府无力兼顾疫情蔓延并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因而造成大量人口死于瘟疫。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到，在40天内雅典4000名重装步兵中因瘟疫死的就达到了1050名。[1]最初，健康者埋葬感染而死的人，后来死人太多，就连平日喜食腐烂尸体的鸟兽都对尸体避之不及，而接近尸体或者吞食了尸体的鸟兽多由此而亡，所有食肉鸟类近乎灭绝……护理者也因感染而像羊群一样的死去[2]。修昔底德或许有夸大之嫌，但无疑投射出瘟疫造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场景。瘟疫令人恐惧，首席将军伯利克里也死于瘟疫。伯利克里死后，曾令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暴露出诸多弊端：公民权利无限膨胀导致国家制衡机制失效，公民大会变为一些政客鼓吹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同时，抽签和轮流坐庄执政方式造成事实上最大的不平等。伯利克里的继承人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使得他们居于首席地位，然而这种办法却丧失了他们对公众事务管理的实际领导权。[3]雅典民主政治逐渐沦为乱民政治，进而使整个国家陷入长久的“党争”之中。如此持续近百年的“党争”极大削弱了雅典的力量，最终导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并在此后一蹶不振。

(二)安东尼瘟疫

塔西佗在《编年史》写道：公元65年瘟疫暴发后“罗马城内，各阶层都有大批人死于瘟疫……”[4]随后在马克乌斯·奥里略皇帝统治期间爆发了安东尼瘟疫。史学家普遍认为，安东尼瘟疫由帝国军队从叙利亚带回。164年瘟疫开始在驻守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漫延，两年后传至罗马城，再从罗马城传至相邻地区。迪奥卡宣称，疫情高峰期，罗马城日死2000人，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1/4。连罗马皇帝维鲁斯和安东尼大帝先后染病身亡，瘟疫肆虐了帝国7年之后才慢慢趋于消停。然而，当人们觉得疫情已经过去时，公元191年瘟疫再度暴发。许多村庄从此彻底消失，城市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损失。这场持续数年的瘟疫致罗马约750-1500万人死亡。麦克尼尔认为，安东尼瘟疫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5]，而在城市和军队中很可能为13%～15%。[6]第三次瘟疫多见于著名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信札中记载，故史称西普里安瘟疫。此次瘟疫始于公元 250 年，肆虐罗马 20 年之久，毁灭程度不亚于前两次。著名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斯在《教会史》中也提到马克西敏统治时期发生的大瘟疫[7]。与雅典瘟疫相比较而言，公元3世纪中后期直至6世纪，罗马帝暴发的四次大瘟疫，其发生规模更大、传播区域也更广。四次瘟疫不仅削弱帝国军力，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终结，也开启了地中海世界人口持续衰退的序幕，虽然一些地区后来慢慢恢复了元气，但整体而言，罗马帝国境内人口持续衰减已成不可扭转之势。

(三)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拜占庭帝国历代皇帝一直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昔日辉煌。查士丁尼大帝执政时期发动征服西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在拜占庭帝国大军横扫北非、意大利之时，大瘟疫不期而至。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埃及暴发，接着迅速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区。琼斯在《晚期罗马帝国史》中认为，查士丁尼瘟疫“从佩鲁希昂暴发，542年席卷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次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传播到整个小亚细亚、色雷斯和伊里利亚，还通过美索不达米亚传入波斯。向西传播到意大利、非洲，进入高卢。瘟疫消停一段时间后又会在许多地方重新暴发。”[8]最早感染瘟疫者多为无家可归的穷人，瘟疫致死的人数最初低于正常状态，而后死亡率不断攀升，以致日死5000人，最高达10000人。此外，在上述瘟疫中，人们往往把瘟疫暴发归因于“天谴”。如普罗柯比宣称:很难用言语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基本上不能确定瘟疫来源及其发生的时间，所以只能暂且将瘟疫的暴发归因于上帝的惩罚。[9]

二、地中海古代世界瘟疫的教学与育人价值

(一)弥补教材不足，拓宽学生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理解

众所周知，教材是传播历史事实的载体。教材编写思想与方法，会对教和学产生重要影响。在教与学双向互动中完成历史事实的传播，在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中历史对人们的启发得以实现。然而，近八十年来国内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关于地中海古代世界内容的安排，却倾向于以国别为序列多围绕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来安排地中海古代世界历史事实，且以专题式介绍多忽略了上述瘟疫。而且因为国内现行高校世界古代史课程教学内容过于繁杂，课堂教学之外，很难对学生补充地中海古代世界瘟疫史方面的相关内容。如此造成了，地中海古代世界的瘟疫史长期以来为国内高校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漏网之鱼”。前文论及，地中海世界发生过的上述瘟疫客观存在，无可置疑，上述瘟疫与地中海古代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如暴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的雅典瘟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胜败结果及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但现行世界古代史教材却把雅典战败归因于城邦政治寡头分子借西西里远征失败图谋推翻原有的民主政治，建立寡头政治。寡头借波斯势力的介入雅典政治内争及谋杀前线指挥官被杀等原因导致战败。然而，修昔底德认为，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进而影响到雅典财政越来越困难。财政困难无疑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10]由此可见，瘟疫无疑是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胜败及雅典民主政治进程一项基本参数。同样，现行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对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解释也多着墨于奴隶制经济危机、政局不稳和阶级矛盾等层面来解释造成三世纪危机的原因。实际上，自公元65年以来，罗马帝国已爆发了四次瘟疫，尤以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影响最大，肆虐罗马帝国二十年之久。城市和军队中死亡率高达13%～15%。人口大量死亡导致了帝国税收极大减少，财政困难加剧，也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基——帝国军队供养。随着罗马人口大量减少，帝国不得不征召蛮族以补存兵力。帝国军队随之蛮夷化，高级蛮夷将领开始觊觎帝国最高权力。爱德华·吉本就认为，战争和瘟疫导致人口数量极具减少是其统治的最大败笔。[11]瘟疫无疑是造成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源头和助推剂。由此可见，在世界古代史教材增添地中海古代瘟疫史，不仅有助于历史事实的传播；也能使学生以疫病角度来考察地中海古代世界社会发展史，进而达到丰富学生的历史面相，并增强学生对历史事实的解释维度和力度。

(二)培育学生的生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死亡人数层面看，公元前430-公元542年间地中海古代世界暴发的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大致呈上升趋势。据《剑桥医学史》记载，雅典瘟疫造成雅典一半以上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死亡[12]；安东尼瘟疫亲历者以弗所约翰认为，安东尼瘟疫造成君士坦丁堡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13]。安东尼瘟疫过后，埃及一个村庄仅有一位10岁小男孩幸存，叙利亚很多村庄多空无一人[14]。威尔·本科认为：“公元167年以后，大瘟疫接连不断……疟疾被认为是瘟疫的先头部队，在地中海地区绝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15]仅公元166-167年间，死于瘟疫的人比战争中伤亡的还要多，罗马城每天死亡2000人，包括很多的贵族。《复活节编年史》如此书写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死亡惨状：“……尸体多到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骡子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骡子被累死时，车子翻倒处都散落着尸体。所有墓地和干涸池塘都填满了尸体。”

从162年，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121-180年)向帕提亚开战。路求斯·维鲁斯统帅罗马军队先攻占了叙利亚。然后挥师收复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源自埃塞俄比亚，先传到埃及随后波及亚细亚，164年传到亚美尼亚。165-166年传到塞琉西亚，164年达亚美尼亚，而此时维鲁斯大军正好在疫区。官兵感染瘟疫而亡太多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只得与帕提亚讲和。罗马帝国军队回师过程中又把瘟疫带到帝国西部及罗马，维鲁斯自己也受感染而亡。查士丁尼瘟疫于541年夏通过尼罗河口的小城佩鲁修姆进入拜占庭帝国，随后横扫了帝国北非行省和中亚地区，542年春夏之交到达君士坦丁堡并波及帝国的欧洲行省，最远到达西西里。544年，帝国政府宣布瘟疫结束。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558年2月瘟疫再次暴发。571年肆虐意大利和高卢，573-743年再次光顾君士坦丁堡。瘟疫最终导致拜占庭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全世界1亿人丧生，使年至年的欧洲人口减少约50%。瘟疫造成的死亡不限于埃及等行省，而是弥漫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区域性灾难。由此不难发现，瘟疫似乎是人类最早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在地球的范围内，只要有一个地方对于瘟疫不予重视及采取有效防控均会危及全人类生命安全。

综上所述，透过历次瘟疫死亡惨状的背后，学习者能直观感受到，在这个极不确定的世界里唯一确定的恰恰是死亡。瘟疫面前，死亡之神不只光顾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皇帝、贵族和教士也同样遭遇死神光顾。如此审视地中海古代世界的瘟疫并以此反观新冠肺炎疫情当下，面对似曾相识的死亡现状及无力应对瘟疫之感使得我们每个人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没有理由不珍惜他人的生命。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16]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价值指向，更是一种现实选择、迫切呼唤。”[17]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理念与普通大众还存在一定距离。如何在更广范围内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时代的课题。毫无疑问，在课堂教学中补充瘟疫史，对历史教科书进行瘟疫史料补充，深挖掘瘟疫史中蕴含的普遍生命意义是实现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三、余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随之全国各行各业进入抗击新冠肺炎之战。高校教师也积极采取线上直播等教学方式以应对疫情给教学造成的影响。作为教师，笔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教学休息间问及2019级历史教育班学生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性疾病的了解情况。得到的答案是，2019级历史教育班88位同学几乎对“瘟疫”所指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瘟疫历史事实。然而，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8]这表明，瘟疫作为一种的流行性疾病长久以来即与“与人类相伴而行”。尽管瘟疫自身既不会传播也不会给人们任何启发，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谓的“传播”或“启发”无疑是因人而传播，因人而启发。这就需要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对地中海古代世界瘟疫展开讨论，将地中海古代世界人们应对瘟疫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结合起来能使学生对瘟疫有更加贴近的认知。在瘟疫史和当下疫情这个相互对立又自我教育的两面镜子里反观人类影像并确认真实自己。疫情当下，将瘟疫史内容贯穿到历史教学中，加强生命意识教育，发挥历史教育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每一位历史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