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7

学术研究，即俗话所说的做学问。

对做学问，梁启超曾说：“我们做学问，切勿以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真是一无所知，那才可耻哟。……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1]150钱穆也说过：“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2]

梁启超讲做学问，写了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法》，已过去100年了；钱穆讲做学问，也写了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30多年了。但如何做学问仍然困扰着不少青年学子，他们或为写硕博论文而焦虑，或为发表论文而困惑，或为写各种课题结项报告而发愁……总之，这30多年来，我无论是在担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之时，还是做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之时，到不少学校讲过课，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做学问。

细思起来，我从196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历史系，师从岑家梧先生学习以来，特别是1985年入职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后，深受梁启超、岑家梧、范文澜、翦伯赞、费孝通、陈永龄、张正明、贾敬颜、李亦园、乔健、钱穆等先师治学方法的熏陶和影响。60年来，在“深挖井”与“建油田”的学术实践和方法论的思考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学问之道。

一、大开发：汉民族研究“油田”的建设

2007年，我在《科研方略论》中曾说，“深挖井”是在一个方向上走向学术前沿[3]，被人们戏称为“一口井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