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中

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的结构甚至被描述为“超稳定结构”。①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所谓“超稳定结构”，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文明秩序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是稳定的，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也没有另起炉灶。从汉至清两千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法理学当然是有变化的。但是，如果持续不断的变化都只是棋子在同一个棋盘之内的移动，那么，我们在观看棋子变化的同时，还应当看到不变的棋盘。如果确有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棋盘，那么，这个棋盘的建构者或设计者，应当首推董仲舒（约前179—前104）。在相当程度上，董仲舒是两千年间华夏文明秩序“超稳定结构”的主要设计师。因此，要理解从汉至清的中国法理学，应当认真对待董仲舒的法理学。

对于董仲舒的思想地位，《汉书·五行志》有言：“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6页。刘歆认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今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③班固：《汉书》，第571页。王充相信，“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