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晔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自延康元年(220)曹丕代汉到隋唐，正统王朝的更替大都以“禅让”形式实现。“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1]143。曹丕开创的禅代模式，被后世王朝相继效仿，在七百余年间屡次重现。

学界对于曹魏至北宋间“禅让”问题的研究，多从以下四个方面着眼。第一，探析禅代中的政治现象。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1]273。周一良的《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勾勒出权臣把持军政大权，经营地方重镇，逐步走向受禅神坛的权力运作模式[2]254-264。杨永俊在《禅让政治研究》中界定了“禅让”的内涵与外延[3]18-29。罗米、熊铁基的《论曹丕受禅代汉》重点研究曹丕受禅代汉的示范作用[4]。第二，分析禅让运作背后的政治势力。范兆飞的《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提出王朝更替形式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5]。张峰的《魏晋禅代之际的曹魏官员群体研究》发现公卿一级文官是司马氏的主要支持者，其中绝大部分具有官二代身份[6]。第三，解析受禅王朝国史书写中的“禅让”。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分析受禅王朝国史书写中的王朝纪年断限问题，揭示其背后对“弥缝粉饰‘篡逆’问题”的不同考量[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