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振 兴

前人时贤对于刘、吕夫妇的集权措施多有论及，但一来学界对刘邦与吕后朝的内防与外制措施缺少系统性解读，多集中于对异姓诸王的防范，亦不曾论及刘邦屡屡亲征之缘由；二来仅从肯定角度评述汉初集权措施，鲜有论及其负面作用。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多角度探究和评价刘邦时期的“内防外制”策略，以求教于方家。

一、“内防”之策略

元勋宿将在“打天下”时代是君主仰仗的股肱，却也是“坐天下”时代的首要防范对象。汉初中央较之地方尚无压倒性优势，而亲贵宗室较之军功集团亦暴露出孤弱的不足。为强基固本，刘邦联手吕后祭出一套“内防”组合拳。

（一）扶植外戚，抑制重臣

外戚在中国传统史学语境中形象不佳，素与宦官群体同被视作祸乱朝政的两大源头。此乃权力继承愈发突出正统，官僚体制愈发成熟严密而排他，皇权专制体制愈发强化之必然。外戚与宦官干政不一定比皇帝乾纲独断更好，但绝不会比后者更坏。因为权力集中程度与为恶程度正相关。在帝国早期，外戚形象并不难堪。史公尝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1]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中华书局，2013 年，第2387 页。亦即外戚为皇室之重要辅弼。吕后之于刘邦亦然，不单是打天下的好帮手，亦是贯彻夫君遗志的守业者。

起兵之前，吕氏与刘邦密切配合，编织各种异象神迹，营造声势；起兵之后，吕氏倾其所有，“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