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冬 冬

辨伪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包括辨伪书、辨伪说二方面的内容。20 世纪是中国辨伪学由学科创建走向多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辨伪学在辨伪理论的构建、近代辨伪方法的产生、辨伪思潮的兴起、辨伪成果的激增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果，构建了学科发展的基础。[1]刘重来：《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历史研究》1999 年第6 期。吕思勉作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2]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15 页。不仅著有二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成就；而且亲身参与了20 世纪中国辨伪学的构建与探索，在考辨伪书、伪说方面均取得了卓有特色的成果，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十分充分。[3]学术界关于吕思勉的辨伪学成就研究，主要有李波：《吕思勉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2011 年第2 期），认为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建立了长期学术交往，亲身参与了《古史辨》的编著，但在辨伪方面有独到见解，不能简单看作“古史辨派”的一员；何周、张子侠：《吕思勉的文献辨伪实践》（《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 年第5 期），考察了吕氏对《孝经》《竹书记年》等29 种文献的辨伪成果；何周：《吕思勉的辨伪思想》（《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6 期），将吕氏辨伪思想归纳为古书不容轻信、不容过疑，书无全伪、伪书各有其用，古史“层累地造成”、又“逐渐地剥落”，古书中未见记载者未必不存，儒家经传史料价值接近，实物未必皆可信。本文拟以吕思勉的古书考辨为中心，考查其学术来源，对其取得的成就、进行的反思作进一步研究，以期发掘出其辨伪学的特色。

一、吕思勉古书考辨的学术渊源

吕思勉的古书考辨工作自成体系、成果众多。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其思想及方法有以下学术渊源：

其一，中国古代辨伪学成果的影响。中国辨伪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构建于近代，但古代学者已经取得丰富的辨伪成果。例如，对于《古文尚书》的辨伪，就是宋代吴棫、朱熹，直至清代阎若璩、丁晏等拾级而上、不断完善的过程。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对此类古代辨伪学成果有较多梳理与吸收。他认为《伪古文尚书》出现后，“至宋之胡棫、朱熹，始疑古文《尚书》为伪书，数十篇中，文体之难易相差甚大，决不能无疑也”，从文体难易入手，揭开了怀疑《伪古文尚书》的序幕。接下来，明代“梅鷟致疑《伪古文尚书》，从客观方面考证之，虽不甚精密，实开此案之先河”，开始收集证据考辨伪古文。最后，“清之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而证据乃大备……阎若璩之《古文尚书疏证》只证明《古文尚书》为伪造，尚未证明出于何人手笔，丁晏之《尚书余论》出，《伪古文尚书》之作者，乃属于晋之王肃矣”，最后确认了伪古文的伪书性质及其作者。由于充分吸收了古代学者的考辨成果，吕氏对《尚书》的考辨结论，“其经说固有问题，即经之文本，亦有真伪之别，伪者称之为伪古文可也”，[1]吕思勉：《群经概要》，《吕思勉全集》第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71—72 页。就显得有较强的说服力。

其二，清代常州今文学的影响。清代常州今文学者从分辨今古文入手，取得了丰富的辨伪成果，是近代辨伪学最突出的代表。吕思勉家族自明代永乐年间之后世居常州，吕氏在读书治学过程中也受到常州今文学派影响。他回忆称：“稍长，遍读近世经师之书，得吾乡刘申受先生之作……然后知圣门微言大义之所在。……盖自我武进庄氏、刘氏始绍《春秋》治学于既绝，再传至仁和龚氏、邵阳魏氏，而其说益昌。近世巨儒乃推其说以见之于行事，乃有晚近数十年之变。”[2]吕思勉：《西营刘氏清芬录序》，收入《论学丛稿（上）》，《吕思勉全集》第11 册，第319 页。盛赞以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乡贤开晚清今文学风气之先。吕思勉又受到今文学派后学康有为的影响。吕氏回忆称：“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3]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历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 册，第748 页。又称：“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4]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收入《论学丛稿（下）》，第1221 页。认为康有为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学者。

吕思勉的辨伪学观点，直到上世纪20 年代初期，仍与晚清今文学者保持高度一致。例如，吕氏在1921 年所作《答程鹭于书》中称“今儒多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又称“今古文在考古上之价值如此，吾人从事于考古之时，不能不将二者分别清楚，自无待言，盖今文家源出孔子，古文家祖述莽、歆。则考见孔子之学说真相者，固不容不剔除莽、歆之言；欲考见莽、歆之学术真相者，亦不容不剔除孔子之语”。完全认同今文学者刘歆伪造古文说。他还认为：“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5]吕思勉：《答程鹭于书》，收入《论学丛稿（上）》，第266—269 页。认为今后辨伪学的任务，只是沿着今文家的道路，剔除古文伪经，便可恢复孔子学说的原貌。吕氏早年弟子钱穆称：“惟忆诚之师谨守其乡前辈常州派今文经学家之绪论。”[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 年，第59 页。仅就吕氏这一阶段的观点来看，并非虚言。

其三，“古史辨”派的影响。上世纪初，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兴起，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廓清了有关中国古史的可疑史料与谬说，奠定了中国现代辨伪学的基础。吕思勉是“古史辨”运动的直接参与者。1934 年，《古史辨》第5 册选入了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1941 年，吕思勉更与童书业等完成了分量最大、内容最充实的《古史辨》第7 册的编纂。《古史辨》第7 册题为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具体分工如童书业所言：“但这册《古史辨》在上海出版，也得到了许多意外的助力，如史学界前辈吕诚之（思勉）先生帮助我们的地方实在不少，使我们的工作大为增光。……这册《古史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吕先生独立校阅的，其他三分之二，是我和吕、杨二先生合校的。”[7]童书业：《自序二》，《古史辨》第7 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7 页。认为吕思勉完成了第7册绝大多数编校工作。

吕思勉不仅亲身参与了“古史辨”派的活动，在考辨思想上也受到顾颉刚等人影响。他提出：“疑古之说初出，世人大共非訾，然讫于今日，其理卒有不可诬者。……古史之传于今者，探其源，盖有神话焉，有十口相传之辞焉，有方策之遗文焉，有学者所拟议焉，且有寓言无实者焉。其物本樊然淆乱，而由今观之，抑若略有条贯者，皆节经损益润饰而成。其人不必相谋，而其事一若相续，此顾君颉刚所由谓古史为层累造成。”认为流传到今日的古史来源多途，经过由混乱到有条理的加工过程。疑古学派及顾颉刚“层累造成的古史”说自有其合理性。他又提出：“宋儒病之……其所立说，则亦不足信也。清世儒者又病之……今之所谓疑古者，特更进一步，辨析及于先秦而已。溯流者必穷其原，理固宜然，亦抑势所必至，几亦循前人之途辙而更进而已，又奚足怪？”[1]吕思勉：《古史辨第七册自序》，收入《论学丛稿（下）》，第787—788 页。肯定疑古思潮有继承自宋代、清代学者的历史渊源，并非向壁虚造。

吕思勉的古书考辨虽受到以上学术渊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并未简单照搬。对于古代学者古书考辨的成就，他并不盲从。例如，唐代学者刘知几的《史通》、清代学者崔述《考信录》的辨伪成就，均曾受到胡适、顾颉刚等人推崇。吕氏却提出：“子玄疑古，颇据《汲冢书》及《山海经》，此皆伪物不足据，亦其所以不见信于世也。”[2]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 册，第275 页。认为刘氏疑古以伪书作为材料，影响其考辨成果的可信度。吕氏又提出：“《崔东壁遗书》，近人盛称其有疑古之功，此特门径偶然相合，其实崔氏考据治学，并无足称……虽能多发古书之误，实未能见古事之真。”[3]吕思勉：《读崔东壁遗书》，收入《论学丛稿（下）》，第742 页。对崔氏的疑古、考据成就评价有限。对于晚清今文学者的观点，吕思勉也逐步进行扬弃。吕氏1923 年所著《群经概要》中认为：“《春秋董氏学》系根据《春秋繁露》而编纂者，《春秋复始》内谓《左传》《穀梁》皆刘歆所伪造。以余观之亦未必然也。”[4]吕思勉：《群经概要》，《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81 页。不再盲从今文学者的刘歆伪造《左传》说。对于“古史辨”派的考辨，吕思勉亦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胡适之摘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等语，谓为反对东周后之横征暴敛，引《硕鼠》等诗为证，皆非也。……《老子》一书，皆发挥玄理之语，非对一时政治立言；又观其问题之古，即知其书非出周代，亦不得引风诗为证也。”[5]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8 页，第162 页，第183 页。不认同胡适、顾颉刚等人《老子》晚出说。

二、吕思勉古书考辨的成果与方法

吕思勉的古书考辨，在古代辨伪学、晚清今文学派及“古史辨”派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的古书考辨，集中在《先秦学术概论》《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三部著作中，还有部分成果散见于《论学丛稿》等著作与论文中。仅以《概论》《概要》《解题》三书而言，共考辨经部著作14 种、史部著作3种、子部著作31 种，[6]经部含《诗经》《书经》《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周礼》《周易》《左传》《公羊传》《 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史部含《逸周书》《战国策》《山海经》，子部含《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公孙龙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尹文子》《慎子》《邓析子》《吕氏春秋》《尸子》《鹖冠子》《淮南子》《关尹子》《鬻子》《文子》《李子》《公孙龙子》《吴孙子》《吴起》《军礼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尤其致力于对先秦经部、子部古籍真伪的判别。在考辨过程中，主要利用了以下四种考辨方法：

其一，从目录文献入手，考察古籍文献的远流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考辨《晏子春秋》时，即使用此法：“此书《汉志》八篇。《史记正义》引《七略》及《隋》《唐志》皆七卷，盖后人以篇为卷，又合杂上下为一篇。《崇文总目》作十四卷，则每卷又析为二也。其书与经子文辞互异，足资参订处极多；历来传注，亦多称引；绝非伪书。”[7]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8 页，第162 页，第183 页。认为此书在古代目录中卷数分合有绪，又可与其他文献相互证明，并非伪书。

其二，从文风语体入手，考查其出现的特定文风、语词、文体等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考辨今本《邓析子》时，主要使用了该法：“愚案此书有采掇先秦古书处，又有后人以己意窜入处。核其词意，似系南北朝人所为。如‘在己为哀，在他为悲’‘患生于宦成，病始于少，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等，皆决非周、秦人语也。”[8]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8 页，第162 页，第183 页。通过考察其中多数文句文风语体有南北朝风格，断定该书虽采辑少量古书文句，整体上仍并非先秦古书。

其三，从征引文献入手，考查其传本的异同、时代的先后等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曾用此法考辨传世本《文子》：“今本《文子》，多袭《淮南》，亦取《庄子》《吕览》，多浅鄙之言。引《老子》处，尤多误解，决为后世伪书。”[9]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全集》第3 册，第391 页。认为通过分析今本《文子》多袭用《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之言，引用《老子》处尚有误读，判断其为伪书。

其四，从思想内容入手，考查其体现的学术观点、语词文风等以辨其真伪。例如，吕思勉在考辨今本《关尹子》时，曾应用此法：“今之《关尹子》，多阐佛理，又杂以阴阳之说。并有龙虎、婴儿、蕊女、金楼、绛宫、宝鼎、红炉等名，盖融合后世之道家言及佛说而成者。其文亦似佛经，全不类先秦古书。”[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全集》第3 册，第390 页，第391 页。通过考察今本中含有后世道教、佛教产生后才出现的思想内容，判定其并非先秦古书。

吕思勉在考辨古书时，还能注意综合运用多种考辨方法，使结论平实可靠。例如，在考辨《鬻子》时，吕氏就采用了综合考辨：“道家伪书，又有《鬻子》。案《汉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注曰：‘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小说家又有《鬻子》说十九篇，注曰：‘后世所加。’《隋志》道家，《鬻子》一卷，小说家无。《旧唐志》，小说家有，道家无。《新唐志》同《隋志》。今本凡十四篇，卷首载唐永徽四年华州县尉逢行珪进表。各篇标题，皆冗赘不可解。又每篇皆寥寥数语，绝无精义。《列子》之《天瑞》《黄帝》《力命》三篇，各载《鬻子》之言一条。《贾子·修政下》，亦载等问于鬻子事七章，此书皆未采及，伪书之极劣者也。”[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全集》第3 册，第390 页，第391 页。考察了《汉书·艺文志》以下多种等目录文献记载，对比了《列子》《贾子》等书的征引，并判定其思想浅薄，综合应用三种考辨方法断定今本《鬻子》属于层次较低的伪书。

吕思勉认为：“书籍在今日，仍为史料之大宗。”[3]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11 页，第11 页。在考辨古书时，多利用传世文献作为主要材料。除了对从历史事件、作者生平入手的方法使用不多外，善于利用不同考辨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达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前古书考辨的最高成就。由于功力深厚，其考辨成果能接受时间检验。例如，《鹖冠子》一书，自唐柳宗元判定为伪书之后，陈振孙、晁公武、王应麟、胡应麟、姚际恒多据此立说。近代张心澂集辨伪之大成的《伪书通考》，亦将此书定为伪书。《鹖冠子》伪书说几成定论。吕思勉考辨认为：“按《汉志》仅一篇，韩愈时增至十六，陆佃注时，又增至十九，则后人时有增加，已绝非《汉志》之旧，然今所传十九篇，皆古词茂义，绝非汉以后人所能为。”认为今本《鹖冠子》篇目虽与目录记载不合，但其语言风格当为先秦以前，绝非伪造，肯定该书“实为子部瑰宝”。[4]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94 页，第144—145 页。直到上世纪70 年代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学者发现今本《鹖冠子》语句多与帛书相合，才推翻了这一伪书公案。[5]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 年第2 期。吕思勉对《鹖冠子》的考辨，虽仅利用了传世文献，却能为出土文献所证实，体现了其辨伪学的卓识。

三、归纳古书“通例”，反思古书考辨方法

吕思勉不满足于仅仅依赖传世文献资料，应用近现代通行辨伪学方法讨论古书真伪，而能够从先秦古书独有的性质与特点出发，总结古书“通例”，对近代“疑古”思潮及考辨方法进行反思。他认为：“近二十年，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鲁莽灭裂耳。”[6]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11 页，第11 页。指出疑古派以后世书籍体例，考辨先秦古书真伪，存在不小的局限性。吕氏对古书通例的反思与总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吕思勉认为，先秦古书多非题名作者本人所著。他指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书之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集中记及其人身后之事，及其文词之古近错出，固不足怪。”[7]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94 页，第144—145 页。即先秦古书的题名作者、记录者、整理者常常并非一人。书籍往往先由某派先师口头传授，接下来为其门人记录成文，最后由后学将学派、性质相近的若干篇章汇编成一书，取此派最著名的学者题名为“某子”。其中记录相传作者之后的事迹，或混杂不同时代语言，都是常见现象。

其二，古书多“寓言”。吕氏认为：“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如胡适之所摘庄子见鲁哀公，自为必无之事，然古人传此，则但取其足以名义；往见者果为庄子与否，所见者果为鲁哀公与否，皆在所不问。岂惟不问，盖有因往见及所见之人，不如庄子及鲁哀公之著名，而易为庄子与鲁哀公者矣。然此尚实有其事。至如孔子见盗跖等，则可断并其事而无之，不过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议论，乃托之孔子、盗跖耳。此则所谓‘寓言’也。此等处若据之以谈事实，自易谬误；然在当时，固人人知为‘寓言’。故诸子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而后人于其书，仍皆信而传之。胡适之概断为当时之人，为求利而伪造；又讥购求者不能别白，亦未必然也。”[1]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5 页，第145 页，第144—145 页。即先秦古书所记事件多有错误，或由口耳相传而致误，或由借事说理而致误。特别是如庄子见鲁哀公、孔子见盗跖等，虽明显与史实不符，却是古人借事说理的例证，其性质属于寓言而非史实。此类记事讹误，不能认为系古人牟利伪造，或购求之人不能辨别，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依据。

其三，古书多荟萃众说而成。吕氏认为：“则古本有一家之学，而无一人之言，凡书皆荟萃众说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为标题耳；而辗转流传，又不免有异家之书羼入。此古书之所以多错乱。然编次之错乱是一事，书之真伪又是一事，二者不容相混也。”[2]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22 页。古书既非一人手著，而是某一学派文献的汇编，则不免混杂一派之中多名学者学说。而流传久远，又不免有其他学派书籍混入。故而古书时常出现编排混乱的现象，却并不能简单据此认定为伪书。

其四，古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吕氏认为：“又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兼传其词者，则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之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如今瞽人业算命者，以命理之书口授其徒然。此等可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但传其意者，则如今教师之讲授，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其传之其徒，则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传后，其说虽古，其词则新矣。故文字气体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书之古近也，而况于判其真伪乎？”[3]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5 页，第145 页，第144—145 页。即古人传授一书，有“兼传其词”者，即师徒之间如传诵口诀不改易字句，即使流传千百年之久，语言文字仍变化有限；又有“但传其意”者，则师徒传授只求学说大意，弟子可以重新表述，则数代之后文意虽变化不大，而语词早已更新。故而不能简单以语体风格的早晚辨别文献真伪。

吕思勉在归纳古书通例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考辨古书真伪，“读古书固宜严别真伪，诸子尤甚”；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人的考辨方法有所反思，“然近人辨诸子真伪之术，吾实有不甚敢信者”。对于近代学者习以为常的“（一）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为伪”，“（二）就文字立论……又或以文字体制之古近，而辨其书之真伪是”二种方法，吕氏皆有所保留，“予谓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专恃”。他指出“胡适之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胡适之所摘庄子见鲁哀公，自为必无之事”，均为“据书中事实立论”之法，实为不明“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古书多寓言”通例之误；“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名，谓为战国人语”，使用“就文字立论”之法，实为不明“古书多荟萃众说而成”“古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通例之误。[4]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5 页，第145 页，第144—145 页。由前述吕思勉古书考辨的成果与方法部分可知，吕氏对于从历史事件等入手考辨古书真伪的方法（即据书中事实立论之法）完全没有使用，对从文风语体入手考辨古书真伪的方法（即就文字立论之法）有所使用但较为谨慎，正是其基于对古书通例的认识，反思古书考辨方法的体现。

吕思勉对古书通例的总结与思考，是其针对近现代今文学派、“古史辨”派等疑古思潮兴盛一时，但相关古书考辨方法仍不完备进行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吕氏同时代的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一书中，曾做过性质相似的工作。将吕思勉、余嘉锡归纳古书通例的工作进行比较可知：

其一，从写作与出版时间上看，吕思勉早于余嘉锡。吕思勉在成书于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出版于1926 年的《经子解题》中对该问题已有成型论述，又于出版于20、30 年代的《先秦学术概论》《先秦史》诸书中多次阐发。余嘉锡于上世纪30 年代年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课程时，编写了《古书通例》（一名《古籍校读法》）作为授课讲义。该书长期只有临时印本，未曾公开出版，直到余氏去世多年后的1983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印行。

其二，从内容上看，余嘉锡较吕思勉更为详尽。吕氏归纳的“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古书多寓言”二条通例，与余氏归纳的“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不皆手著”二条通例标题与内容基本等同。吕氏多出“古书多荟萃众说而成”“古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二条通例，余氏多出“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古书不题撰人”“古书书名之研究”“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汉魏以后诸子”“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之分内外篇”九条通例。总体而言，余氏归纳的通例数目多于吕氏。以内容相近的吕氏“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与余氏“古书多寓言”“古书多造作故事”“古书不皆手著”通例相比，吕氏的论述较为精炼，仅提出核心观点，并略举一、二条实例进行论证；余氏则将前者细分为“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造为古史，以自饰其非也”等七种类型，后者细分为“编书之人记其平生行事附入本书”“古书……并载同时人之辩驳”等五种类型，各种类型下又详细举例，论述较吕氏完备不少。

其三，从系统性上看，余嘉锡较吕思勉更胜一筹。吕氏学说散见于《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先秦史》诸书，每一书中相关论述多局限于数千字的一、二章节之中；余氏学说集中于七万字的《古书通例》一书之中。

余嘉锡古书通例学说虽更加详尽、系统，但内容上有部分相近之处，时间上又明显晚于吕思勉。余氏总结古书“通例”，反思辨伪方法的工作，无论是否受到过吕氏直接影响，仍可视作在其基础上的补充与完善。[1]据笔者所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对吕思勉相关著作无直接引用，亦未见二人交游记载及论学信札。二人对“古书通例”的归纳，可能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发明。《古书通例》获得了学界高度评价，甚至有学者认为余氏根据传世文献对古书通例的推断，与20 世纪下半期出土文献相契合，显示了其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2]李零指出：“余先生读书多广，善于提炼，能由博返约，直探古人心曲，故验之以出土文献，若合符契。”（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收入《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7 页）相比余氏所获得的盛誉，吕思勉对上世纪初总结古书通例、反思近代古书考辨相关工作有发轫之功，其贡献不容忽视。

四、“疑古”“考古”“释古”三者不容偏废

20 世纪10、20 年代“古史辨派”，“在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上，一方面廓清了传统古典学的不少错误观点，一方面又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3]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收入《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5 页。总体而言，存在破坏过度，建设不足的倾向。针对这些问题，吕思勉对古书考辨的任务进行了反思。

其一，古书之伪者并不多，伪书仍有其用。“古史辨”派对古书总体上持怀疑态度。顾颉刚认为：“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想，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4]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 册，第78 页。吕思勉与此相反，认为“古书之伪者并不多”，[5]吕思勉：《先秦史》，《吕思勉全集》第2 册，第22 页。对古书总体上持信任态度。对于所谓“伪书”，吕氏认为“凡书无全伪者”，是真伪材料的混合物。例如，他认为《孔子家语》中，“王肃以己意羼入处固伪，其余仍自古书中采辑；又其将己意羼入处，以为孔子之言则伪，以考肃说则真矣”。即《家语》是王肃之说与古书材料的混合物，王肃之说虽非孔子之说，但研究王氏学说仍有其价值。故而，吕氏提出“故伪书仍有其用，惟视用之之法何如也”，[6]吕思勉：《史学与史籍》，《吕思勉全集》第18 册，第30 页。肯定伪书材料如能正确使用，仍存在史料价值。

吕思勉认对伪书或古书中有伪的部分进行考辨，确定其真实年代，仍能发挥其史料价值。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辨伪学的任务由拘泥于古书是否作伪，去伪存真，调整为考证古书形成的真实年代，各安其位。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由于出土战国、秦汉文献大量涌现，李零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用古书年代学替代辨伪学”，[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 年，第215 页。印证了吕氏的观点的预见性。

其二，古书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吕思勉认为：“故知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8]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吕思勉全集》第9 册，第603 页。既然古籍真伪夹杂，那么对其既不可过于相信，又不可过度怀疑，关键在于考辨。如何进行考辨？吕氏认为途径在于：“（一）后人伪造品，窜入其中者。（二）异家之言，误合为一书者。盖诸子既不自著书；而其后学之著书者，又未尝自立条例，成一首尾完具之作；而其书亡佚又多；故其学术之真相，甚难窥见。学术之真相难见，则伪品之窜入自易，异家之误会亦多。夫真伪混淆，则学说湮晦；异家错处，则流别不明；此诚为治诸子学之累；故皆急宜拣剔。拣剔之法，仍宜就其学术求之，即观其同，复观其异；即观其同异，更求其说之所自来；而求其所以分合之由。”[9]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 册，第144—146 页。即通过考察古书中的学术观点，剔除其中伪造的部分，分别其中混杂的部分，则所剩部分仍属真实可信的史料。

吕思勉曾提出疑古、考古、释古三义：“今人与古人所见自不能同，听见异，于古说安能无疑。而古书之训诂名物，又与后世不同，今人之所欲知者，或非古人之所知；或则古人以为不必知；又或为其时人人之所知，而无待于言；而其所言者又多不传，幸而传矣，又或不免于伪误。如是求知古事者，安能废考释之功。……故疑古考古释古三者必不容偏废。”[1]吕思勉：《论疑古考古释古——为徐永清作》，《论学丛稿（下）》，第876 页。认为时人所见与古人不同所产生的怀疑即为疑古；但由于古书文字训诂与后世不同，所记内容又与后世偏重不同，所以想要了解古代事件，不能脱离对古书、古史的考证与阐释。对古代文献保持合理怀疑，是产生问题的起点；在此基础上进行考古、释古，挖掘古代文献的正面价值，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20 世纪30 年代，冯友兰提出当时中国史学界存在信古、疑古及释古三大流派，认为信古一派“大概不久即要消灭”，疑古“即是审查史料”，释古“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2]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6 册，第1 页。冯氏所谓疑古概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古史辨”派对古书的怀疑与批判，与吕思勉的考古较为接近；冯氏的释古说，与吕氏基本相同。上世纪下半叶，在一批先秦简帛文献出土，大量在近现代被判定为“伪书”的古书获得平反的背景下，李学勤曾接着冯友兰的释古说展开，提出要将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走出疑古时代的著名论述。[3]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19 页。

吕思勉在主要利用传世文献的条件下，即已提出古书考辨不能停留于疑古，更要致力于考古、释古，显示出其学术观点的前瞻性。吕氏提出“考古”“释古”学说，酝酿于20 世纪30 年代撰写、1940 年出版的《先秦史》等书，系统表述于1944 年撰写的《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与冯友兰1937 年撰写的《古史辨》第6 册序言提出释古说基本同时；其学说又与冯氏大同小异，应得到与冯氏同样的重视。他肯定“疑古”“考古”“释古”并重，既不止步于怀疑，提出要对先秦古书进行考证与阐释；又不盲目相信，提出要对其保持适当警惕，经过考核、拣剔才能使用。这一态度，可能较一味“疑古”或“走出疑古”的观点更为符合实际。

余 论

有学者认为，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是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20 世纪70年代以来，受赐于大批宝贵的出土简帛，学术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4]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第2—4 页。吕思勉学习、继承了大量古代及近代今文学派的辨伪成果与方法，又亲身参与了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现代辨伪学工作，熟练地利用近现代辨伪方法考辨了近50 种古书，其中不少结论扎实可靠，可谓是第一次古典学重建的杰出代表。但他没有局限于被动参与近现代“疑古”思潮，而是在“古史辨”派的基础上自觉地继续推进。他先于余嘉锡总结归纳古书“通例”，对近现代辨伪方法进行反思；与冯友兰同时提出重视“考古”“释古”，对辨伪学的任务提出转换。这些观点被20 世纪下半期第二次古典学重建的结论所印证，预见了当代辨伪学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总结近现代辨伪学的历史经验，还是找寻当代辨伪学的思想源头，吕思勉的古书考辨成就，都是一座不可忽视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