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敬文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扬雄一生历经西汉宣、元、成、哀、平五帝及莽新一朝，有学者将其一生分为四个阶段[1]2-6，虽其经历的时代政局变动剧烈，但扬雄始终坚守儒家思想而不动摇。孔子云“士志于道”[2]146，孟子、荀子亦有类似论述，扬雄既以儒家之“道”自任，故其书中多有言“师”之语。有关扬雄与道统的关系，前人多有论述，如2012年西北师范大学巨利宁硕士学位论文《扬雄与道统》，2016年湘潭大学党时勇硕士学位论文《论<法言>的圣人之道》等，其他研究扬雄之著述也间有提及。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扬雄对西汉新儒学的重构及其意义》等论文亦高屋建瓴地论述扬雄在先秦至西汉儒学发展中的贡献。整体来看，前人探讨扬雄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及意义时，多着眼扬雄对西汉儒学呈神学化经学、利禄之学趋势的反拨，或从哲学层面论述扬雄在儒学发展中的承前启后意义。然以扬雄及《法言》的“师道”观为切入点尚未有具体论述，故本文拟由此展开，以求教于方家。

一、不“述”而“作”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2]251，《礼记·乐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3]989西汉经生亦多“述”而罕“作”，遂使经学流于琐碎。西汉后期，儒学又糅合进谶纬之说，使经学呈现出神学化的发展趋势。扬雄不顾时人非议，仿儒家经典之《易》《论语》而作《太玄》《法言》，既有挽时代学术于将坠之意，也有勇于继承儒家道统的责任担当。前圣先哲常为后学者师法之对象，扬雄不“述”而“作”，似也隐含有以师道自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