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永良

案例：2013年9月1日，陈某入读某区实验中学。陈某的母亲当天就向学校提交了《学生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情况申报表》，申报陈某患有肾病综合征，且有10年的病史，初一阶段不宜参加剧烈运动，得到了学校的同意。2014年9月1日，陈某的母亲再次向学校提交了《学生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情况申报表》，申报陈某患有肾病综合征，其身体仍在治疗恢复中，初二阶段不宜参加剧烈运动，也得到了学校的同意。2014年9月4日，学校书面通知了陈某所在班级的体育教师宫某，说明了陈某的身体情况，并要求其监督陈某不要在体育课上参加剧烈运动。陈某升入初二年级后，主动找到宫某，请求在体育课上参加体育运动。宫某经过考虑，同意陈某进行适量运动。2015年3月10日下午，宫某给陈某所在班级上体育课，要求所有学生自行慢跑。由于宫某未明确要求陈某自行慢跑，陈某便与其他同学一起进行慢跑。然而，在慢跑的过程中，陈某突然晕倒，被送往某中医院接受治疗。2017年9月11日，陈某向某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陈某进行慢跑对其肾功能进一步损害有轻微促进作用，建议参与度为1%至20%。陈某遂将区实验中学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区实验中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采纳了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酌定区实验中学承担15%的侵权赔偿责任。

分析：本案中，有几个法律问题，需要加以分析：

1.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本案中，法院可以运用该条法规规定，判决区实验中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1）陈某的母亲已经连续两年向区实验中学提交了《学生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情况申报表》，申报陈某患有肾病综合征，不宜参加剧烈运动，且得到了学校的同意。由此可见，学校知道陈某患有特定疾病。（2）陈某患有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即在体育课上不宜参加剧烈运动。对于这一要求，陈某的母亲在向区实验中学提交的《学生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情况申报表》中作了说明。学校按照陈某的母亲的要求，书面通知了陈某所在班级的体育教师宫某，说明了陈某的身体情况，并要求其监督陈某不要在体育课上参加剧烈运动。由此可见，学校知道陈某在体育课上不宜参加剧烈运动。（3）在伤害事故发生前，陈某长期患有肾病综合征，但病情一直比较稳定。根据陈某的母亲2014年9月1日向区实验中学提交的《学生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情况申报表》，陈某的身体仍在治疗恢复中。然而，2015年3月10日下午，陈某在体育课上与其他同学一起进行慢跑的过程中，突然晕倒，被送往某中医院接受治疗。后经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陈某进行慢跑对其肾功能进一步损害有轻微促进作用，建议参与度为1%至20%。由此可见，陈某在体育课上进行慢跑，是造成其病情加重的原因。陈某进行慢跑与其病情加重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陈某升入初二年级后，主动找到宫某，请求在体育课上参加体育运动，但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够认清在体育课上参加体育运动可能造成其病情加重的后果。宫某明知陈某患有肾病综合征，应当预见陈某在体育课上参加体育运动存在的健康风险，对于陈某在体育课上的请求应当审慎处理。即使允许陈某在体育课上参加体育运动，也应当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然而，在2015年3月10日下午的体育课上，宫某未明确要求陈某自行慢跑，陈某便与其他同学一起进行慢跑。宫某未对陈某的不当行为进行阻止，说明其认可了陈某的行为。也可以说，宫某没有根据陈某的身体状况评估，就认可了陈某的行为，且未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由此可见，宫某作为体育教师，对于陈某患有特定疾病，不宜参加剧烈运动，未予以必要的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陈某伤害事故发生在体育课上，是宫某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的。因此，区实验中学作为宫某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在这起伤害事故中，区实验中学的行为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故其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另外，法院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因素，酌定区实验中学承担15%的侵权赔偿责任。一方面，区实验中学的不当行为，是造成陈某病情加重的次要原因，对损害结果发生不起决定性作用。而陈某长期患有肾病综合征，是造成其病情加重的主要原因，对损害结果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陈某进行慢跑对其肾功能进一步损害有轻微促进作用，建议参与度为1%至20%。损伤参与度和责任比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法院可以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侵权赔偿责任比例。

2.陈某应就其病情加重承担一定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6条规定：“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应当根据自身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本案中，陈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自身的身体状况。然而，陈某在体育课上主动进行慢跑，却未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害结果发生，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陈某应就自身病情加重承担一定责任。

3.陈某的监护人不应当承担责任。《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监护人发现被监护人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的，应当及时告知学校。”本案中，陈某的母亲作为陈某的监护人，已经连续两年向区实验中学提交了《学生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情况申报表》，申报陈某患有肾病综合征，不宜参加剧烈运动。陈某的母亲的做法符合上述法规规定，在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因此，陈某的母亲不应就陈某病情加重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