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木，丁志强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590）

威廉·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也得到了很多翻译家的青睐。福克纳作品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在我国相关研究中所占分量很重。国内最早译介福克纳作品的文章是赵家璧发表于《现代》杂志的一篇短文，而全面译介则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历程与李文俊长期坚持的翻译实践密不可分。如果将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作品的历程与我国福克纳研究的发展历程结合起来考量，便会发现二者高度契合[1]127。《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代表作，研究福克纳作品的译介与传播，《喧哗与骚动》的李文俊译本（以下简称“李译本”）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学术界关于李译本的研究大多围绕文本的翻译策略和作品内部的各个方面展开，其实对文学作品译著的研究也可以从传播学角度入手。无论是从译作的形成过程来看，还是从译作完成之后对外传播和译介来看，翻译均离不开传播。就译本的形成过程来说，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交换活动，其“本质是传播”[2]。作为跨文化活动的翻译不仅关注表层的语言转换，而且关注源语与目的语各自代表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译作本身的形成过程就孕育着传播因素。从译作完成后对外传播与译介来看，文学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3]10。可以说，翻译文学作品与文学传播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可以从传播学视域对李译本进行分析。本文借鉴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探索李译本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了解李译本经典化的成功因素和深刻影响，以便重新诠释翻译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

一、文学传播者：多重身份的加持

传播者是文学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角色，在为传播活动提供传播内容、召唤传播对象的同时，也彰显着作为传播主体的独特魅力。传播主体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文学传播者和传播受众。这两者同为传播主体但是考察角度不尽相同：文学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4]2，而传播受众则属于接受层面的读者。作家、译者、编辑、出版机构等都可以成为文学传播者，文学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体又可以是群体，既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非专职的[4]1-2。从这个意义上看，李译本在中国的传播绕不开翻译家李文俊这一关键角色。作为个体和专职的文学传播者，李文俊在《喧哗与骚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文俊既是国内研究福克纳的著名学者，又是专业的翻译者，还担任过《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和主编。这样一种多重身份的加持，使得李译本成为经典。李文俊作为译者、文学期刊工作者和研究福克纳的学者，其三重身份是相辅相成的。这三重身份都在其学术成就和翻译成果的取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译本的传播是建立在李文俊翻译行为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李文俊是《喧哗与骚动》的再创作者，正如鲍同所言，译者在译介活动中处于核心位置[5]。李文俊曾陆续翻译了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艾丽丝·门罗等多位欧美现代作家的作品，翻译经验可谓异常丰富，他所译的福克纳作品更是被奉为典范。李文俊在完成《喧哗与骚动》翻译后坦言，这部译作是“迄今所从事的工作中最最艰难的一件”[6]。虽然艰难，但是他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还是坚持把散落在原著中的“‘脉络’、‘微血管’以及各种大小不同的‘神经’一一理清”[7]151-152，使译文显得更加清晰明。李文俊的这番话，既是他对翻译《喧哗与骚动》心得的总结，也是他在翻译这本著作时秉持的思想。方柏林在新译《喧哗与骚动》译后记中称赞说，李文俊的译文出神入化，某些细节处理得很灵巧[8]302-303。李文俊于2011年获得了由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协会为表彰翻译家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这一荣誉不仅是对李文俊在翻译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及其译本质量的肯定，而且促进了其译作的传播，毕竟获得此项荣誉的翻译家能够引起读者更多的关注。

李文俊的文学期刊工作者和学者身份在其译作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他曾在《世界文学》杂志社工作多年，负责外国文学文本的选译和编辑工作。多年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以及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不仅增加了他的语言功底，而且练就了他选译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独到眼光，进而对其系列翻译成果和翻译研究成绩的取得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国内著名的福克纳研究者，李文俊还发表过很多讨论福克纳作品的文章，出版过专著《福克纳评论集》。可以说，相关研究提高了他对福克纳作品的了解和认知，对于他翻译福克纳作品是有益的。李文俊1980 年出版的《福克纳评论集》收录了大量有关福克纳作品的论文和研究文章，在《喧哗与骚动》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扮演了先导和启蒙的角色。当时，很多国内读者对福克纳这位美国南方的文坛巨匠还很陌生，《福克纳评论集》的出版无疑打破了这一局面，使读者在还没有正式阅读福克纳的作品之前就已经对他有了初步了解，这无论是对读者理解作品还是对作品传播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这本评论集的面世为后来《喧哗与骚动》的出版和传播受到专业读者的拥趸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李文俊是坐在守门人的位置上，利用译者、文学期刊工作者和研究学者多重身份的便利推动了《喧哗与骚动》在中国的传播，为福克纳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译介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传播内容：时代语境与读者接受的综合考量

从传播学角度看，李译本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因为“文学传播的内容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息”[4]70。如此一来，考察传播内容就需要关注信息的具体内容，以及信息产生的渠道和受众接受的渠道。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文学的传播内容也就是翻译内容本身。曾有不同的翻译家对所译内容的选择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许钧认为，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翻译的具体内容是“首要的问题”[9]；胡庚申则认为翻译是“被生态环境所左右的选择活动”[10]204。因为李译本既是文学传播的主要内容，又是一部文学译作，对它进行的研究自然就会关注译者如何选择翻译内容及如何翻译所选作品的问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品翻译领域涉及的外国文学作家数量众多，李文俊在这一时期选择翻译福克纳的作品，并且在福克纳的诸多作品中选择翻译《喧哗与骚动》，需要在契合时代语境的前提下兼顾读者的接受心理。李文俊对福克纳作品的译介活动主要发生于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秉持开放理念，西方文学作品不再被视为“毒草”，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文学变革的暗潮也悄然而至，尽管“旧的文学思想观念还未根除，仍影响甚至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领域”[11]766-767，但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思想性和文学性已经有所兼顾。作为一位介绍外国文学杂志的编译工作者，李文俊身处这样一个受主流诗学因素影响的变革年代，自然深谙局势之变革。他在翻译《喧哗与骚动》时，已将诸多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首先，从《喧哗与骚动》的内容来看，福克纳描写了美国南方贵族康普生一家的悲剧故事，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批判，也反映了南方种植园体制的必然崩溃。李文俊以“现实主义文学”的名义在译本序言中做了评述，称该作品“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旧南方的确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摇欲坠”[12]7-8。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因素和蕴含的主题思想符合当时中国的接受语境，容易唤起中国读者的阅读认同。李文俊的评述既规避了影响传播的不利因素，又契合了当时外国文学接受的大趋势。

其次，虽然《喧哗与骚动》原著采用了现代文学常用的意识流方法，似乎不符合谢天振所说的“这一时期的译作要考量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李文俊巧妙地将这一手法做了变通——在准确翻译原作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副文本”，即在译文中增添了大量脚注。“副文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13]71。李文俊增加的“副文本”与原作构成了良好的互文效应，有利于读者对原作的阅读和阐释。李文俊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在译著中加了400 多条脚注。这些脚注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文化背景的，大约有80 条；第二类是介绍人物的，大约有70 多条；第三类最多，主要是有关情节和时空转换方面的，达260 多条。其中，关于文化背景方面的注释很有必要，特别是那些有关《圣经》典故和美国生活习惯的注释，对中国读者理解原作大有帮助[14]。脚注这种副文本的有效运用，大大减少了原作的意识流技巧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阻力，拓展了译者的阐释空间，为李译本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传播媒介：纸质媒介与出版社的助力

有效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是推动文学作品传播的利器，“文学传播方式及传播载体已经成为制约文学发展的一种强大力量”[15]。如果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出来，却没能得到传播媒介的有效支持，那么即便译作的价值非常高，译者也只能孤芳自赏。李译本主要依靠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理所当然地成为李译本传播的主阵地。1980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袁可嘉、董衡巽和郑克鲁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意识流作品部分收入了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的第二章。1981 年12 月，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季刊》第二期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中“班吉”这一部分，同时刊发《意识流、朦胧及其他》一文，着重介绍了小说中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手法，并整理出一个按故事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清单，极大地降低了初次阅读者的理解难度。1982 年2 月，《春风译丛》刊出李文俊所译的《喧哗与骚动》第三章，即“杰生”那一部分。1984年，《美国文学丛刊》第二期刊登了李文俊的评论文章《〈喧哗与骚动〉：人物形象与艺术手法》，同年全译本《喧哗与骚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92 年、1995 年再版。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喧哗与骚动》被中央编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翻译出版社，在李译本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该社不仅最先正式出版了李文俊的《喧哗与骚动》全译本，而且在不同时期出版了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的其他作品和相关文献，包括《去吧，摩西》《熊》《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的神话》《福克纳随笔》等。上述粗略的梳理表明，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作为主要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促进了李译本在中国的传播。

四、传播受众：对接受群体的深刻影响

传播受众是传播活动的最终归宿和目标，也是衡量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传播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中两大主体之一在整个传播链条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离开了受众，传播活动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而不能称其为传播活动”[4]103。对李译本受众的分析，可以从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两个方面展开。

从相关专业学者的角度看，国内福克纳研究者大多以李译本为依据。《喧哗与骚动》另一位译者李继宏在其译作导读中指出，福克纳这部代表作“一直是晦涩的代名词”[16]22。而李译本更多从便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增添了许多“副文本”以减少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这也是众多研究者选择李译本为依据的原因之一。有研究者甚至宣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研究福克纳的论文有100 多篇，其中近半数论文是依据李文俊先生的译本《喧哗与骚动》进行研究的”[1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福克纳译介研究综述的文章集中爆发，福克纳作品译介掀起了一股高潮，这一时期正是李文俊译介福克纳作品的高产期。国内还出现了一批深受福克纳写作风格影响的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等人。这些作家深入研读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作品，并在自身的创作中融入了一些“福克纳因素”。莫言说：“我不知道英语的福克纳和西班牙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翻译成汉语的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的其实是翻译家的影响。”[18]237苏童谈及福克纳对自己的影响时也曾指出，福克纳“像太阳一样照耀着”自己，“没有一个作家能企及他的丰富、开阔、庞杂与统领万物”[19]。如此种种，足以说明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作品尤其是《喧哗与骚动》的重要学术价值及其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深刻影响。李译本的印刷数量更是令人惊叹。1984 年，《喧哗与骚动》李译本首次就印刷了85 000 本，且一经发售很快便被一抢而空，可见中国普通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王春总结李译本对中国读者的影响时说，它“引导了几代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1]1。

五、传播效果：多方面反馈

传播效果是考察文学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尽管文学传播并不具有“梦幻或纯粹独白的本体性质”[4]125，但总有一定数量的受众，有受众就会产生一些反馈。这种反馈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当然，这种反馈也可以理解为文学传播所取得的效果。李译本的传播效果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利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的结果显示，自1984 年《喧哗与骚动》全译本出版至今，李译本在CSSCI 数据库中被引用近百次。福克纳原作在2012 年之后便不存在版权问题，李译本分别在2014 年、2015 年、2018 年、2019 年被各大出版社重版重印。同时，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和名著名译丛书等系列丛书都将李译本作为《喧哗与骚动》的中译本收录，从侧面反映了该译本所取得的良好传播效果。李译本在改革开放初期顺利发表，乃至出版全译本，逐步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和青睐，学界依据它进行学术研究，这一切都反映了李译本的成功传播是既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