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鸣

（江苏省海洋经济研究中心，江苏连云港 222005）

中日韩三国位于东北亚区域，一衣带水，一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东北亚区域重要的海上交通走廊，历史上曾在中日韩三国之间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商贸途径、交通走廊和文化通道。因此，研究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缘起和发展历史对于未来推进东北亚区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古老的海上商贸航线之一，其中东洋航线的历史可能最为久远。本文以国际化视野中的东北亚区域作为地理考察范围，以区域内徐福东渡文化沉积与遗迹的流布地域为研究背景，阐述徐福东渡开辟东洋航线的演进过程和历史意蕴，进一步明晰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东洋航线的历史风貌，发掘其航海史学价值。

一、早期东北亚区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进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商贸物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实际上该通道还运输陶瓷、香料、稻谷等其他商品。从中国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大体可以分为三条航线，即“东洋航线”“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东北亚区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海上航线的开辟经历了航行能力逐步提升和航海技术逐渐完善的过程。

原始部落时期，人类因获取生活物资的需要开始下水捕鱼，有时也泛舟水上，满足一下水上航行的好奇心。新石器时代晚期，今江苏盐城一带的古人已能驾驶独木舟在水中航行。浙江余姚三七市镇井山头遗址曾出土一只木质船桨，经检测距今近8000 年。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6 支木质船桨和1 叶夹碳黑陶舟，距今有7000 年的历史[1]。这些出土文物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开始探索水面航行。

殷周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木船制造业逐步得以发展。人们凭借对潮汐、海流、季风和天象等方面的知识，借助人力或风力泛海而行，已能横穿大范围的水面。殷商灭亡后，箕子率众由山东胶州湾一带启航，经辽东半岛渤海湾的庙岛群岛，至朝鲜半岛的西岸登陆。箕子一行给朝鲜半岛带去了中原的诗书礼仪和农耕养蚕技术，教授当地民众耕田养蚕，传播丝绸纺织技术和中原文化。《淮南子》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2]6这说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航海活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有专家认为，当时我国北方的齐国与日本、古朝鲜之间已经有了海上的贸易联系，一般认为商客从山东登州一带出发，经过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南端，再沿半岛东侧走鸭绿江口，行经朝鲜半岛后穿越对马海峡而至日本[3]7。吴、越、楚、齐等沿海诸国在争霸中均重视舟师作战，促进了造船技术的发展。当时各国能制造出大翼、小翼、楼船等多种战船，船只的动力也从原来人力划桨发展为风力与人力并用，大大提升了船只的航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978 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一号墓附近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木船，船板用铁箍拼成，并使用了铅皮、麻布、油灰等材料填塞船板的缝隙[4]，反映了当时比较发达的造船技术。

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挖邗沟，打通了从内陆河流到长江的南北水路通道，水上远距离商贸航行能力逐步提升，促进了南北商贸的跨区域交流，为后来的远洋商贸航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决定将都城从今浙江绍兴附近的会稽北迁至今山东半岛的琅琊。《越绝书·越绝外传》载：“越王勾践徒迁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琅琊。后四十余年，秦并楚。”[5]55关于越国北移迁都的时间，赵烨的《吴越春秋》有记载，时为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 年），即越人灭吴的第二年。史载“勾践伐吴，霸东关，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5]150。越人迁都琅琊引发的思考是，他们是如何从江浙地区来到山东地界的。辛德勇认为，越人当时出于地缘政治和争霸列国的考虑，将江淮区域的大片土地送还给了楚国，他们迁都无法从陆地而行，水上航线就成为迁都的最佳路线选择[6]90。当时，沿江苏、山东、河北一带北上的河道处于初期开发状态，而邗沟逐步延伸，形成了勾连吴、越、楚、齐的内河航运通道。显然，通过邗沟跨越他国迁往琅琊是不现实的，海路就成为勾践北上拓展的唯一选项。越人本来就以“习之于海”而著称于当时，越地居民“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5]150。勾践迁往琅琊时，拥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5]150。但是，琅琊附近和周边均无大川大河可以通行战船，越国的300 艘战船只能通过海上航线从浙江会稽至琅琊。这也反映了越国楼船水师能力之强和航海技术水平之高。辛德勇认为，越人迁都琅琊是“浮海出齐”，沿浙江杭州湾经过江苏朐县的海州湾，至山东海岸线一路北上，来到了位于胶州湾的新国都[6]150。

战国后期，我国船只建造技术发展较快。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位于东部沿海海州湾的朐县设“东门阙”为海洋门户，先后五次东巡以济沧海、观天下，并遣赣榆方士徐福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东渡扶桑，寻药不归，开辟了跨海大规模商贸交流活动的航线，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亚航线，开启了我国航海贸易的新纪元。

二、徐福航海东渡遗迹和线路考辨

徐福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航海家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拓荒者，足迹遍及我国沿海、韩国南部和日本多个地区。在我国，徐福东渡遗迹和有关传说主要集中在浙江宁波象山、岱山、慈溪，江苏连云港及赣榆，山东的威海、烟台、青岛，河北的黄骅市、盐山县等地区。浙江象山存有蓬莱山、唐蓬莱观碑、樯头古渡、徐福登陆处、古道、丹井、石屋，以及大雷山秦始皇庙、船倒山、新罗岙等遗迹和遗址。浙江慈溪存有达蓬山、秦渡庵、东渡摩崖石刻、徐福村等，《康熙定海县志》《定海厅志》《岱山县志》等方志均有徐福东渡传说的记载。江苏赣榆存有徐福祠、下驾沟、大王坊造船地、秦山岛、秦山神路等传说和遗迹。山东的徐福遗迹主要集中在青岛黄县、威海成山头、烟台龙口至蓬莱一带：青岛有琅琊台、徐福岛、斋堂岛、沐涫岛等遗迹；威海有始皇庙、秦代立石、秦桥等遗迹；烟台有徐福镇、阳主庙、芝罘石碑、蓬莱阁、水城等遗迹。河北有丱兮城、千童祠、千童碑、千童殿等建筑和遗迹。流布在浙江的慈溪、象山以及江苏赣榆的徐福东渡传说，河北千童县的“千童信子节”，在2011 年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韩国、日本也存有诸多与徐福有关的石刻遗迹和传说。韩国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和传说大多集中在济州岛、南海郡和智异山等地：济州岛正房瀑布的岩壁上，刻有齐国刀文“齐臣徐巿，迁王过之”；南海郡锦山的一块岩壁上，留有“徐氏起，礼日出”的古篆；智异山中，存有冷泉井、碧松寺等遗迹。日本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就更多，从青森到鹿儿岛有遗址20 多处、传说地50 多处。主要遗迹有佐贺县诸富町的徐福上陆地和金立神社，熊野县的徐福墓和徐福彰显碑，以及和歌山县新宫速玉大社、神奈川县藤泽市庙善寺内的徐福子孙墓、山梨县富士吉田鹤冢、福冈县八女市童男山古坟、爱知县名古屋市热田区的热田神宫等。此外，还有多处以徐福命名的寺庙和徐福及其后人的墓地等遗迹。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佐贺地区的“徐福大典”。每年4 月27 日，当地都要举行为期3 天的祭奠活动，祭拜仙人徐福。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流传时间最久的徐福祭典活动。

依据上述遗迹和传说流布的区域，我们可以梳理徐福东渡的大致线路。徐福东渡是我国航海史上的一次变革，是从顺岸航行向跨海航行的一次飞跃。如果说徐福出海航行的目的是探寻海上仙山和寻访仙药，那么东渡扶桑很可能是寻药不得、不敢返回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他都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航海试验，才能决定从何时何地出发，最后成功远渡大洋。徐福航海，史载有线索可循的有三次。第一次出航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在泰山封禅刻石后，前往渤海，齐人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可以得到长生仙药，于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求取仙药。第二次出航时间不详，徐福再次觐见秦始皇，自称见到海神，但海神因为礼物太微薄拒绝赐予仙药，于是秦始皇增加财力、物力、人力再次派遣徐福入海。第三次出航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来到琅琊再次召见徐福。徐福奏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能至，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7]259秦始皇下令入海杀鲛后，再次命徐福入海求仙药。徐福此次远航“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7]412。徐福东渡的次数或许更多，最后一次远渡对马海峡，成功登陆日本，完成了东渡扶桑的航海伟业。

关于徐福东渡的线路，有南线说、北线说和西归说三种说法。南线说认为，徐福可能从江苏连云港或者山东登州起航，先到达浙江宁波象山一带，徘徊数年后才远航出海，跨越对马海峡，至日本九州有明海登陆[8]24。北线说认为，徐福从山东某地或江苏连云港起航北上，航行至河北沧州盐山县一带，休整后顺着渤海湾至韩国济州岛、南海郡等地巡游，再跨越对马海峡到达日本[8]21。西归说认为，徐福从浙江宁波会稽或者句章港口起航，直接驶至韩国济州岛，登岸休整后，再次跨越对马海峡进入日本[8]23。无论徐福东渡走的是哪条航线，东渡的终点都是日本。

我们将徐福东渡航线与“越人泛海”线路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浙江会稽与句章—江苏连云港—山东登州一线，与越国人顺着“杭州湾—海州湾—胶州湾”海岸线航行的线路基本是一致的。《三国志·吴书》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9]900这则史料可以证明徐福东渡前后的活动区域与越人航海的活动范围大致相合。王忠强认为，我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活动最早是顺着朝鲜半岛南岸持续向东航行，海船以对马暖流与间工寒流在日本海南部交汇而成的左旋海流为动力穿越日本海峡，因而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可能是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经对马海峡、远瀛（今冲绳）、中瀛（今大岛）到达筑前胸形（今九州宗像）[10]31。可见徐福走北线经过古朝鲜最终到达日本，是最为合理的线路[9]31。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徐福筹备航海时，很可能对越人航行海上的史实做了深入研究，顺着当年越人北上琅琊的沿海航线南下，至浙江象山、会稽一带考察，谋划出海方式和线路，后来在秦始皇的催促下继续顺岸巡航，回到江苏连云港或山东登州、龙口一带等待机会。公元前210 年，正值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徐福在获得补给后，带上数千童男童女和百工巧匠再次北上，沿着“海州湾—胶州湾—渤海湾”海岸航行，至朝鲜济州岛、南海郡等地，与当地交易商品、增加补给，再穿过对马海峡至日本九州一带登陆，其航线大体是沿“杭州湾—海州湾—胶州湾—渤海湾”一带顺岸航行至韩国济州岛、南海郡等地，再跨越对马海峡到达日本。

三、徐福东渡对东北亚区域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徐福东渡随从有数千之众，据《史记》记载有童男童女3000 人、工匠500 名，此外航海需要的人力和保护人员也不在少数。这样的航海队伍定然需要规模庞大的船队，根据越人迁都航海的“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5]150规模推算，徐福东渡的船只数量应当在60—100 艘之间。秦代的海航科技应当比战国有所进步，即便风帆和划桨并用，那么每艘船舶也大约需要20 名水手。以60 艘船来计算，徐福船队的船载航行保障人员应当在1200 人左右，其他勤杂人员、保卫人员200 人左右。这样看来，徐福东渡航行的总人数约为5000 人，足见当时航海出行的盛况。我国古代船舶航行推动方式经历了划桨、桨帆并用、桨橹帆并用等变化，其中桨帆并用时期大约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因此徐福东渡时应该桨帆并用。根据广东南越王宫史署出土的造船台尺寸推测，当时船只的长度可达20 米，载重量25 吨至30 吨，舱室较多，有帆、橹、舵、瞭望台等设施。徐福东渡航行时间不会少于一个月，续航距离不低于1200 公里。在航线不熟、对海流潮汐认识肤浅、船只后续供给缺乏等不利条件下，徐福率领如此庞大的船队跨海远航，全面检验了秦国的航海技术和综合国力，推动了秦代航海技术和船舶制造业的发展，为汉代开辟从江浙杭州湾区域直达日本的新航线，以及后来更远的南洋航线、西洋航线积累了宝贵经验。

首先，徐福东渡开辟了多国之间的航海线路，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的交通发展。徐福东渡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经过多次顺岸航行的探索，基本确认了经过韩国去日本的东渡航向。徐福的船队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开启东渡扶桑之旅。他们顺渤海湾出行，先抵达韩国东北部区域的济州岛、南海郡等地，与当地居民一起探讨海流流向和航行线路，然后确定相对固定的航向，最后穿越对马海峡抵达日本列岛西南端的九州有明海一带，打通了横跨海峡、地跨三国的通行之路。徐福东渡作为集团性、大规模、跨国界的远距离航海活动，是当时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创举，与此前我国先人的多次航海活动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航海价值。

其次，徐福东渡沿途与当地居民开展商品交易，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在徐福东渡之前，无论是“箕子被封地朝鲜”还是“越人泛海”，都不以商贸交易为目的。箕子被迫带着一些工匠流亡异乡，属于流亡之旅；越人则是迁都异地，属于政治迁徙。箕子和越人航海，都是顺海岸而行，没有跨越大海域，因此对商贸交易和文化交流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徐福东渡时携带了大批的丝绸等物资，随行有百工巧匠，既能与行经之地的人们交易丝绸，也可以向他们传授丝绸生产技术。徐福在东渡过程中，船只和人员都需要补给，需与沿途可能经过的地方的居民开展商贸活动，比如以货易货，以换取所需的食品、水等物资。徐福的这些交易活动，开拓了中国与古朝鲜、日本的商贸范围，积累了海上贸易的经验。

最后，徐福东渡促进了东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徐福率领的庞大船队带有童男童女、百工巧匠，行经古朝鲜，横渡对马海峡，沿途与居民开展商贸活动，交流文化、技术。特别是徐福在留驻日本后，将中国的农业、医药等技术传播开来，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因而被尊为“稻作之神”“医药之神”，开启了中日韩三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明，并为开辟东北亚区域固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宝贵的航海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徐福东渡成功以后，东亚区域的海上丝绸之路才走完了从萌发到兴盛的过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含“东洋航线”“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据《汉书·地理志》载，“南洋航线”的发展大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展了海上贸易规模。当时商船从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等国家[11]449。徐福东渡比汉代兴起的南洋航线早了200 多年，堪称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

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是中日韩之间的航海大通道，也是该地区各国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这条通道以秦汉时期徐福东渡为形成标志，谱写了我国航海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