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辉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行政法治”成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价值依归。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依托制度移植和域外理论植入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却往往忽视了对本土制度发展模式的实证考察与反思，造成“行政法治”的价值目标与行政诉讼制度转型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的话语衔接。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演进进行实证考察并反思其内部矛盾张力，将“行政法治”有效地嵌入其中，或许是一种较为可行的理论路径。

一、以授权监督为主要依托的控权模式：我国行政诉讼存在的逻辑必然

行政诉讼意味着司法权依据法律对行政权力、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介入和调整，必然以行政法治为终极价值期待，这正是行政诉讼相较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更具司法审查色彩的原因所在。对于行政法治而言，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实现法对权的有效控制。在行政控权的法治发展历程中，我国法律实践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即以授权监督为主要依托。这种监督属性不仅仅体现在诉讼程序立法中，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国家权力配置立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