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家燕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挚虞《文章流别集》采用的“类聚区分”[1]1089“分体编录”[2]1685的编排方式，系统地对文章进行分类，全面地研究了文体的流变。萧统继承挚虞的分类标准，并应用于《文选》的编纂分类中。《文选》“分体编录”[2]1685的编排方式，为后来总集的编纂提供了典型的体例范式。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唐宋时期文学创作转向古文，形成古文文章之学。明清时期文章总集的编纂进入前所未有的井喷期，成果远超前朝。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文体分类现象屡见不鲜，古代文体学研究涉及范围广，研究成果多。然现代意义语境下的文体学显得尤为“年轻”，其分支如文体分类学等出现得更晚。系统完善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体学是随着西方文论的引入，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1981年，郭绍虞先生便前瞻性地提出建设文体学学科的建议。此后多年，经褚斌杰、曾枣庄、祝尚书、吴承学等学者努力，文体学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文体学初成规模，成果颇丰。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蒋旅佳副教授在《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一书，以总集分类体例与分类观念为主要切入点，梳理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情况，分析社会变革、文学思潮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风尚新变，探究文体学意义与文学影响。上编从宋元“分体编录”类总集、乐府总集、赋总集、南宋文章总集、宋代地域总集五个部分着手，运用“个案—整体”“文体—文学—文化”等模式进行研究，商讨宋元时期文体观念、文学趋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下编为宋元时期三十部文章总集的分类体例叙录，介绍其版本流传、分体分类情况。此书于2021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文学界的一大可喜成果。

一、多维度考察：创新与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文体学研究蓬勃发展，文体分类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目前总集文体分类研究大体呈现四种研究范式：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类型研究及断代研究[3]。《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一书便涵盖了这四种类型，研究对象全面多样，包含乐府总集、赋总集等单体总集，以及古文总集、时文总集、地域总集等多体总集，既有南宋文章总集和宋代地域总集的整体考察，也有续补《文选》类总集、《乐府诗集》《古赋辩体》的个案研究。本书选取的文献和研究视角的切入，都为总集文体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察维度，拓宽了文体学的研究广度。

本书第一章以《文选》为蓝本，考察宋元“分体编录”类总集的分类体例与文体观念。此章关注的总集文献，既有受《文选》体例范式影响而另行编纂的《文苑英华》《古文苑》《唐文粹》《宋文鉴》《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天下同文集》等，也有《续文选》《文选补遗》等续补《文选》作品的总集。《文选》虽不是最早的“分体编录”类总集，但它的编纂方式和文体观念具有开创性意义。著者以此为出发点，引入“《文选》删减、续补之作”的概念，考察唐代拟续《文选》总集、《文选音义》《续文选》，宋元续补《文选》总集、《文选补遗》《风雅翼》的续补维度和文体意义，同时得出在唐宋明道宗经、崇尚理学的风尚下，《文选》删减、续补之作渐渐脱离《文选》“能文”之本，转变为强调政教功用性的结论。本章末，著者提出诸多有关中国古代续补《文选》的问题，为有志于文体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

第二、三章是研究单体总集的范式，以《乐府诗集》《古赋辩体》为个案考察乐府观念演变和赋体分类观念。如论及赋总集的分类体例与赋体观念之关系时，著者对文体进行溯源，挖掘出祝尧所提出的“徘赋”“律赋”“文赋”皆源于正宗“古赋”，并始终坚持“情”本位思想的主张，加以阐释分析。唐以后总集赋体分类形成体、用两种途径，以体分类精确而多变，以用分类精细而繁琐，《古赋辩体》的赋体分类体例与观念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第四、五章将《古文关键》《崇古文诀》《古文集成前集》《古文正宗》《文章轨范》分类体例梳理分析，并放置于“以古文为时文”的时代风气中考察，指出上述文章总集以科举范式为规范，以科举程人的需要为编纂目的，其分类呈现出较为明确的文章学用意。

学术研究中，研究材料与研究角度是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研究角度决定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揭示研究意义所在。研究材料则是支撑整个研究的基础，是判定假想是否成立的先决条件。著者在此书中选取的文献材料具有代表性，同时具有相对大的学术价值与阐释空间，其采摭材料、选取文本的敏锐眼光值得借鉴学习。所谓“旧瓶装新酒”，即是在文学研究中，善于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从而发掘旧材料的新价值。有关科举与文章总集的关系，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元文章学》中早有深入的论述。著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研究角度审视科考视野下文章总集分类的文章学意义。第四、五章，著者通过梳理分类情况、归纳选文标准、分析文章评点，抽丝剥茧，考察科举制度与文章分类的关系，探究编者的编纂意图和文学观念。

吴承学先生曾言：“编者首先要选择一种要素作为贯串总集的纲，以之起纲举目张的作用。这种要素也就是编纂者首要的关注点和切入点，其深层正是编纂者的文学观念。”[4]本书详尽地论述了不同的叙述方式所体现的用意。《古文关键》选用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以人叙次，关注“作者的创作个性、文法技巧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凸显其文学成就，强化其文学地位；以时叙次的《崇古文诀》“直观而明了地呈现各个时期的古文发展水平和创作成就”，融通了先秦两汉古文和唐宋古文两种古文传统，表现出明显倾向唐宋古文的特点；以体叙次的《古文集成前集》以文体为类目，展现了文体历时性的演变，强调当中功用性文体的重要性；《文章正宗》以类叙次，综合文章功用与文体形态两者为分类标准，大力加强了理学在思想领域上的控制；谢枋得《文章规范》以技叙次，依循学生的学习进度与习惯进行循序渐进的编排，所编的总集具有较大的教学教育意义；以格叙次的《论学绳尺》分格类意，体现了科举论文的程式要求[5]。

社会风气、政治制度对总集编纂产生的作用，亦是著者较为关注的。“以同一种行为方式为依据，根据文章的外在功能‘以类相从’地加以集合，无疑适合人们模拟写作的需要，于是便成为编纂文集的首要方式。”[6]著者从文章总集分类中考辨南宋科举对文章总集的渗透与影响，从总集选文、评点方式的变化分析科举思想和文学潮流的沿革，从总集编排方式、叙次方式审视编者的文学观念和科举要求，这都是从事科举和文体学、文章学关系研究重要的维度。此外，笔者在阅读此书时，还关注到一些未加阐释的细节，如《崇古文诀》编者楼昉与《古文关键》吕祖谦为师徒关系。楼昉是否继承与发展吕祖谦的文学理念，从而影响《崇古文诀》以时叙次的编排方式，这些细节值得深究。因此，笔者认为本章可以联系编者的师承关系、出版业的发展等多维角度思考，丰富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细节。

著者没有拘泥于条条框框之中，割裂知识间的联系，而具有融会贯通的灵活性，看到各领域知识的关系。著者回归至中国文学的传统语境，把眼光由集部转移到子部、史部，关注到唐宋诗文总集类编化以及地域总集的地志化倾向。第六章在地域文化视野中比较地方志和地域总集的类目体例，指出了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借鉴了地方志的分类体例，从而呈现出新的观念特点。从《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集》二级类目名称如宅园亭台、寺观庙宇等名目的设置，已然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著者在比较《宣城总集》和《宣城志》、《吴都文粹》和《吴郡志》、《赤城集》和《赤城志》的编排体例的异同之后，总结出两者在编排意识上的联系，以此体现出地域总集编纂分类借鉴地方志的特点。

二、跨学科研究：贯通与融合

从事学术研究，绝不是独守一片田地耕耘，更不是闭门造车。如今新时代的古代文体学研究需要广博的视野、宽容的胸怀、扎实的知识功底。“强调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识、学科独立，正是要在建设古代文体学学科的相对完整性的同时，保持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开放性，实现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在疆域上的比邻而居和通家之好。”[7]202正因为学科之间往往交叉融合，没有切实的界限，所以唯有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锻炼出灵活的思维方式才能做出不拘一格的研究。著者在本书中不囿于一种学科，做到文学与史学融会贯通、相辅相成。每一章节，尤其是下编文学总集叙录都有文献学的痕迹。学科间的融通、交流与互动，使文本精细的考据和著者对社会历史深入认知紧密结合。

胡大雷《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一文总结了现代文体学研究的十种方法，分别是关注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创造性地发扬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探寻老生常谈之“常识”的价值；对文体和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从对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体发展的相反相成关系；文体学研究注重对文体学的贯穿；通过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发现或引发出启发意义极大的新问题；对文体学研究的文体的关注；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关注文体学[8]。本书中犹能看出十法的痕迹。第二章从《乐府诗集》看乐府观念演变，第三章从《古赋辩体》看赋体观念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便是十法之一“通过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不无弊端，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以偏概全、以个例充当典型的误区中。但正所谓“好鞍配好马”，珍贵的史料只有落入独具慧眼的研究者手里，才能焕发新的光芒。著者受郭英德先生《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启发，以个案延展至同类总集，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拓宽参照样本的选择范围，增加所得结论的准确度和普适性。著者用历时和共时的眼光，将所研究的总集放回所处时代的语境中，探讨同时代文学思潮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对前朝文学观念的承续关系，并从史书中挖掘丰富的史料加以证实。这对全面综合地考察影响文本的外部因素是大有裨益的。任凭时间流淌，后世人们依然能通过文献观照历史，这便是人文学科的魅力。

三、从文体到文化：互动与交流

作为一本文体学的研究著作，本书用词考究、梳理细致，结构完整，但仍存在一些小瑕疵。部分章节总集研究太少，对问题的思考过于笼统，不够深入透彻。如第一章第二节“宋元‘分体编录’类总集的分类体例和文体观念”中缺少文体观念总体的概况。总体上看，《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瑕不掩瑜。“著者研究视角的扩大与转变、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研究目光的敏锐促使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更加丰富多元，将各类总集文体、文学乃至文化之间的渗透互动动态地呈现出来，建构出宋元总集文体的主要范式，著者对总集分体与分类趋势、新变及影响的把握，最大化还原了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面貌”[9]。此书多级分类研究和叙录部分相当细致，具有相当的功用性，为有需要的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

此外，受益于此书的研究范式与思路启发，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对总集体例观念研究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展望。如研究者可以围绕文章总集的域外传播与体例接受、改编角度展开考察，比较总集编排体例差异，探讨观念转向。“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人们思想方式的统一性和多样性。”[10]研究者也可以沿袭地域总集的研究思路，转向对地区宗族的研究。宗族文章总集的编纂体现了家风家学、地域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研究者可以梳理地区宗族的文章总集编纂情况，探讨地区宗族的教育理念和文学观念。

蒋旅佳《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从个案研究延伸至整体规律归纳总结，注意到选子史入文总集、地域总集等冷门文献，采用新视角及新方法，从旧文献中挖掘新内涵，多角度地对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情况进行研究，探讨其文体观念、影响及文章学意义，并编写具体细致、极具针对性的文章总集叙录。这既是一本文体学专著，也是实用工具书。文学研究从来不止于文学，其终点往往指向更深层的文化探寻。文体学研究，其背后蕴涵的深层意义是求索学术思想的流传、科举制度的变化、文学潮流的转向和社会风尚的变革。借文学研究窥视古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状况，不失为与古代文化之间进行的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