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艳艳

(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1)

民兵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作为人民军队的助手和后备力量，晋绥民兵始终听党指挥，高度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充分发挥其联接党和群众的桥梁作用，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智慧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日报》作为重要的晋绥舆论宣传媒介，代表着晋西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抗战主张”，肩负着对内舆论宣传、对敌舆论斗争的重要职责。树立典型、宣传民兵英雄人物成为《抗战日报》掌握舆论的重要策略之一，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报道模式。

一、民兵英雄人物报道的内容

1943年，由于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经过半年的时间，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一次次蚕食、扫荡，形成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的民兵英雄典范，在宁武县新屯堡村农会主任、民兵队长张初元首创“劳武结合”的事迹被推广后，《抗战日报》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连续发表49篇人物报道，其中44篇集中刊发在《抗战日报》，5篇刊发在《晋绥日报》(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塑造了一大批的民兵英雄形象，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1]60。从时间来看，这49篇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主要集中在1943年到1947年间，其中1943年有5篇；1944年报道篇数最多，达到31篇；1945年有7篇，1946年、1947年各3篇。本文主要以这49篇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为样本进行量化的分析。

(一)报道对象明确

对《抗战日报》民兵人物身份、数量、性别等数据的统计，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抗战日报》在人物报道选择的取向性。《抗战日报》每篇报道中的英雄人数数量不同，有的是个人报道，有的是多人报道，还有的是团体报道，分别占到36篇、7篇和6篇，可见《抗战日报》在人物报道的宣传中以个人为主，注重以点带面的宣传效果。

在这些个人报道中又主要以男性民兵干部为主，这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造成的。晋西北军民要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占领主动局面，必须解决战斗与生产的矛盾。一手抓战斗，一手抓生产的民兵干部成为这一时期宣传的重点，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目标、经济发展形势高度契合。

(二)报道主题较为单一

《抗战日报》善于通过挖掘人物的先进事迹展示其精神风貌，在具体的报道中体现出三大主题以“英勇善战”“积极生产”为主题，占到41篇；“自制兵器”为主题的有8篇，主要描写民兵熬硝、铸雷等；“爱兵亲民”，描绘群众与民兵和谐鱼水情的有10篇。

从整体来看，《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主题较为单一，主要以报道民兵英雄在战斗中的丰硕战绩、自发制作武器、积极生产为主。在报道对象的选取上，英勇杀敌、智谋灵活、以少胜多的民兵英雄始终是重中之重。他们与目标受众群体有着很大的接近性，能更好地从正面有效地影响广大受众的情感，引起群众的共鸣，从而扩大新闻舆论引导的效果。

(三)报道体裁多样化

1942年5月19日《抗战日报》进行了第二次改版。为了积极反映战争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化，这次改版增加和突出了地方新闻，反映晋西北根据地军民斗争与生活的稿件占到每期报纸版面近1/3的篇幅，民兵英雄人物报道就是其中的一类。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以社论、通讯和文艺作品的形式分别刊登各个版面。其中一版社论共有10篇，二版的通讯占到31篇，四版副刊的文艺作品有7篇，仅有1篇刊登在三版。从中可见，《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主要以刊登在二版的通讯为主，辅之以社论和文艺作品。这与报刊针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团结广大人民有直接的关系。

(四)报道结构简单

出于完成和表现主题的需要，《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主要以记叙性结构为主，注重追因溯果。正文开门见山地直述其人其事，结构简单，因果明确。49篇报道基本遵循“一人一事”或“多人一事”的写作模式。报道中所涉及的民兵英雄形象的人和事，都是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基础上，挖掘其精髓和蕴含的事理，发挥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

(五)报道语言通俗浅显

边区识字的人不多，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报道中标题力求做到简洁、准确、形象。在这些报道中27篇只有正标题，用准确、简洁的语言交代人物，如“民兵英雄路玉小”“全县模范民兵英雄受奖”等；22篇有副标题，也是采用具象强化其真实性，比如“民兵英雄翟白小村 战斗生产坚强有力”“民兵英雄段兴玉等 率民兵收复三据点”，准确地介绍人物、事件、地点等基本要素。正文采用浅显易懂、通俗直白的语言直接描述战争功绩、生产活动，记录民兵英雄人物的言行，对受众来说更易于接受，也便于传播、宣传。

二、民兵英雄人物报道的文本

叙事学通过分析情节的组合，“向我们展示相似的故事所共有的特征”[2]124。在《抗战日报》的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中，也呈现出人物报道的共有情节的组合，形成其内在叙事模式文本。在49篇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中，表面上人物报道丰富多样，如人物、具体事件以及所属环境等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整个报道中，他们完成了同样的行为，即将劳力与武力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普罗普所认为的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因素，而其他方面是可变因素[3]。因此这些报道中的人、事、具体的情节以及展现出的人物思想和性格，在可变中体现出不变，通过民兵英雄人物形象的所思、所言、所做，处处体现人物的精神品质和思想追求，肯定其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的重大意义。

(一)重视动作、语言描写，凸显英雄形象

在报道中，语言描写主要以引用当事人的原话或者借用他人之语的形式出现，既有助于提高新闻的真实性，同时增加了报道的感染力。在《民兵英雄路五小》(1944年8月21日)中在提到路五小团结群众、受民兵爱戴时引用了他的原话，“他说：‘民兵和我的亲兄弟一样亲，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共生死的’‘为群众而死，我是光荣的！’”真实形象地展现了英雄形象团结群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有时也会借用群众的语言，“路队长平时像姑娘，打仗像老虎”，形象地塑造了民兵英雄路玉小的机智英勇、果敢利落。

动作描写也是民兵英雄人物报道塑造人物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通过记叙人物的行为动作彰显其的个性和精神气质。《兴县各区民兵英雄大批涌现》(1944年11月18日)一文中描写兴县民兵英雄在打击敌寇“扫荡”中，“模范民兵刘三儿一面指挥民兵准备战斗，一面在村中埋地雷，刘三儿听到枪声，火速上地指挥民兵射击敌人，当即打倒了一个。”敌寇在蔡家崖、后沟袭击时，被民兵英雄李喜定、李彦华埋下的地雷炸死伤数十名。“李喜定民兵，乘敌混乱的时候，连接向敌投掷手榴弹数个，吓得鬼子狼狈拖尸逃窜。”[4]86一系列的动作描写体现民兵人物英勇无畏、骁勇善战、拼死抵抗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风貌。这样的描写在《抗战日报》英雄人物报道中比比皆是。

(二)多种叙述视角，人物报道更具表现力

在新闻报道中，不同的叙事视角决定了文本所营造的氛围和接受者感受方式的不同。学者曾庆香把新闻叙事视角的分为8类，即编辑的全知视角、中性的全知视角、戏剧方式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第三人称证人视角、不定式当事人视角、多重式当事人视角[5]66-72。依据以上理论，《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的叙事视角主要以第三人称见证人的叙事视角为主，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第二人称视角鲜少出现。

第三人称见证人的叙事视角是《抗战日报》民兵英雄人物报道中最常见的叙事方式。有47篇采用这种叙事视角。如在《民兵英雄翟白小村 战斗生产坚强有力》(1944年8月22日)一文中写到，“民兵英雄翟白小同志领导的村子，劳力武力结合得很好，生产、战斗都极其坚强有力，他们的变工队、自行队和读报组，在组织上都是统一的，平时民兵除积极生产外，经常清查户口、盘查行人，游击小组到敌据点周围活动，自行队负责放哨、监视敌人，以及负责运输等。”这段报道中，记者客观叙述了民兵英雄翟白小劳武结合，生产、战斗两不误，其中没有主观感情色彩，没有形容词副词，将文本意义的阐释权都交给了受众。

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只有1篇，是事件的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故事。《十个民兵打了四百敌人 保德民兵英雄张有才谈》(1945年1月27日)中写道，“我们原来约定，山上一开枪，地下就拉地雷，谁知我们打了好几枪，鬼子都乱成一团，跑到河底来了，却不见地雷爆炸。原来我们的拉线，给敌人的骑兵踩结实了，又遇湿土，早上天气冷，冻了。我们拉雷的人，手都勒出血来了，还拉不动，两人又用力一拉，绳子断了。”这段报道通过民兵英雄张有才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来记录，给受众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大提升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悼民兵英雄郝还喜》(1945年6月4日)塑造破击英雄郝还喜时采用了第二人称视角。“从十六岁起，你就伴随着边区的子弟民兵在沦陷区对敌不断进行破击战，……几年来，你作战三十余次，收回电线两千余斤，毁敌桥梁三十余座……谁不知道你这破击英雄呢。”在这段报道中“你”的频频出现颠覆了新闻报道的风格，使得受众有种听故事的感觉，大大地提高了新闻的可接受性和趣味性。

(三)用数字增强说服力，在对比中增强感染力

通常在新闻写作中，新闻表现手法是由传播目标和预期的传播效果所决定的。列数字既可以清晰明了地说明事物特征，也能方便受众的感知和理解。在《抗战日报》民兵英雄报道中，用数字来报道战斗结果，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在1943年11月4日头版社论《八分区反扫荡中 民兵英雄大显身手》中写到崔三娃中队的战斗成果时，“总计此次战绩：崔三娃的中队共毙伤敌兵十六名，洋马二匹，机步枪二支，马一匹。这胜利的消息传出后，交西人民兴奋异常，纷纷前来慰问，捐出大批物品慰劳。白玉春先生特捐出农钞三千元，作为崔三娃民兵中队买弹药之用，张士清捐出了绵羊一只以慰劳民兵。”这一组数字将民兵的战斗成果具象展现出来，同时也把民兵和群众之间和谐共处、互帮互助的温馨画面描绘出来。这样的例子在民兵英雄报道中数不胜数。

《抗战日报》在塑造民兵英雄人物时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把明显有差异和对立的双方放置在一起进行对比。《抗战日报》中塑造的很多民兵英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过去家境贫寒、受尽欺凌，后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通过这种对比，体现出只有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走出水深火热。或者通过对比敌我双方的士气、作战方法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等昭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以鼓舞民心。用民兵的“机敏”衬托鬼子的“怕死”，用敌人的“损失惨重”凸显民兵的“战绩”。 在《六分区第一民兵英雄赵尚高》(1944年4月13日)中写到民兵英雄赵尚高，“由于他的民兵分队保护了群众利益，帮助群众挖山药窖、莜麦窖，以及纪律严格，所以大家都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者民兵。去年四月间敌寇抓住了他村三十多个民兵，打着问他们谁是民兵，他们都说民兵跟游击队一块走了，没有一个说出真话。”这段报道中，民兵和敌寇对待群众的态度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直接反映出谁在为人民服务，间接地表达对民兵及党的肯定与赞美。

(四)通俗易懂的报道语言，满足受众需求

毛泽东在谈到新闻工作时要求报刊的报道宣传语言方式和内容符合群众的阅读习惯，“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6]175。《抗战日报》在整风运动后基本形成“群众办报”的局面，报纸既要为“群众服务”，还要以“群众形式” 报道“群众内容”。因此《抗战日报》的民兵英雄人物报道语言浅白流畅、通俗易懂，对于边区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而言更易于接受。

在具体的报道中多用短句直白、浅显地描写战斗或生产情况。如《民兵英雄郭广存连续四次袭入羊圈岭》(1944年11月16日)中，“十三日，敌十余人带机枪掷弹筒出发报复，在某村抢劫骡子一头、牛一头、马三头，我民兵打下敌军用犬一支，晚间民兵又摸入敌据点内，从汉奸刘某家里夺回骡子一头、马二头来交还群众。”该报道浅显易懂、生动还原了郭广存带领民兵在据点的战斗场景，读起来生动活泼。

为迎合晋绥边区群众的阅读习惯，报道中经常使用方言、顺口溜、歌谣等地方俚语。这些群众语言高度凝练，使报道体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在《十个民兵打了四百敌人》(1945年9月19)中描写地形复杂、不易通过时，用了“窄坡坡”“贵贱走不过去”，最后民兵“挖下壕子”“把引线拉在沟里”，这些方言更形象、更直观、更亲切。在熬硝中，扫了硝，费了柴，却一无所成，引起群众的不满，抱怨道“这是埋人啊！”以此反映开始熬硝时情绪不高的问题。后来在民兵英雄王炳元的带动下熬硝成功后群众的积极性高涨。这样的报道受众更易于理解所要传达的意思，也更容易被报道中的声音所感染，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三、民兵英雄人物报道的效果

(一)发挥政治宣传功能，扩大舆论效果

在战争特殊背景下，除了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之外，宣传战线对党维护政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一文中所言，“公众憎恨的目标必须是清晰而明确的，战争的起因只能是敌人的贪婪。……就需要给投入战争的人们一种胜利形态的明确描述。”[7]49抗日战争是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在宣传层面，人民的利益自然与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英雄人物报道对引导舆论有着特别的意义，通过塑造与宣传英雄人物，在战时宣传中更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

民兵最大的特点就是战斗与生产相结合，这对根据地的建设和民兵工作的普遍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号召边区人民学习张初元，反映在党报上就是一个个劳模的塑造与宣传。《抗战日报》通过报道宣传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的英雄事迹，增加了民众对党的政策的了解与信任。这些民兵英雄也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追求进步的榜样，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保卫胜利果实的队伍当中。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塑造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对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巩固执政基础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实现“自力更生”

1943年为了克服抗战重重困难，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建设边区”。晋西北根据地采取了多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加强英雄模范的宣传。《抗战日报》宣传报道民兵英雄，将他们的事迹传播给群众，推广了劳武结合的有效办法，既保卫与建设了根据地，同时也带动了边区经济发展，改善了民兵、群众的生活状况。

晋绥边区推行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后，涌现出一大批的民兵英雄，边区的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到1944年12月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时，参加互助合作的劳动力达到了37%。军民开荒生产解决了吃穿用度的2/3，工业产值比1943年增长了43%。尤其是民兵军火生产，通过民兵和群众的集体智慧，土枪、土掷弹筒、榆木大炮、自制的来复枪，各种铁、磁、石头、瓷碗都被用来做了地雷，完全实现了“军火自给”[8]31。再加上“抢夺”敌人的粮食、破击敌人的设备，基本解决了边区广大人民的衣食需求，实现了自力更生的目标。

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兵英雄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初创劳武结合实践的张初元、边区的第一块“军火田”的开垦者邢四娃、破击战中成绩卓越的郝还喜等，他们对于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用武力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了根据地经济的问题，不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也使得根据地政权从绝境中得以复苏，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三)促进群众提高思想认识，享受文化生活

晋西北学校极少，文盲占到了90%以上，有些村庄甚至百分之百的文盲。面对这样现状，党报要发挥其大规模的的宣传作用，仅仅依靠读报组、冬学运动、发展工农兵通讯员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几个、几十个群众熟悉的先进人物引领前行。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张初元作为农会干部，白天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晚上查岗放哨，参加秘密会议。民兵活动脱离生产，他便实行劳力与武力结合，全村组成了一个“高防”的统一战斗群体，成为晋西北地区学习的榜样。他热爱政府和群众，思想觉悟高，对党的政策自觉地响应落实。《抗战日报》选取了像张初元这样有代表性的民兵英雄加以宣传报道。这些民兵英雄人物事迹是群众所熟知且喜闻乐见的，因此在传颂学习英雄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认识水平。民兵英雄还在带头学习，规劝二流子、神婆等落后分子上，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再加上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读报组、识字组的宣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习和识字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意识到只有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才能真正的享受生活。

事实证明，《抗战日报》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对民兵英雄人物的宣传，不仅提升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识，同时也培育了社会的文化需求，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抗战日报》作为党报，在宣传战线上紧密配合党的重点工作的实施，适时推出具有代表性的民兵英雄人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稳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既感动于民兵英雄的事迹，也被早期晋绥新闻工作者的精神折服，他们为当下英雄形象的宣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随着社会时代的快速发展，群众思想更加复杂，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隐蔽，如何塑造出更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英雄形象，提升党报英雄人物报道的感染力，引起群众的情感共鸣至关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在《抗战日报》这块丰厚的沃土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英雄人物就是时代的重要代表。紧扣时代脉搏，挖掘人物精神的共振点，让英雄人物焕发出光彩，才能让人物报道彰显出大格局。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革命精神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民兵作为人民军队独特的武装力量，始终坚持党的立场，发扬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战斗精神，早已经成为党的精神谱系的一部分。虽然时过多年，但这伟大的民兵精神仍然历久弥新，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和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党同志汲取信仰力量，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难、勇敢向前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继承民兵精神，弘扬民兵的光荣传统，因为他们是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