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羽青，徐 俊

(1.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2.闽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福建 漳州 363000)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毕生都在致力于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把该理论加以修改后用来分析社会问题。弗洛姆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在作品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因此他的学说被视为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一样，弗洛姆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性格由社会塑造，并需要在社会提供的框架内从事一切活动。他说：“人的倾向，最美好亦或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1]7在讨论劳动的时候，弗洛姆同样认为社会存在对人的活动具有强大的决定作用，“简而言之，人必须吃、喝、睡、保护自己免受敌人侵害，等等。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劳动生产。但是，‘劳动’绝非抽象的东西，它总是具体的劳动，即在某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某种特定劳动。”[1]11由于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活动，社会发展必然影响着人的心理。因此，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具有重大意义。弗洛姆的作品不算太多，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有《逃避自由》《人心》《人性》《爱的艺术》《健全的社会》《马克思论人》等几部作品，但几乎每本书都对哲学、社会学、文学和伦理学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结合中国文化建设中“洋为中用”的优秀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考察弗洛姆社会心理学著作在中国传播和接受原因。

一、中国文化的吸纳传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归因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还得益于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自秦汉时期以来，中国同国外持续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交往互动，佛教传入中国、丝绸之路的形成、鉴真东渡日本等就是比较著名的中外交往事件。这些外交活动加强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也促进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佛教从秦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并随着对外交往的深入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佛家思想丰富了中华文化，与之相关的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文化产品也随之大量涌现。到了近代，明清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部分有识之士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向外学习的重要性，他们极力倡导向国外学习，认为只有向外学习才能增强自身实力与国外列强抗衡。清代的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就提到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魏源提倡向外学习的目的是“制夷”，但其前提却必先“师夷”——向国外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强大自身。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向外学习的传统得到了加强。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所作的“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建设方针。“毛泽东认为，文化发展应该‘海纳百川’，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1)http://news.gmw.cn/2013-12/22/content_9885422.htm.邓小平也曾经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2]43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2)http://cul.china.com.cn/2014-10/31/content_7337881.htm.习总书记的讲话既为未来文艺发展的方向指明了道路，也可看作是对我国文艺繁荣局面的总结。“洋为中用”突出强调“用”字，包含向国外文艺作品批判性学习和借鉴的涵义。对外学习的过程中，国外的许多优秀文化成果被逐渐吸纳进来，丰富着中国已有的文化成果。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就是中国文化建设“洋为中用”策略中吸取的优秀成果之一。

二、中国出版业不断努力

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出版业的努力密不可分。就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弗洛姆的多部作品在中国都有数个译本。其中，《逃避自由》先后由志文出版社(1974年)、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工人出版社(1987年)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出版；《爱的艺术》先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工人出版社(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华夏出版社(1987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2016年)出版；《人心》由福建人民出版(1988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以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2015年)出版；《健全的社会》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上述数据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多家出版社陆续推出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作品，甚至在同一年(如1986年与1987年)有多家出版社推出弗洛姆的同一本著作。这不应该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说明国内数家出版社都在把握社会的动态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做出了惊人相似的预判：这些著作会成为中国社会需要的文化产品。

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弗洛姆的有关著作就在中国陆续出版，但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的结果显示，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20-21世纪之交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这同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当今的速度，社会和经济发展过快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并未显现。然而，出版社却以敏锐的洞察力，准确预见到经济发展中可能会附带的社会问题，继而为推广该理论进行反复努力。在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爱的艺术》一书的“新版译者前言”中，译者李健鸣说“1986年，商务印书馆曾经约我翻译著名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名著《爱的艺术》。”[3]这句话可以显现出版业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出版社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对社会动态做出准确预判的基础上，从国外选取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优秀文化产品，然后聘请合格的译者将这些作品翻译，再由出版社出版后推向市场。由此可见，出版社需要做很多工作后才能把国外的文化产品推向中国市场。从7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社不断做出尝试。虽然有很多次推广并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出版业并未放弃努力。可以说，弗洛姆著作的出版也得益于出版业所做的巨大努力。

三、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事实证明，弗洛姆社会心理学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也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要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倡导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作力，人文主义重视人的主体价值，承认人的优越性，主张人的独立性，强调人的创造能力。”[4]当前，中国社会已经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物质财富快速、大量增加。有人错误地认为，拥有财富就意味能拥有幸福的生活。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种看法太过简单和乐观。事实上，人拥有了更多物质财富，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精神方面的问题。他们越来越困惑，幸福指数也越来越低，“……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带来了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便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精神不够健康、稳定。”[5]4类似自杀等社会问题，从单纯的物质占有方面肯定无法解释，必须深入探究社会人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尽管这是弗洛姆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论，但它对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精神分析经典译丛》(《逃避自由》是其中一本)出版前言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指出“……弗罗姆(弗洛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精神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1]2事实表明，有学者已经在自觉使用弗洛姆的理论来研究社会问题。卞桂平运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的逃避机制来分析“现实语境下的农民工心理冲突”，他指出“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自由难题’及心理冲突，只有在体制、观念等多重视角的协同整合中才能真正确立他们‘积极的自由’状态，从而促进个体‘自我’的实现，不断展示自身的个性和挖掘内在的潜能。”[6]尽管中国的类似问题并不严重，但中国社会必须防微杜渐，做到未雨绸缪，方能积极消除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可以说，弗洛姆社会心理学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也迎合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迫切需要。

四、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

弗洛姆社会心理学著作的出版也源自中国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如前所述，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向外国学习的传统。这种学习不仅是经济和科技层面上的学习，也有文化上批判性的借鉴。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不仅为解决心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也为中国研究外国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多可能。社会发展的痕迹会在文化中，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二战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然而，与社会发展相关的人的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自杀、酗酒、暴力等事件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往往会反映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研究者发现，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的心理问题相关。现有理论如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能帮助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但不能深入洞察人物内心的活动，更无法解释社会发展对人心理造成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部分程度上能够用来分析人物心理，然而却无法解释不同社会阶层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因此，与之相关的理论必须被吸收。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恰恰迎合了这种需要。

弗洛姆相关著作在中国出版后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种情况进入21世纪后更加明显。中国知网搜索到的数据表明，随着弗洛姆的作品在中国的不断推广，其理论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知网收录的文献来看，以“弗洛姆”或“弗罗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2 783条检索结果。结果显示，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关注都与其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有密切关系。总体来说，对弗洛姆理论的关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引进到1985年，以“弗洛姆”或“弗罗姆”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显示，单年引用其作品最多的年份为1980年(16条)，这一阶段总引用量共计63条。第二阶段为1986年-2000年，这一期间，弗洛姆的著作被在不同年份被发行数次，其中《逃避自由》被出版4次，《爱的艺术》被出版5次，《人心》和《健全的社会》被出版各2次。经过出版社如此密集的出版，弗洛姆作品的引用率大幅攀升，单年引用最多的年份为1997年(45条)，这一阶段引用条目共计415条。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三个条件推动了弗洛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发展带来的心理问题在全世界愈加凸显、各国文学作品中与社会心理相关的作品显著增多、出版社再次推出弗洛姆的作品。这一阶段单年引用弗洛姆作品最多的年份为2017年(161条)，这一阶段总引用数为2073条(2021年为知网预估篇数)。搜索结果显示，引用弗洛姆作品的研究者作者几乎来自学术界的各个阶层，有普通教师，有在读硕士和博士生，也有著名的教授专家。从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的结果显示，弗洛姆的学说因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而被广泛接受，传播结果也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局面。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弗洛姆社会心理学著作的出版既响应了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洋为中用”的号召，也迎合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中国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的典型例证，更表明中国社会愿意以积极的心态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由于弗洛姆著作兼具心理分析和社会问题分析的优势，它们在中国的出版必然可以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出版业抓住历史时机，恰逢其时地引入弗洛姆的著作，推动了中国文化繁荣发展，也体现了出版业愿意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努力。总之，弗洛姆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主观努力和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