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皓苓 杨淑萍

摘   要：文章基于HistCite和VOSviewer文献计量工具，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5716篇论文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以明晰该领域的研究概况。研究发现：全球校园欺凌研究经历了起步期、缓慢成长期、快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涉及心理学、行为科学多个学科领域，呈现出多学科交融与跨学科研究的特征;美国在该领域具有绝对的学术话语权，以北卡罗来纳大学多萝西·埃斯佩莱奇等为代表的学者在该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校园欺凌研究的重点有内涵本质、行为特征探讨，校园欺凌卷入与儿童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及欺凌预防与干预，网络欺凌研究与欺凌预防和干预项目有效性评价。

关键词：校园欺凌 能量分布 演进脉络 HistCite VOSviewer

校园欺凌（school bullying），是指个人或团体意图对他人反复实施的攻击行为，并且受害者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具有三个典型特征：蓄意伤害、行为重复、双方力量失衡[1]。校园欺凌的形式既可能是直接的，如击打、威胁、辱骂等，也可能是间接的，如传播谣言、社交排斥等。校园欺凌对欺凌卷入者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学业成就等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校园欺凌呈现较高的流行态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约有1/3的学生至少遭遇一次校园欺凌，其中约33%是肢体欺凌[2]。20世纪70年代初，挪威学者丹·奥维斯（Dan A. Olweus）率先展开了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并奠定了校园欺凌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此后近40年间，学界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际校园欺凌研究成果進行系统梳理，为我国学者从宏观上了解该领域研究的概况格局和演进脉络提供参考。

一、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检索的全面性和多样性，本文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子集（SCI-EX-PANDED、SSCI和A&HCI三个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school bullying”或者 “campus bullying”为检索词对WoS进行主题检索，不限制文献的时间跨度，选取文献类型为“Article”（论文）和“Review”（文献综述），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12月3日，共得到5716条文献题录信息，其中论文5467篇、文献综述249篇。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文献计量分析是一种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定量描述、评价和预测学术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3]。本文借助由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博士等人开发的HistCite软件和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尼斯扬·凡艾克（Nees Jan van Eck）等人开发的VOSviewer软件对相应文献的发文趋势、期刊与所涉学科、国家/地区与机构、学者分布四个外部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并对该领域研究的演进脉络进行系统梳理。

二、研究过程

（一）国际校园欺凌研究能量分布

1.发文趋势特征

本文统计了校园欺凌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以直观反映全球校园欺凌研究发文的整体趋势，进而了解和把握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图1可以看出，1984—2020年全球校园欺凌研究的发文量（2021年提前出版于2020年的5篇文章暂不作统计）总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期（1984—1999年），该阶段文献产出量少，某些年份甚至没有文献产出，说明校园欺凌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第二阶段为缓慢成长期（2000—2005年），该阶段的文献数量开始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但年发文量并未突破100篇，这表明校园欺凌作为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学界的关注;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期（2006—2014年），此阶段文献数量快速上升，呈现规模化研究的态势，校园欺凌迅速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同时许多重要的理论与方法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第四阶段为成熟期（2015—2020年），此阶段发文量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年发文量保持在400～500篇，校园欺凌研究进入成熟期。依据当前趋势，校园欺凌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研究选题。

2.期刊与所涉学科分布特征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按照期刊发文量由高到低的排序，可将相关期刊分为核心区期刊、相关区期刊和非相关区期刊。核心区期刊数量可依据布拉德福计算方法计算出来，即r0=2ln（eE×Y），其中r0为核心区期刊数量，E为欧拉系数（E=0.5772），Y为最大发文量期刊的载文量[4]。经计算r0=2ln（1.7818×134）≈10.95，由此认为在校园欺凌领域研究中，发文量排在前11位的期刊处于核心区（共发文1101篇，占比19.26%，见表1）。其中，《攻击行为》的发文量、被引频次都高居榜首，该刊是国际攻击行为研究学会会刊，其主要关注公开性或隐蔽性攻击行为的潜在影响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或（和）行为后果等。发文量排在第二位的期刊是《国际学校心理学》，该刊聚焦于世界各地区校园和社区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支持服务等。《青少年健康杂志》是该领域核心区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青少年健康与医学会会刊，其研究涉及基础生物学、行为科学、公共卫生和政策等多个学科领域。总之，从核心区期刊所涉及的学科情况来看，校园欺凌研究并未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还涉及行为科学、犯罪学与刑法学、社会学、卫生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这表明校园欺凌领域的研究呈现多样化和交叉性发展的态势。

3.国家/地区与机构分布特征

经统计，全球总共有99个国家/地区进行校园欺凌领域的相关研究，但各国/地区的研究力量分布不均，主要力量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从表2中的发文量可以看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班牙是校园欺凌研究成果产出排名前5的国家。从TLCS值来看，美国、英国、加拿大、芬兰和澳大利亚是校园欺凌研究学术影响力排在前5的国家。综合来看，美国在校园欺凌研究领域居于世界核心地位，具有绝对的学术话语权。从具体研究机构来看，芬兰图尔库大学（118篇）、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11篇）、荷兰格罗宁根大学（77篇）、瑞典林雪平大学（73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72篇）位列校园欺凌研究成果产出的前5位，这些高校汇集了一批专门从事校园欺凌研究的知名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在校园欺凌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处于全球第10位，表明中国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26篇）、香港城市大学（25篇）、中南大学（15篇）、中国人民大学（15篇）、香港大学（15篇）是排名前5位的中国发文机构。

4.学者分布特征

表3呈现了发文量排名前10位校园欺凌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这些学者来自美国、芬兰、英国、瑞典、荷兰、意大利。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发文量还是被引频次上，排在前三位的学者都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多萝西·埃斯佩莱奇（Dorothy L. Espelage）、芬兰图尔库大学的克里斯蒂娜·萨尔米瓦利（Christina Salmivalli）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彼得·史密斯（Peter K. Smith），表明这三人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校园欺凌领域研究的顶尖学者。埃斯佩莱奇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预防科学、欺凌的校本干预和社会情感学习干预、约会暴力等，她非常重视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实践的转化，在美国领导了多项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干预项目;萨尔米瓦利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同伴关系、欺凌的预防与干预等，她主持的KiVa项目是国际上最著名、使用范围最广、效果最好的校园欺凌干预项目之一，被许多国家借鉴和运用;作为校园欺凌研究起步较早的学者，史密斯教授长期从事校园欺凌的东西方跨文化比较研究和校园欺凌的预防干预工作，由他领导的谢菲尔德校园欺凌干预项目（1991—1993年）是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项目之一。从表3中还可以发现，近年来该领域出现了如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金俊洪（Jun Sung Hong）、瑞典林雪平大学的罗伯特·托恩贝里（Robert Thornberg）等后起之秀，他们主要基于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专业视角对校园欺凌的形成机制、预防与干预策略等进行系统性研究。

为了解全球校园欺凌研究领域的科研合作程度，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群体及其分布特征，本文对校园欺凌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关系进行了分析。由VOSviewer生成发文量大于等于13篇的高产作者节点，其中每个节点至少与其他任意一个节点相连。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节点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共有11个类团60位作者，本文简要介绍规模较大的前7个类团（见图2）。类团1是最大的类团，共有10位作者。史密斯教授是该类团的核心高产作者，其与迈克尔·博尔顿（Michael J. Boulton，切斯特大学）、肯·里格比（Ken Rigby，南澳大学）等高产作者有直接合作关系，该类团还包括谢里·鲍曼（Sheri Bauman，亚利桑那大学）、克里斯蒂安娜·斯皮尔（Christiane Spiel，维也纳大学）等学者;类团2以图尔库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包括图尔库大学的萨尔米瓦利、埃莉萨·波斯基帕尔塔（Elisa Poskiparta）和格罗宁根大学的勒内·文斯特拉（René Veenstra）等学者;类团3的学者来源分布较为分散，包括特雷西·维兰科特（Tracy Vaillancourt，渥太华大学）、安托尼斯·西莱森（Antonius H. Cillessen，拉德堡德大学）、费伊·米什娜（Faye Mishna，多伦多大学）等学者;类团4是以埃斯佩莱奇和金俊洪为核心的一批美国学者;类团5主要由来自华威大学的迪特·沃尔克（Dieter Wolke）、伦敦国王学院的路易斯·阿瑟诺（Louise Arseneault）和魁北克大学的玛拉·布伦根（Mara Brendgen）等英国和加拿大学者组成;类团6主要以剑桥大学和科尔多瓦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成员包括剑桥大学的玛丽雅·托非（Maria M. Ttofi）、大卫·法林顿（David P. Farrington）和科尔多瓦大学的伊扎贝拉·齐奇（Izabela Zych）等学者;类团7的成员全部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包括陈利铭（Chen Li-Ming，台湾中山大学）、魏希圣（Wei His-Sheng，台北大学）、颜正芳（Yen Cheng-Fang，高雄医学大学）、胡慧芳（Hu Huei-Fan，台南市立医院）和陈季康（Chen Ji-Kang，香港中文大学）等学者。从总体上看，类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同时类团之间的合作也普遍存在，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学者间的學术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校园欺凌领域的知识共享和研究成果产出。

（二）国际校园欺凌研究演进脉络

HistCite可以在分析文献引用关系的基础上生成引文编年图，从而观察某一研究领域主题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继承关系[5]。本文利用HistCite软件，选取本地被引频次（LCS）最高的35篇论文，生成校园欺凌领域文献的引文编年图（见图3）。

在引文编年图中，每一个圆圈代表一篇文献，圆圈面积越大代表该文献LCS值越高。圆圈中的数字代表该文献在HistCite软件中的序号，圆圈之间的连线代表两篇文献存在引证关系，箭头所指即为被引用。从该网络图中可以看出，校园欺凌研究的主题总体联系比较密切，同时存在较强的相互引证关系。按照文献发表时间和文献引证关系，本文将校园欺凌研究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984—1996年。1991年以前文献节点显示空白，表示这之前没有出现高被引论文。最早的节点文献是发表于1991年的文献6《澳大利亚学生的欺凌行为及其对受害者的态度》（Bullying among Australian School-children-reported Behavior and Attitudes Toward Victims）。该文通过对澳大利亚部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调查，探讨了在校学生的受欺凌率及其对欺凌受害者的态度[6]。文献7是英国学者博尔顿与克里·安德伍德（Kerry Underwood）1992年发表的《中学生欺凌/受害问题》（Bully/victim Problems among Middle School-Children），文章基于奥维斯儿童自我报告欺凌量表，介绍了英国中学校园欺凌的基本概况[7]。1994年，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校园欺凌者与受害者在行为稳定性、自我认知能力、同伴接纳与拒绝上的差异性（文献31）[8]。1993—1996年，文献7还出现了另外2个引证节点文献，分别是文献15和46，其中文献15的研究主题聚焦于校园欺凌的本质与中学生校园欺凌发生率[9]，文献46将校园欺凌视为一种群体行为，并使用同伴提名的方法详细区分欺凌中不同参与者（包括欺凌者、受害者、援助者、强化者、局外人和保护者）的角色及其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地位[10]。文献33是对基于全校的欺凌干预项目的介绍和初步推广[11]。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基本处于校园欺凌研究的起步期，对校园欺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内涵本质、行为特征、形成机理等理论层面的探讨。

1997—2006年。这一阶段的高被引文献逐渐增多，其中文献213是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托尼亚·南塞尔（Tonja R. Nansel）等人发表的《美国青少年的欺凌行为：发生率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该文是本地引用量最高的文献，因此可以认为其是校园欺凌研究历程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文章系统考察了美国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并着重探讨了校园欺凌对欺凌者与受害者的问题行为、学校适应、社会/情感适应等心理社会适应发展的影响[12]。同样，引证节点文献170、211、227、361、413、469等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校园欺凌对受害者或欺凌者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例如，文献170运用元分析方法对以往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合，得出了同伴侵害与各种适应不良（抑郁、孤独、广泛性焦虑、社会焦虑等）之间关系的平均效应[13];文献227、413将校园欺凌置于流行病学的学科研究视域之下，其中文献227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评估了同伴侵害因素与青少年情绪问题发生的关联强度[14]，文献413运用横断面研究方法探讨了校园欺凌对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影响在不同国家间的异同[15];文献361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学生，探讨校园欺凌对少数族裔青少年幸福感和适应能力的影响机制[16]。文献291是一篇导读性质的文章，涉及同伴生态对欺凌的影响、纵向追踪方法在欺凌研究中的应用、校园氛围对欺凌行为发生的影响、基于全校的欺凌预防项目的实施、欺凌治理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探讨等内容[17]。这一阶段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参与到校园欺凌的研究中，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对校园欺凌卷入与儿童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探讨成为研究重点，同时也涉及到对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干预研究。

200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高被引文献大量涌现，其中引证节点文献656、972、1174、1202、1990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校园欺凌对青少年抑郁、焦虑、自杀企图、反社会人格等内化情绪问题的影响。其中，文献1202的研究指出，成为欺凌受害者并非随机事件，受害者的个人特质和家庭环境是重要的预测变量，欺凌行为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这种影响可以持续到青春期后期[18];文献1990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校园欺凌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是直接的、多方面的且持久的，尤其对于既是欺凌者又是受害者的人影响是最坏的[19]。引证节点文献736、809、813、1196、2434是关于网络欺凌（cyber bullying）的相關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网络欺凌这一概念由最初的电子欺凌（electronic bullying）演变而来。其中，文献736的作者罗宾·科瓦尔斯基（Robin M. Kowalski）和苏珊·利姆波（Susan P. Limber）较早地提出这一概念，并调查了中学生网络欺凌的发生率[20];文献809详细区分了包括利用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图片/视频剪辑、即时消息、网站和聊天室等媒介或方式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这突破了以往大多数研究对网络欺凌实施手段和网络欺凌类型的认识[21];文献1196对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异同点，认为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但网络欺凌颠覆了传统欺凌中某些基本的特征和原则[22];文献2434提出运用一般攻击理论模型作为解释网络欺凌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文章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元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欺凌行为的实施与欺凌者的攻击信念和道德推脱的关系最为密切[23]。引证节点文献803、1385涉及对校园欺凌干预项目有效性的评价。其中，文献1385指出，欺凌干预项目的实施强度和持续时间与项目的有效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家长会、严格的纪律约束、加强操场监管等精细化管理措施对于欺凌的预防被证明是更加有效的[24]。此外，文献1707基于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分析了校园欺凌的相关风险因素，包括微系统（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同伴关系、学校归属感和校园氛围），中系统（教师参与），外系统（大众传媒、社区环境），宏系统（文化规范、文化信念、宗教信仰），时间系统（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并对当前欺凌干预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25]。可见，这一阶段校园欺凌研究领域明显扩大，在以往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最显著的就是网络欺凌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主题，与此同时，对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项目有效性的评价也被学者们重视起来。

三、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HistCite和VOSviewer文献计量工具，对WoS数据库收录的、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5716篇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绘制，梳理和总结了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和演进脉络，得出如下结论：从文献的外部特征来看，全球校园欺凌研究在1984—2020年分别经历了起步期、缓慢成长期、快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研究仍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攻击行为》《国际学校心理学》《儿童和青少年服务评论》等期刊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其研究涉及心理学、行为科学、犯罪学、刑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呈现出多学科交融与跨学科研究的特征;校园欺凌的研究力量在空间分布上严重不均，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美国具有很高的学术话语权;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埃斯佩莱奇、芬兰图尔库大学萨尔米瓦利和英国伦敦大学史密斯等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从校园欺凌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1996年以前，学界主要是对校园欺凌的内涵本质、行为特征等理论层面进行探讨;1997—2006年，校园欺凌卷入与儿童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之关系及欺凌的预防与干预成为研究重点;2007年至今，校园欺凌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网络欺凌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对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项目有效性的评价逐渐受到重视。

注釋：

①HistCite软件涉及的重要参数指标包括：本地引用总频次（Total Local Citation Score，TLCS），表示期刊、国家/地区、作者所发表文献在本文献集中的总被引频次;引用总频次（Total Global Citation Score，TGCS），表示本文献集中期刊、国家/地区、作者所发表文献在整个WoS数据库中的总被引频次。一般来说，相比于TGCS，TLCS更能反映某一文献在特定领域的影响力。此外，表中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指的是期刊2019年影响因子。

②由于作者节点相互叠加，图中出现部分作者姓名未显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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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辑 朱婷婷   校对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