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戴志勇

不少人都有欺负同学或被同学欺负的经历。这种欺负，从被排挤出圈子外，语言侮辱，以至动手打人，用香烟烫，扒光衣服上传到网络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案例，手段之残忍，令人怀疑施害学生的心理已到了极度扭曲的地步。最严重的，是致人死亡。最新一则相关消息，是广西15岁少年被昔日小学同学殴打致死后，给打人者递钢管的“(前)防暴队员”因“批捕程序在8月5日未通过检察机关审查，两人如今已被取保候审”。

学生与学生间的暴力行为，是全球问题。2015年日本政府《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显示，被调查者中，6年间没有受过欺侮的比例只占13%，没有欺侮过他人的比例也不超过12.7%。半数左右的小学生受到过欺侮，近四成儿童受他人欺侮或欺侮他人的经历均超过6次。

日本用具体翔实的调查数据，点出了校园暴力的严重性。他们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国家层面应对校园暴力。2011年，因一名初二男生不堪忍受校园暴力自杀身亡，2013年国会通过了“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以法律应对，对校园欺凌说不。韩国、挪威、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都有明确立法指引对学生间暴力问题的系统预防与解决。

在中国，校园暴力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但迄今并没有专门法律对此提供解决规范。一些学校、教师甚至家长对此的看法是：同学之间，打打闹闹，小矛盾难免，不出大问题就好。

善意地分析，这些人对校园暴力之所以如此宽容，一是由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二是因为成人社会对青少年总体上倾向于善意判断。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面，另一个面相，就是教育者与监护者们没有充分意识到：青少年的确处于情绪与理性的成长期，很多时候，还没有学会怎么去把控自己的情绪。容易因为各种小事，造成程度不一甚至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宽容变纵容，问题日趋严重。

而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参照的只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少数很笼统的法律，一般由学校或派出所协调家长解决。即使对造成严重伤害的施害者，依照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六周岁的，若非杀人、强奸、投毒等罪行，一般不予刑事处罚，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即便这种“教养”，由于跟进措施不足，也往往沦为具文。

带来的严重后果有两个，一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倾向于施害者，未成年受害者的正义，反倒被更严重地损害。最新案例是：广西13岁少年连杀8岁、7岁、4岁的三姐弟，却只是被送去收容教养三年；二是无论家长、教师还是学校，面对这类事，都认为只是“小孩子闹矛盾打架而已”，不理解少年之间怨恨与暴力的严重性，没有被校园暴力所震醒。面对严重的青少年暴力，成人世界需要警醒。

2016年5月，江苏4名女生因为对同学施暴被判刑，被称为校园暴力的“首刑”。给国人带来更大冲击的，是2015年几名在美国念高中的中国学生因对同为留学生的同学施暴，而领了最高达13年的刑期。

惩戒学生的主观恶意行为，与充分激发学生的善端，不仅是教育者的责任，也不仅是行政部门的“专项治理”通知所能解决，解决校园暴力，急需法律的系统介入。